今年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和皖南事变70周年的年度。回顾国共两党在90年的岁月里，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既有正面战场抗日的一面，也有在若干时段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近期有些媒体和学者不辩是非，不明事理，对皖南事变的起因、过程和结果作了错误的叙述和评价，使得皖南事变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本文力图还原皖南事变真相，以此汲取经验教训，以利于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皖南事变的基本史实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利用其执政地位，挥舞政令、军令大棒，秘密调集重兵，于1941年1月，在安徽省泾县茂林以东山区，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部队进行大举围攻，残杀抗日有功将士，造成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驻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共9000余人，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命向长江以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第3战区第32集团军上官云相部8万余人围攻，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覆没，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变分子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有的学者认为是八路军、新四军发动了苏北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从主观上讲，则是由于中共对形势判断的过于乐观和皖南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需要指出的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项英，1922年入党，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在刘少奇之前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工农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在朱德之前担任过中革军委主席，在毛泽东之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红军长征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坚持和指挥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的主要创建人。项英在政治上是坚定的，得到中央的高度信任，在新四军中起领导核心作用。他对皖南事变确实负有责任，但客观地讲，不是负“主要责任”和“重大责任”。皖南事变的教训极其深刻，有些模糊的史实和认识，要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勇于正本清源。

　　皖南事变的发生，根源在于国民党蓄意制造、精心策划的反共阴谋，曹甸战役只不过是导火线

　　（一）在抗日战争中限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是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延续。1937年夏，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危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终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老对手带到了守土抗战的同一条船上，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各自的政策，达成统一合作协议，共渡劫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节节阻敌，八路军和新四军则迅速开赴敌后作战，配合正面战场。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依存，分别牵制着大量日军，使日本侵略者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新四军也屡有嘉勉，正如陈毅所说：“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但是，对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共武装，蒋介石始终心存忌惮，不断谋划对策，不仅纵容一部分顽固反共势力制造磨擦，而且积极筹划和鼓动更大规模的反共行动。蒋介石当初同意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是形势所逼，大势所趋。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用蒋介石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寻机吃掉共产党。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答应“以领袖人格作担保”，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提出的六项条件，与中共和谈共同抗日；一方面秘密致电西北“二马”（马步青、马步芳）加快行动，利用和谈之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最终导致西路军2.18万人在河西走廊几近全军覆灭。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一方面承认“和平统一”，同意国共合作；一方面仍强调要“根绝赤祸”，责令中共“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而实际情况是，抗战一年多以来中共武装深入敌后，如鱼得水，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迅速壮大，这是蒋介石始料未及，无论如何都不甘心的。于是，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决定成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此后，国民党中央及其各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反共密件，这些文件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口号下，力图利用其执政地位，对中共进行防范、限制、排斥甚至打击。这些文件经由国民党内部军政系统转发至各县。

蒋介石饬令“加紧努力，切实执行”，“纵因此而发生磨擦亦因无所避忌”。于是就出现了深县惨案、博山惨案、平江惨案、鄂东惨案、确山（竹沟）惨案、陇东事件、晋西事变等一连串由国民党方面挑起的针对中共及其武装的流血事件。1939年10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将其方针从“政治限共”转向“军事限共”，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抗日根据地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从而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图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敌后的控制权。对此，中共中央明确表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首当其冲的是陕甘宁边区。1939年12月，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纠集地方反共势力，首先在边区西部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直接威胁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八路军第359旅由雁北进驻绥德，控制了该地区。山西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另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首先调集重兵围攻驻守晋西的决死队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与此同时，阎、蒋部队联合进攻晋东南的决死队第1、第3纵队和八路军，摧毁沁水、阳城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随后，阎锡山又在晋西北向决死队第4纵队和暂编第1师进攻。以上军事行动，大大压缩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后来，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第129师第385、第386旅等部队集中力量打击阎锡山，巩固了太南、太岳根据地。太行山地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又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初，国民党军第97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向平汉路以西的中共武装大举进攻，破坏抗日政权；第69军石友三部1.7万余人，在冀南、冀鲁豫地区进攻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

