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穿了全是谎话由朝日、每日新闻等媒体制作的这一系列影带，对于发生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南京沦陷也有着墨。但有别于中国人知道的“中国军严守上海，从八月恶战到十一月，日方仍未能打下的‘淞沪会战’”，日方的影片，仅以“战火蔓延至上海，我军奋战”、“壮烈成仁的我军海军航空部队”，两个画面草草带过。而对于日方攻略南京时，滥杀中国三十万人民的景况，影片一个画面也没有；仅以“指挥官劝降，要求中方在中午以前回答”，接着是“南京光华门上日军军旗飘扬”，来表现日军占领南京城的胜利。这类的影片对当时人的影响如何？五十多岁的台南籍李秀记得，她念小学时曾看过这样的影片，“大家都对日军的英勇十分佩服，”她说，对中国兵的无能也印象深刻，她还记得当时在学校常玩两军打仗的游戏，输的人常被称“支那兵”，意思是没用的人。而客籍小说家钟肇政的小说《怒涛》中讲到当时台籍少女对日籍军官的钦慕，与这样的宣传形象或有关系。与影片的观点相仿，当时的《台湾日日新报》大量新闻重点无非说明：在中国军的挑衅、阻挠，及中国人民“侮日、抗日”的行为下，日本人不得不出兵。“说穿了全是谎话，”林衡道回忆，当时台人接收到的讯息约略是：“中国贫穷落后，日本系为了拯救中国、保卫东亚的和平而战。而东亚一方面有英美势力插足，一方面苏俄从北边到中国大陆，若无日本出面，就没有别的力量可反制它。日本打中国，一方面也是‘防共’，”林衡道说，“‘代天打不义’，当时教唱的军歌如是说。”台湾人上战场至于这样的说法，大家相不相信？当时担任小学老师的方坤邕指出，许多人心知肚明，其实知道日军一意蛮干，但也无可奈何。“有时在学校，几个台籍老师私下会嘀咕，‘中国的落后腐败，干日本人何事？’但随即警觉到，这些话少说为妙，于是又噤声不语，”方坤邕说。台湾人怀疑日本出兵的动机，对宣传动辄形容的英勇战绩，也非全然相信。叶荣钟的回忆提到，当时电台每天播大陆的战况，重要的战果均以“大本营发表”为号召，先用军乐演奏促人注意，再播捷报。当时主持台语广播的詹姓台人，惯用一句“撼的碎盐盐”（炸得粉碎），来形容中国军被炸的惨状。“有一天，有一个乡下老翁在一间店头停脚听广播，当时詹某又再吹其‘碎盐盐’战果，那老翁听得碍耳，于是破口大骂：‘干尔娘，人家的飞机都是黄麻骨缚成的吗？’于是悻悻然地离去，”叶荣钟写道。卢沟桥事变之后，战火烧到上海，跟随着战事吃紧，台湾人民也开始被动员。街上出现了如奉公会（战时日本动员台人的基层组织）的会员，劝说过往妇人缝“千人针”（类似护身符，让战士带出去保平安）；跟日本人一样，一些台湾人也被征调入伍。《台湾连翘》中写道，“有些战士在光荣声中入伍，随即重伤或死亡的消息传来，台湾人才发现，向来藐视中国军队说‘支那兵！支那兵’，事实上好像不是那么不堪一击！”。
而当时，也有台湾人组成“台湾义勇队”参加抗日，主要成员是不愿被日人统治、移居到大陆的台湾子弟，以台北县人李友邦为队长，后期还有自日军军营中投诚而来的台湾人。他们陆续加入，人数最多时达七百多人。由于熟谙日语，他们时常协助刺探军情、询问日俘等工作，另一主要工作是提供医疗服务，曾成立四个台湾医院”。但是这一类的讯息，当时台湾的人却无从得知。报导刺激战情？在战情升高时，当时《日日新报》更经常发“号外”、加印以战争照片为主的版面。翻开报纸，持枪挺立在战马之上的骑兵队，驻扎在战地的营房、军士，与敌方谈判的日军将领……，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些图片仍极尽煽情之能事。黄冠超的研究指出，其时日本本土媒体大多已成商业化报纸，为了刺激销路，纷纷以战争照片、前线记事，来刻意夸张战争的惨况，夸耀日军的英勇，甚或有意纵容可能恶化中日关系的报导，并未让日本国民了解战争的本质，或是检讨日本对华政策。这也是促成战争在无人监督下，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之一。殖民地媒体由军方管辖，其景况更无转寰余地。煽情与昂奋成了战争报导的主流，与日本军方的意识同步，《台湾日日新报》成了军方最得力的宣传助手。教“皇民”认识战争殖民地的宣传管道，除仰赖军方掌控的媒体外，还包括当时已具规模的民间动员系统如在乡里素孚声望的保正、保甲书记、街庄役场员（乡镇公所办事员）等。这些政令宣导员家中，除日文报纸、收音机外，也会有一些宣传单、小册等宣传品。