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外蒙和内蒙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这里是最原始的历史记录：毛泽东于1949年1-2月第一次（通过米高扬）向苏联要求蒙古回归中国。另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第二次向苏联领导人正式索要蒙古回归。

注：本系列资料来自沈志华教授所编《朝鲜战争：俄罗斯国家解密档案》、所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在（温和派）朝战专题中有大批有关朝鲜战争解密档案和权威资料。欢迎朝战研究者和地缘战略爱好者发表独立意见。

鉴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分歧业已明朗，且目前正在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有必要致信中央主席团各委员和候补委员，对我1949年1-2月去华期间向中央所作的报告和在此期间中央给我的指示作一介绍。

这些报告都是在西柏坡时通过密码电报传送的。当时革命委员会和中央中央驻在那里。电文没经任何改动或补充，是原复制件。当时毛泽东身边有两名苏联军医：捷列宾(后在苏联乘飞机时遇难)和梅利尼科夫，他二人为毛泽东本人及其家属看病。他们有无线电台，负责通讯任务。

我认为有必要谈一谈我这次中国之行和谈判进程中的一些情况。

1947-1948年，我中央和毛泽东就他来莫斯科一事交换过意见。他没来过莫斯科。我方的邀请1947年6月就转交给他了，表示愿意接待他，并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军事胜利后面临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苏中关系问题。

然而，由于毛泽东所处地方遥远，交通不便，他身体有病，军务缠身和其他原因，启程日期一拖再拖。

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人军事行动发展迅猛，胜利在望。华北进行了决战，得到了日本70万关东军武器装备的中国革命军队(这些武器装备是我们一手交给中国的)开始向中国中心北京方向进军。

1949年1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答复毛泽东来访一事时，斯大林说了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当时来未必合适。他当时是游击战争的领导人，尽管计划让他潜行而来，但做到保密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很可能泄露出去。

他的来访，毫无疑问会被西方说成是谒见莫斯科并从苏共那里讨取指令，而他本人将被讥为莫斯科的走狗。这将会损害中共的名誉。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对此又会鸹噪一阵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人。

同时，由毛泽东领导的正式的中国革命政府可能很快就要建立了。那时他不必潜行而来，而是正式作为中国政府首脑来邻国谈判。这反而会提高中国革命政府的威望，从而具有更大的国际意义。

尽管毛泽东延期来苏推迟了对已臻成熟问题的讨论，但这一消极方面可通过派我中央政治局一名委员去中国来消除。

那时，接待毛泽东来访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政治局讨论了这一问题后赞同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当即口授了给毛泽东的电报，其中谈到：“我们大家都主张您暂时推迟访苏日期。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非常必要。如果您愿意，我们可立即为您派去一名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以商谈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毛泽东通知说，他决定将其赴莫斯科的启程日期暂往后推，他们欢迎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去中国，同时表示希望该同志在1月底或2月初抵达他们的驻地而不是哈尔滨。

斯大林提议我去中国。

为了避免在中国谈判时出现困难和充分做好准备，以免过多地向莫斯科请示，我把中国人可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列成提纲并考虑了各种回答方案，然后同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进行了讨论。

这时出现了两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对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看法。

一、我党中央不同意中共的下述观点：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除中共外，所有党派都应退出政治舞台。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的电报中说：“在中国革命彻底胜利时期，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所有政治党派，除中共外，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将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对此，我党中央在回电(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签发)中写道：“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

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

显然，由于这一建议，中共改变了自己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二、关于对待国民党政府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和中共之间停战和签订和平协定的调停人的问题。

1949年1月9日收到了南京政府的照会。南京政府建议苏联政府(还有法英美政府)充当南京政府和中共之间停战和签订和平协定的调停人。

我党中央用电报通知毛泽东说：

“我们考虑这样回答：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

因此，苏联希望中共方面也能得到中国政府关于和谈倡议的通知，并就苏联充当调停人一事征得中共方面的同意。我们准备照此回答，您是否同意此议，请电告。如果不同意，请告诉我们更为合适的答复。

“我们还认为，如果征询您的意见，您似应做如此答复：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和平，因为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所以应由南京政府对战争的后果承担责任。

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能让挑起中国内战的那些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与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

对于1月10日的这封电报，斯大林在1949年1月11日又作了补充解释：

“从前电所述可以看出，我们为您草拟的答复国民党的建议的方案，其用意是阻止和平谈判。显而易见，没有外国调停人，特别是美国做调停人，国民党不会进行和平谈判。同样明显的是，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的参加，国民党也不会进行谈判。