1940年2月，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再次从平汉路东西两侧向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其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八路军第129师被迫自卫还击，于3月间先后发动冀南战役和卫东战役，歼灭石友三军大部。3月5日，又消灭朱怀冰军部及其主力2个师大部。与此同时，华中新四军也受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和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的压迫和进攻。1940年夏， 由于中共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方针，击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八路军在华北已经巩固的事实，开始将磨擦重心从华北转向华中，由进攻八路军转向进攻新四军，掀起了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告一段落。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表示要在“两年之中”解决中国命运问题，又说“今后的命运全在于内政”。这里的“内政”，即为反共。这是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信号和舆论准备。年中，蒋介石密谋进袭延安，集中了60万兵力分9路开始部署进攻，但后来在国内外各种正义力量的一片反对声中夭折。但蒋介石灭共之心不死。之后，胡宗南30万大军依然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在正面战场兵力严重不足时仍不投入抗日前线。

（二）国民党自始至终处心积虑要瓦解和消灭心头之患新四军。新四军的前身是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继续留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全国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将南方各省（琼崖地区除外）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长江两岸的游击战争，相继建立了苏南、皖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等抗日根据地，并先后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江南指挥部。

　　到1939年底1940年初，新四军已基本上完成了在大江南北进行战略布局的任务。新四军成立之初，国民党看新四军比较弱小，将主要力量用以对付在北方的八路军，对新四军主要是政治上的腐蚀拉拢和军事上的限制、压迫，软硬兼施，企图瓦解和搞垮这支部队。另一方面，为了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国民党将新四军活动区域划定在长江以南，芜湖、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镇江之线以西，东西仅100余公里、南北约50公里的沿江狭长地带，限令新四军不准越界。

　　1940年初，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也加紧在华中对新四军的武装磨擦。3月，蒋介石命令新四军将所有在长江以北执行抗日任务的部队一律开到江南之南京、芜湖一带与日军作战，企图将新四军完全孤立于江南狭小地域，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华中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同时命令韩德勤、李品仙向江北新四军第4、第5支队进攻，企图造成对新四军东西夹攻的形势。中共坚决拒绝了蒋介石要江北部队南调的命令，相反要求将江南部队北调。为打破韩、李的联合进攻，新四军根据中央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淮南路（田家庵至裕溪口的铁路）为界，在路西对桂系主力避让，而坚决控制路东。

　　3月中旬，新四军分别在皖东定远和半塔集进行自卫作战，击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与华北八路军一起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国民党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到华中的新四军。而此时的新四军已发展到5万余人，活跃在长江两岸的豫、皖、苏广大区域，展开于南京、上海、武汉、徐州、开封等中心城市外围。而这一区域内日伪力量、国民党力量和共产党力量纵横交错，日伪和国民党力量占优势。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向来把江浙皖作为自己的腹地，这里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众多，抗战胜利后，谁占有这块土地，谁就拥有了打天下的本钱。因此，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新四军必然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0年5月，国民党军制定了3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以第3战区顾祝同部进攻皖南、苏南部队，以韩德勤部进攻苏北部队和皖东第5支队，以李品仙部进攻第4支队。6月，当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向溧（水）武（进）路以北开进时，第2游击区冷欣部以重兵尾追北进，并派兵楔入茅山根据地。新四军被迫自卫，取得西塔山战斗的胜利，巩固了苏南抗日根据地。接着，国民党又企图逼令华中（包括江南）所有新四军、八路军一律限期撤到黄河以北，再凭借黄河天险，堵塞归路，借日军之手将其消灭。

　　7月16日，国民党提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其主要内容是：“（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18县），改称为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二）划定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

　　（三）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1个月后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第18集团军准编为3个军6个师，3个补充团，另再增2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2个师”。“提示案”规定，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调赴上述指定地区后，不得在原驻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不得变更名义，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不得借抗日民众力量为掩护，留置秘密武装在原地活动，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越出界线外；在其他各战区及任何地方，一律不得再有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名义之部队；八路军、新四军除上述所允编制外，要将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用其他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国民党却要通过这个“提示案”，在作战地区、编制数量等方面进一步限制中共武装的发展，将其由当时的50万人左右削减为10万人。解析皖南事变，不能不提这个“提示案”。

　　“提示案”的发出，比皖南事变早了近半年。正是根据这个“提示案”，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包括皖南事变。对此，中共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7月25日，周恩来由重庆回到延安。经中共中央商定，由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一是扩大第2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是按照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队全数发饷；三是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线，分头击敌。周针锋相对地要求扩大中共武装的作战地区，承认其合法地位。同时，为了坚持与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华中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策应与支援新四军，增强华中的抗日力量，命令八路军第2纵队越陇海路南下到达豫皖苏边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南下皖东北。8月，中央决定将上述两个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4、第5纵队。

