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顾名思义是“帝国”的对立面；“民国政治”的核心是民权与民主；“帝国政治”的核心是君权与专制。所以，“清廷为什么会被民国取代”这个问题的实质有二：其一，“民权和民主”何以会取代“君权和专制”，成为晚清朝野知识分子的共识；其二，清廷为何自身不能发育出民权与民主，而只能被新政权取代。梳理“民权”思想在晚清朝野的流变过程，可以解答这两个问题。
1、1895年前后，革命党人孙中山对“造成民国”还毫无兴趣
国人最早于何时萌发出要造一个新“民国”来取代旧“帝国”的意愿？这个问题无法考据，毕竟不能把当日每个国人的政治理念一一弄清。但至少在1895年之前，作为当时最具声望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对“民国”还没有任何概念。他满脑子所想，每日里所做的，仅仅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换言之，他的革命目标，不过是“排满”罢了。至于“排满”成功之后怎么办，孙氏觉得，找个汉人做皇帝也挺好。
对自己的这段经历，孙氏本人并不隐讳。1910年，他在与刘成禺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我青年时代主张只要推翻满清统治，汉人做皇帝也可以拥戴。当时与我结为莫逆之交的杨衢云，则表示非造成民国不可。一次为此发生激烈争论，杨衢云揪住我的辫子，要跟我动武。现在杨衢云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我继承其志，发誓要建成民国，有帝制自为者，我必定要加以讨伐。”
孙氏与杨衢云发生交集，是在1895年于香港联手设立兴中会。按孙氏自述，其革命目标重新定位为“造成民国”，是深受了杨衢云的影响。这影响的过程之激烈，甚至到了动粗的程度。由此不难看出孙氏在1895年之前，对“民国”其实毫无概念，更谈不上有任何信仰。孙氏如此，1895年前后的国人，对“民国”的认知程度可想而知。
2、1898年维新，官方闭口不谈“民权”，但民间对“民权”的热情已初具规模
1898年的百日维新，就其最终付诸实施的具体内容而言，无非是振兴工商业、练兵、兴学校、变科举而已，与“振兴民权”毫无关系。以往说起戊戌维新，总讲它是“资产阶级改良”，它的目标是要实现“君主立宪”，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很可笑，既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参与其中，实际举措里也没有丝毫“君主立宪”的味道（所谓“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扩张民权、限制君权）。不但具体的维新举措里没有任何“主张民权”的内容，即便是作为一种愿望，“主张民权”也丝毫未曾体现在数量众多的上书之中——即便那些上书中提到“开议会”这样的字眼。
对此，戊戌变法史研究专家茅海建先生有过一段总结：“在我所见的275件上书中，论及议会者不过以上数件，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尽管从其他材料来看，当时人对议会的议论颇多，而在正式上书中，言及议会者很少。在有限的议论中，并没有涉及到西方代议制之根本，即议会的权力及议员的产生方法，更未谈及议会之理念，即‘主权在民’。他们的心目中，西方议会的主要作用是‘上下互通’，与中国古代的君主‘询谋’是相接近的。”当然，说得最直白的，莫过于“维新旗手”康有为，他在《国闻报》上刊登文章《答人论议院书》，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议院、兴民权”，说什么“议院这个东西，西方非常盛行，乃至于国权全部汇聚于议院，而政务运作行之有效。但我窃以为议院制度在中国不可行。天下各国国情各有不同，不能以西人的制度套用在中国身上。……中国惟有以君权治天下一条道路可以走。……今日那些主张议院，主张民权之人，实乃帮助守旧派自亡其国之人。”
与朝堂之上，也就是体制内官员闭口不言“民权”相反，处江湖之远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对“民权”的追捧则已颇具规模。譬如：梁启超执教湖南时务学堂时，即怀着“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之志，日日以“民权”激励学子，将当世政治体制视作“后世民贼乃借孔子之名以行专制之政”；又如唐才常曾说：“西例，以民为国本，国为公器，民叛君未叛国，君虐民斯叛国，国与君显有区别。……其意颇合孟子，公羊之微言。”甚至被后世目为顽固派知识分子的叶德辉，也曾说道：“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与议国事；人具若明若暗之识，不足与论民权”；严复说得最露骨：君既然出于民“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梁、唐二人当时均系革命党，而叶、严二人则是典型的改革派；可见当日改革派与革命党均以“扩张民权”为终极目标。
3、1900年国难，使体制内改革派痛感国家亟需一种新的“民主决策机制”
1900年的巨大灾难，对帝国的民意而言，是一道极为关键的分水岭。孙中山对此深有感触，他曾比较过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与1900年10月惠州起义的民心之别，深有感慨地说，同样是失败的起义，民意的反馈却大不相同。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孙氏因此感到“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民意的这种巨大变化，在体制内也有相似的体现。庚子年前，体制内改革派私下里或许对“兴民权”极感兴趣，但公开的奏折里，却从来不敢提这三个字，非但不敢提，每每谈及“议院”一类事物，必然要一再申明其只是一种“智囊机构”而已，绝不会对至高无上的君权造成任何损害。但1900年的巨大灾难，让许多体制内改革派对朝廷的“寡头专制决策机制”彻底丧失了信任。乱局起后，东南督抚们敢于抗旨，拒绝北上“勤王”，而擅自搞“东南互保”，本就是对朝廷“寡头专制决策机制”的一种否定。而两广总督陶模在乱局初定之际，上书朝廷，要求设立议院，则是希望用一种新的“民主决策机制”来取代旧的祸国殃民的“寡头专制决策机制”。陶模说：“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很明显，陶模设想中的“议院”，拥有国家政务的决策权，“政府”拥有的则只是执行权。
陶模的这种要求，与当时的民间舆论遥相呼应。梁启超说“必取数千年横暴浑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浙江潮》杂志刊文说“立宪政体之要素，在人民有参政权”；《大公报》说：“图治之根源，首在立宪法，予民权。如此……则中国之前途或犹可补救于万一”；……
但对朝廷来说，开议院这样的要求，是难以接受的。自1901年到1905年，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清末新政其实只干了四件事情：1、整饬吏治，调整机构；2、整顿军队，编练新军；3、振兴实业，奖励工商；4、改革教育体制，变更人才选拔方式。这些内容，其实与当年的戊戌维新，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戊戌年这些举措没有能够深入搞下去罢了。而对朝野内外要求“立宪法、开议院”的呼声，“寡头专制决策层”的态度是充耳不闻。慈禧很明白：“立宪法、开议院”，对国家而言，是政治体制改革；而对“寡头专制决策层”而言，则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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