宜兰县史馆最近搜集到一本名为《皇民时局教典》的宣传小本，是有关战争问题“答客问”的宣传小册，其中许多问题及回答，颇堪玩味。例如问题之一“蒋介石是何许人？”答案是：“遭英美蒙骗、背叛‘友好’日本，窜逃至重庆的‘老’中国将军。”又如一问：“汪兆铭是何许人？”答案是：他是新国民政府的主席，“支那事变”发生后，他即悟出“蒋介石抗日之不可行，随即溜出重庆……率领中国四亿人民，协助日本，致力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惊讶吗？是的。这本《皇民时局教典》出版于战争后期日军已逐渐失利的一九四三年。对这两位攸关中日战争前途的重要人物介绍，与中国人脑海中熟知的“中国最高盟军统帅”、“受日本扶植的汉奸”等的形象颇有出入，《皇民时局教典》中的叙述，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蒋、汪两人塑造的形象。对国民政府的诋毁与丑化，其实不只存在于这类宣传小册中。七七事变发生的翌年元旦，《台湾日日新报》出版贺年漫画专刊，其中“中国战区最高领袖”蒋委员长被画成瘦巴巴的，成了一只狐狸形象，靠着后头的胖老虎，寓意“狐假虎威”。而曾赴美争取支持的蒋夫人更在四格漫画中，被丑化为口口声声为了祖国做事，实际却向外国人买破飞机赚取差额，以中饱私囊的人。
台南李秀指出，当时她念的小学开运动会，通常会在操场跑道前摆两个大水缸，一写着蒋介石，一写着宋美龄，让同学以石头当飞镖乱射。当时她也玩过这类游戏，并不觉得不妥，一直到光复后，她才知道，原来水缸上的“敌人”，要来当台湾人的“总统”了。马鹿不分？其实，在中日战争转折点“珍珠港事变”之后，随着美军飞机的空袭，台湾也跟着成为战场。台湾成为战地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对日军的宣传伎俩，大家愈来愈不相信了。叶荣钟的回忆文指出，当时盟军的B29轰炸机每天九时一定飞临台湾上空，下午三时一定离去。“真是如入无人之境，既无日机迎战，亦无高射炮射击，令人替日本军部平时的壮言难过，”他形容说。蓝金兴也表示，在宜兰飞机场，当时他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驾着一台破飞机，自杀式地去撞美军飞机，然后在空中解体。场面虽然壮烈，但也令人心惊，当时他就怀疑日军难道已到穷途末路？战后对日本的研究认为，当日军陷入长期的泥沼战以后，日本岛国可动用的资源有限，主政者须仰赖高昂的民心士气，以支撑日益见绌的局面。于是，尽管战局已经不乐观，但战区捷报仍源源不断地来。黄冠超的研究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关的战讯，统一由军方的大本营发表。根据统计，从第一次发表战讯，到日本战败为止的三年八个月期间，共发表了九百余条战讯。“开战后五个月内，原则上还算正确，但自一九四二年中途岛海战后，日军夸大美军所受的有关战舰、潜艇、飞机、运输船等损害，相反地则缩小日军的损失。报纸上充斥着几乎全是伪造的消息，”黄冠超表示。面对日本的宣传，台人自有因应之道。王昶雄指出，有时他们将《日日新报》的“战情”“倒着看”，朝相反的方向去解释倒也能猜个大半。比较大胆的人则偷听短波广播，这在当时是极其危险，可以间谍论罪的；也有些人从当时仍来往于大陆、台湾之间的“华侨”，或从日本友人处，探听一点有别于军方宣传的讯息。但是敢公开讨论战情的并不多，即使是在南洋作战的台籍兵，因伤病返国，也因怕被以泄漏军机论罪，绝口不提战场讯息。事实上被征调去的阿兵哥，除了勇往直前打仗外，对战情发展所知也很有限。也因此当一九四五年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时，台湾的报纸只字未提，而当日本宣布战败准备投降，天皇玉音放送诏书，努力说着“奋战”、“一意一心”时，还有些台人以为又是鼓吹“圣战”的老调，而将收音机关掉。当时著名律师陈逸松回忆录上记录着这样一个“看似荒谬”的战败历程。而这个广播之后，“战败国”的子民，在一夜之间成了“战胜国”。
当年种种，至今回忆起来，许多台籍老人都有不堪回首的感觉。套一句台籍日本兵陈金堂的话，“当年，真是‘马鹿’（日本语，憨呆之意），连自己是马还是鹿都分不清楚！”他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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