　　这时，随着国民党在华中反共活动的加剧，坚决、迅速地向苏北敌后发展，建立巩固的苏北根据地，已成为新四军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这既是对国民党“提示案”的反应，也是保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需要。客观地讲，是国民党有言、有令、有行动在先，中共有回答、有反应、有自我保护在后，不能混淆。1940年下半年，蒋介石为了贯彻既定政策，巩固其在苏北的反共阵地，一再严令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等密切合作，不断向抗日根据地进攻。此时，韩调集了26个团共3万余人向姜堰、黄桥地区进攻。而此时苏北新四军只有7000余人，其中战斗部队仅5000余人，形势异常严峻。但为团结韩德勤，新四军主动退出黄桥以北的重镇姜堰。

　　韩不思悔改，于9月30日集中主力1.5万余人向黄桥发起进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果断反击，一举消灭韩的主力1.1万余人。黄桥决战，奠定了苏北根据地的巩固基础，使国民党在华中的反共计划与反共活动受到严重打击。黄桥决战同时证明，是韩德勤纠集“二李”、陈运泰部主动向新四军进攻，新四军打的是黄桥保卫战。新四军不打黄桥之战，难道坐以待毙不成！曹甸战役只是黄桥之战的延伸，没有韩德勤部在黄桥的挑衅，也不会有八路军、新四军在曹甸的乘胜反击，何来中共的“得陇望蜀”？韩德勤部第89军中将军长李守维淹亡和独立第6旅中将旅长翁达兵败自杀，都是在黄桥之战中发生的，是破坏抗日的行动，死有余辜。

　　而有的学者不辩是非，故意模糊史实，说是：“陈毅和粟裕率军攻占了黄桥和姜堰……李守维淹死在八尺沟”。还与其他抗日牺牲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相类比。这两个人怎么能与在对日军作战中牺牲的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其他国民党高级军官相提并论呢！当然，曹甸战役打得不好，客观上给皖南新四军北移造成了困难。国民党把曹甸战役作为报复新四军的一个借口，其实有没有这个借口，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消灭新四军都是既定方针。

（三）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给蒋介石的军事冒险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全国抗战之初，国共两党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但武汉、广州沦陷后，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态度随之发生变化，国共关系由合作为主转向磨擦为主。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重要时期。1940年，德、意、日三国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同英美各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为了牵制日本南进，英美政府加强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如开放滇缅路等），这对国民党亲英美派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和刺激，更增强了其完全依靠英美抗日的幻想。蒋介石认为，“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他在给各战区将领的手令中分析说：“日寇分兵力弱，无力西进，可以放心。

　　只有等候国际局势之转变，期待美英苏的合作，造成最后胜利”。蒋认为日美冲突不可避免，日本将不足为虑。他也把英美对中国的援助作为其在国内外进行政治、军事投机的资本。为了获取美英援助，蒋介石拒绝了胡适等人召回驻德、意大使的建议，决定“对德意暂取静观态度”，以此作为与英美讨价还价的砝码。同时他又指使钱永铭以张群的名义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重开谈判。在给英美造成中国去向未定的印象后，10月中旬蒋介石分别约见了英美驻华大使，要求英美放弃视中国为殖民地之成见，然后才谈合作的事。蒋威胁说，如果英美不能意识到中国陆军在远东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并且不肯放弃成见的话，中国将不得不在两个月内独立推进其“国策”。蒋的“国策”就是与日本妥协，停止抗战。

　　若如此，日本可“减少其一最大威胁之敌国，而竭其人力物力实行南进政策”。蒋当时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为中国抗战寻求较好的外部条件，是可以理解的。但蒋同时将矛头对准与其共同抗日的中共，是完全不顾抗日大局，中共对此也是不得不警惕的。蒋说，国民政府所虑者，惟中共猖獗，“我人至今已不在患日寇敌军之侵略，而患国内经济与社会现状之崩溃”。但如果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则“中共自无所施其技矣”。

　　蒋警告说：如果国民政府垮台，“不惟日本独霸东亚为可虑，而共党起而为患，则于远东将来之影响亦甚足忧也”。此后，蒋介石就利用这一有利国际形势，认为制造磨擦趁机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既不会遭到英美的反对，又可取得日本的默认。遂停止了6月以来的国共谈判，悍然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目标是压迫和削弱八路军和江北新四军，消灭江南新四军，至少要将其全部赶进日军重兵集结、“扫荡”最频繁的华北地区，借日军之手消灭之。绝不是有的学者所述：“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而是双方不断摩擦对抗，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这就有点是非不分。