所以我们料想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和平谈判。这样，中共同意和平谈判，因此不能指责它希望继续打内战。而国民党则成了破坏和平谈判的罪魁祸首。这样一来，国民党分子和美国导演的和谈闹剧就会被揭穿，而您可以继续进行胜利的解放战争。早复为盼。”

1月12日毛泽东回电，其中谈到苏联政府最好这样答复南京政府的照会：“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

但是如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不能接受为中国内战双方进行调停的工作。

“……只有苏联在中国人民当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如果苏联在答复南京政府照会时采取您1月10日电文中陈述的立场，那么这将导致美国、英国和法国认为有义务参加调停，国民党也会找到借口诬蔑我们是好战分子。而对国民党不满和指望人民解放军迅速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感到失望。

“……现在我们倾向于用全部事实戳穿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形势也不利于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渡过长江，进攻南京。

“似乎我们不再需要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在现在的形势下，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弊多利少。”

对此，斯大林于1月14日又复电毛泽东，其中特别指出：“如何对付南京和美国的这种手法，可以有两种答复。第一种，直截了当地拒绝南京分子的和平建议，以此宣布必须继续内战。

但这意味着什么?首先，这意味着，您在桌子上亮出了底牌，把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交到了国民党分子的手中。其次，这意味着您帮助我们在中国国内外的敌人，让他们诬蔑共产党是继续内战的拥护者，让他们赞扬国民党是和平的捍卫者。

第三，这意味着您给了美国在欧洲和美洲大造社会舆论的可能性，说不可与共产党讲和平，因为它不想要和平，说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列强的武装干涉，像1918年到1921年的4年时间里对俄国所进行的干涉那样。”

往下又谈到第二种灵活的答复方案，其精神是第一次电文中阐述的苏联建议。当天，1月14日，毛泽东说收到了上面谈到的1月11日的补充电文，他在电报中宣称：“在基本方针上(利用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与您是完全一致的。”

同时又通知说，当天他们公布了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于是，斯大林再次通知毛泽东，说从他最后一次电报中，“清楚地看出，在对待南京分子的和平建议问题上，我们之间已达成一致看法，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和谈’运动。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 我去中国用的是安德列耶夫这个化名，签署发给菲利波夫(化名)的电报也用的是这个姓。这是按斯大林的意见办的，以防万一在中国泄露出我在那里的消息。

我1月26日飞往中国，1月30日抵达那里，一直停留到1949年2月8日。同我一起前往中国的有原铁道部长柯瓦廖夫(当时是我党驻中共中央的代表)，一名翻译，一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他也姓柯瓦廖夫。

凌晨，我们从旅顺起飞，拂晓飞抵石家庄附近的原日本军用机场。到场迎接的是朱德总司令、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翻译师哲。从这里乘缴获的汽车行驶160-170公里来到党中央和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位于山沟里的西柏坡。

头两天毛泽东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在中国共产党内曾发生过的派别斗争。在后几天会晤中他也常常提起中共党史上的这些问题，讲了许多他怎样艰苦地同左右倾作斗争，因为王明的行为党和军队怎样受挫(王明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来又怎样纠正了错误，派别分子怎样杀害中共党员干部，而他本人如何幸免于难，他曾被开除出党，曾想杀掉他等等。

但从王明和李立三被揭露以后，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讲)与自己的同志们一起工作得很好，终止了杀害党的干部。他一直赞成党内讲宽宏大量，认为不应该因意见分歧而被赶出中央，不应该进行迫害。

毛泽东讲，就是这个王明起了不好的作用，但我们仍把他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仍住在中央驻地，尽管实际没有任何工作。

他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王明的错误。显而易见，他想试探一下我们怎样对待王明，我们有没有意图依靠王明或听取他的意见。我清楚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分歧，所以就没有过多谈论他。还在莫斯科就已商量好，我不同王明见面。在同毛泽东谈话时，他一次也没参加，也不想和我见面。

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政治局委员所讨论的某些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当我问毛泽东他想什么时候夺取中国主要工业中心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时，他回答说不着急。他说，“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才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掌握中国”，暗示在此之前战争不会结束。

同时，他表示了这样的想法，他们避免夺取大城市而努力占领农村，如不想夺取上海。他说上海是大城市，而中国共产党没有干部。中共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上海的党组织很弱。最后，上海生活依靠运进原料和燃料。如果他们夺取上海，燃料却无法运进来，工业停顿，失业增加，这将使居民生活变得很糟。中共必须培养干部，而且已着手做了。等干部准备好了，他们即将夺取上海和南京。

根据我离莫斯科之前我中央确定的立场，我反驳了这一点。我指出，他们夺取大城市越快越好，干部是在斗争中成长的。至于上海的粮食和原料问题，迟早会提出来。况且，夺取上海会严重削弱蒋介石而为共产党人提供一个无产阶级的基础。

二、毛泽东对共产党组织中的无产阶级成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共对城市和工人阶级的关注不如对农民重视。这种立场同以前共产党和军队在山区活动远离工人阶级中心有关。时代变了，而对工人的态度依旧。 这一点，从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出来，比如，毛泽东曾满意地指出，“共产党在农村有无限的影响，在那里没竞争对手。

在这方面，蒋介石对待农民的政策帮了共产党人的忙。在城市则是另一回事了。在城市的学生中间，共产党有很大的影响；在工人中间，国民党的影响大于共产党。比如上海有50万工人，在打败日本之后，共产党活动已经合法，可它只在20万工人中有影响，其余都站在国民党一边。”

毛泽东以下的谈话也值得注意：“中国农民的觉悟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都高。”

三、遵照中央指示，我劝说毛泽东不要拖延建立中国革命政府，应在联合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这样有利。比如，占领南京或上海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这在国际关系中也有利。建立政府之后，共产党就不再是游击队而是作为政府在行动了，这样会有利于进一步对蒋介石的斗争。

毛泽东认为，不应急于建立政府，甚至说，没有政府他们生活得更好。说什么如果有政府则是联合政府，这意味着要在其他党派面前为自己的事情负责，这将使事情变得复杂。现在他们行动就像一个革命委员会，不依赖于其他党，尽管同其他党派保持着联系。毛泽东强调，这将帮助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件事情上，他很固执，并证明说，不能在夺取南京后(预计在4月)立即成立政府，而是在6月或7月。我则坚持说，过分拖延成立政府会削弱革命力量。

众所周知，政府于9月30日成立。

四、关于旅顺口。毛泽东说，一位女资产阶级活动家找到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说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之后，对苏联来说再继续保留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已无意义，对中国来说收回这个基地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说，他认为这样提出问题不准确。这位妇女不懂政治。中国有共产党，苏联也有，但这并不排除而是完全可以让苏联的基地继续在旅顺存在。因此，他们(中国共产党人)赞成继续保留这个基地。美帝国主义呆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留在旅顺是为了保护中国防御日本军国主义。当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能防御日本侵略时，苏联就无需保留旅顺基地了。

我中央和斯大林对此有另外的立场。如果中国政府是共产党的政府，则苏联在那里不需要有基地。我向中国同志陈述了这一立场。斯大林收到我关于中方对这一问题立场的汇报后，于1949年2月5日致电毛泽东：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形势会发生根本变化。苏联政府已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军从日本撤走，即取消这一不平等条约。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军立即从旅顺地区撤走为宜，苏联将准备满足中共这一愿望。”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看得出，他有自己的策略考虑，只是没有明说。

五、关于新疆。这一问题也同样引人注意。毛泽东怀疑我们在新疆的意图。他说，在新疆伊犁地区有独立运动，不受乌鲁木齐政府支配，那里存在着共产党。他说，1945年在重庆会见白崇禧时，白告诉他，伊犁地区的起义军拥有苏联制造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向他明确地宣布，我们不赞成新疆地区的独立运动，而且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我们认为，新疆也应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提出了中苏之间修建途经新疆的铁路的建议。作为另一种方案，任弼时提出中苏铁路经过蒙古修建。后来在莫斯科讨论这一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希望这条铁路经过蒙古修建。因为这样走路线短，省钱，把经过新疆的路线作为下一批工程。

六、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外蒙和内蒙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享有独立，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它早就领略了独立的滋味，任何时候都未必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什么时候它和内蒙合并，那一定是成立统一的独立的蒙古。出席会谈的任弼时这时也插了话，他说内蒙有300万人，而外蒙才100万。鉴于我的这一信息，斯大林给我发了电报，让我转告毛泽东，电报指出：

“外蒙领导人主张按独立统一的蒙古国的原则将中国所有蒙族地区同外蒙合并。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去许多地区，尽管这一计划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是所有蒙族地区都统一成一个自治地区，外蒙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自然，这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自己。”