　　10月19日，国民党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发表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行动，并将国民党“中央提示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令中共武装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10万人向皖东北进攻，第21集团军5万人向皖东进攻，企图配合日军实行夹击，消灭华中新四军、八路军。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险恶用心，严词拒绝其无理要求；但表明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仍同意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过江。

　　（四）曹甸战役只是皖南事变爆发的导火线。有的学者将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看作是对曹甸战役的报复性行动，而没有看到韩德勤对苏中新四军主动进攻在先，曹甸战役在后，这是因果倒置。“提示案”提出后，汤恩伯、李品仙所部13个师压向淮北、皖东根据地，东北军第120师霍守义部已进抵苏北，桂军第138师也过淮南铁路。面对国民党军各路步步进逼，特别是霍部如与韩德勤会合，则对苏北根据地造成极大威胁。面对如此危局，打韩德勤部是苏北新四军不得已而为之的。

　　而且明确要求部队只打曹甸，不打韩德勤盘踞的兴化，意在团结韩德勤继续抗日。苏北新四军这种做法有理、有利、有节，是应该被今人所理解的。当时蒋介石调动军队，企图将新四军全部压到长江以南，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先“剿”灭新四军。而中共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措施，结果新四军江北部队是越“剿”越多，不但没有被压迫南下，其苏南主力反而北上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不但没有被割断，反而联系得更紧了。

　　对新四军江北部队，蒋介石重兵压境，但一下子又难以得逞，只好选择势孤力单的新四军皖南部队，作为首先“剿”灭的对象。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陈粟似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为达到“全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策划。早在1940年4月2日，顾祝同就电告蒋介石：已制订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必要时拟断予以制裁”的三条措施，准备用1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4月5日，蒋介石复电顾祝同：“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可见其剿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布置之早，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和兵力不够用，才未及早下手。

　　7月25日，顾祝同部署“制裁”新四军的计划，并电告蒋介石。12月10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届时“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为加强“围剿”行动的组织指挥，蒋介石、顾祝同专门将反共积极、指挥能力较强的上官云相由江西临川选调到皖南，代替川军系统、能力较弱的第23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担任总指挥。同时抽调大批部队，增加“围剿”兵力。命令已在皖南的第52、第108、第144师及新编第7师第2旅“仅留少数的一部对日军监视守备，抽出主力准备对新四军作战”，又从苏南、浙东、赣东抽出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的第40、第79、第146师开进皖南，密令李品仙：“唯江南之匪，由三战区实施进剿，其必向江北无为一带渡江”，第48军“应准备以主力阻止其渡江，应逐步肃清江北之匪军为要”。企图在长江两岸南北配合、东西夹击，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他们为开脱罪责，事先制造反动舆论，散布谣言：“新四军北移是假，准备要实行三山计划是真”；“假如现在竟有一个军队不服从统帅的命令”，“那就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等。

　　为麻痹新四军，他们还经常发电报给新四军“嘉勉鼓励”，假惺惺答应催请经费粮秣，还故意让新四军先行的勤杂人员和部分物资安然东移北渡。12月29日，上官云相在安徽省宁国县万福村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具体进“剿”部署：以第52、第108师为右翼军，展开于新四军驻地东侧的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向戴家会、三里店、汀潭进攻，尔后向繁昌方面追击；以第40、第144师和新编第7师第2旅为左翼军，展开于新四军驻地南侧和西侧的湾滩、茂林村、苏口、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向云岭、何家湾、沙土角进攻，尔后与右翼军协同，向长江南岸的旧县、荻港、坝埂头方面追击；以第79师于太平、石埭之间，以第62师于榔桥、三溪之间，阻止新四军南进；以第88军、忠义救国军、第63师、独立第33旅等部署于苏皖边郎溪地区，切断皖南与苏南的联系，阻止新四军皖南部队东进和苏南部队西援。又指定第146师等二线部队，须能随时立即出动，以便追“剿”与应援。此部署极其周密，部队距指定部署位置都不远，可以看出这绝不是临时的计划，而是长期精心运筹谋划的结果。企图很明显，首先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将其压缩至长江边上，利用日军封锁长江和李品仙部在江北守株待兔，将新四军江南部队一举歼灭在沿江两岸。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民党是制造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制造皖南事变，只是其实施限共、灭共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不想在其他地方也制造大的事变，只是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具备，才未得逞。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蒋介石从来没有对中共发善心，而是一直把它视为威胁其统治的最大敌人。他曾公然向王明表示过：“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曹甸战役只是催化剂而已，给蒋介石已完成包围部署后，迅即消灭皖南新四军以一个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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