看了这一电报后，毛泽东说，他注意到了电报的内容，并说“他们当然不保护大汉族沙文主义路线，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

七、关于其他国家承认未来革命政府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希望外国首先是苏联立即承认中国新政府。另一个方案(毛泽东显然更欣赏这一方案)是不希望新政府立即被承认。如果外国政府宣布承认它，那也不拒绝，但暂不予以同意。这种政策要实行一年。中国人指出第二种方案好，因为这样可使新政府放开手脚，便于对在华外国人施加压力，而不必理睬外国政府的抗议。

毛泽东总是说，他们中共中央等待着我中央的指示和领导。我回答说，我中央不可能干涉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给予任何指示，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我们每一个党都是独立的。当请教我们时，我们只能提出建议，不能给予指示。

毛泽东坚持说，他等待我中央的指示和领导，因为他们缺乏经验。他故意贬低自己作为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作用和意义，说他只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新的贡献。

我认为，这是东方人表示谦虚的一种手段，并不代表毛的本意和他对自己的认识。

为了证实上述说法，我摘录一些当时同毛泽东的重要谈话记录。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说：

“请注意，中国大大落后于俄国，我们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犯过许多错误。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就什么也没有做。”

我回答说，“这些话只能证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但很难让人同意。若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无法领导中国内战达20年之久，并取得如此的胜利。至于错误，所有进行积极活动的党都有。我们党也犯错误，但它坚决坚持无情揭露错误的原则，以免重犯并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补充说，他们是好心犯错误，并诚心诚意地纠正错误。他还举了一个例子。1946年中共中央在土改中犯了错误，后来在分析这一错误时发现，早在1933年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决议就写得非常正确，而到1946年却忘了。倘若1946年重温一下，那就不会犯错误了。于是，1946年他们重新印发了1933年的土改决议，向农民公开宣布了自己的错误并把错误的责任承担下来。因为领导人要为基层工作人员的错误承担责任，尽管这些错误不是领导人本身犯的。

我指出，不能同意毛泽东的下述意见：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中国革命，那么它什么也没做。第一，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使用俄国尺度衡量中国革命是不正确的。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毛泽东说，中共1936年在苏区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照搬苏联的做法，当时导致了严重的失败。（原记录如此。这里显然是指长征以前中共在中央苏区的政策。)

后来毛泽东说：中共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以前他们认为，干部应当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文献。现在确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一边学习，同时还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所以，他们规定了干部必读的12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列举了这些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但没有提到一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我当时问毛泽东，在教育干部的12本著作中没有一本中共领导人从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经验的著作，这是否合适?

毛泽东回答说，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不能把自己同马、恩、列、斯相提并论。

在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举杯时，他强调说，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现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导师，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没有意义，只不过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用之于实际，一点儿也没有丰富它。而且，他亲自给地方发了电报，严格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马、恩、列、斯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同他最亲密的同志们进行争论。

我回答说，这表明毛泽东谦虚，但不能同意他的意见。马克思主义不应机械地运用到中国，而应考虑到中国的特点和具体的条件。中国革命有自己的路，它使革命带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因此，阐述中共的经验必然具有理论价值，必然会丰富马克思主义学说。难道可以否认总结中国经验对亚洲国家的革命运动有理论义意吗?当然不能。

毛泽东强调说，王明及其追随者为反对党的路线就非常强调中国的特点。对此，我回答说，民族主义分子通常利用本国具体的历史特点，企图把党引上资产阶级化的道路，而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这些特点则是为了按马列主义领导革命。对此，毛泽东再没有争论。

我在1949年2月5日的电报中通知说，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他根据的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说的意见和他后来写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

“毛泽东说，对他来说最为宝贵的是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指示以及他对南斯拉夫西米奇民族主义的批评。

“毛泽东几次强调，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坚持亲苏方针。”

在2月7日最后一次会谈时，毛泽东对最重的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表示满意，热烈感谢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关怀。 当我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波斯克列贝舍夫受斯大林委托来了电话说，对我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政治局表示满意。政治局每天都阅读和讨论我的电报。斯大林要求我尽快回到莫斯科做详细汇报。

回到莫斯科，我确实了解到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都感到满意，并认为我很好地完成了使命。

附上我从西柏坡所发电报和我在那里所收到的莫斯科复电的文稿。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604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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