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3年前的今天，1941年7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提出"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而在1949年1月26日，国民党当局却在军事法庭上宣判战犯冈村宁次"无罪"，随后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军事顾问。1949年1月回国。1950年被台湾当局聘为"军事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

　　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东京 1948.12南京 1949.1

　　击毙酒井隆的子弹，仿佛也穿过了冈村宁次的头颅，使他一向阴郁刻板的面孔禁不住地一阵痉挛。

　　1928年5月1日，蒋介石的北伐军开进济南。日军以保护日侨利益为借口，枪杀了北伐军的运输队长，强行解除了北伐军一部7000余人的武装。蒋介石装孙子，命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5月4日，北伐军处死了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日军当即以猛烈的炮火轰炸北伐军阵地和居民稠密地区;晚上一群日军闯入国民党山东省交涉公署，先用刀剜掉负责人蔡公时的耳、鼻、舌、眼，再将他连同17名职员用机枪扫死。后来的一些日子，纷乱的战刀像朔风寒雪在济南城内飞舞，6000余名中国军民卧尸街头。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时任驻济南领事馆武官的酒井隆与时任步兵第六联队长的冈村宁次，都是制造这次惨案的主凶之一。

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

　　冈村宁次在混沌的回忆中挣扎了片刻，渐渐恢复了平静。酒井隆是酒井隆，冈村宁次是冈村宁次。他把抚额的手展在眼前，上面没有血，只有粘涩的汗液。他不是滋味地嗅了嗅鼻子。

　　他派人从战犯拘留所取回酒井隆的遗物。晚上，他在联络班的一间空房里设置了灵堂，领着联络班的全体人员在酒井隆的灵位前守夜，忽明忽昧的烛火像一阵阴风，送走了远行的厉鬼。

　　日军投降后，中国派遣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冈村宁次一下跌到了战俘的境地。延安公布了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一号战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将他同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了战犯名单，要求引渡到东京审判。舆论界不断地掀动风云。冈村以双肘撑着秃脑袋，哀叹逃不脱命运的裁决：“自忖不仅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

　　然而他不甘心束手待毙，他要制造骗局，在混乱中为自己捞取资本。他十万火急地致电蒋介石：苏蒙军队已进抵张家口，呈向平津挺进态势;华北解放军已由天津西站附近攻入天津，攻势极其猛烈;日军集中炮兵密集轰击，挫败了共军的攻势，使其遗尸400具;此乃共军在苏蒙军队支持下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奏。冈村称：如果仅是华北共军进攻，他可以按蒋介石的命令坚决抵抗，但如果苏蒙军队参与联合进攻，他的军队只能撤退。冈村宁次的报告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也刺激了麦克阿瑟。在蒋介石的请求下，为了避免平津及渤海港埠落入共军之手，麦克阿瑟断然下令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在天津附近港口登陆。

　　冈村宁次见此招颇灵，进而向蒋介石建议：“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的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军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它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

　　蒋介石以大人物的风度，抖落黑大氅，登上一座小山头，展示了他宏大的眼界：“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国父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长期共荣。目前看来，实为重要。”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残暴的“三光”政策和层出不穷的野蛮战术，早就受到蒋介石的仰慕。其时正在积极准备打内战的蒋介石心里发虚，他需要冈村宁次的帮助。

　　但国际与国内的风声日紧。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横行霸道东洋数十年，其野蛮暴行，中国人民首当其冲。在‘九·一八’以来的侵略战争中，应当惩办的战犯何止千万，而自盟军占领日本三个多月来所捕大小战犯不过三百十八人。这个数目实在微乎其微。并且尚未加以审讯惩办。而更令人愤恨者，至今还有许多重要战犯仍然盘踞要津，继续从事威胁远东和平阴谋活动。如与中国人民不共戴天之仇的冈村宁次现仍安居南京，指挥着武装的日军，维持秩序……”

　　为了把这个大战犯掩藏好，蒋介石拿出他在上海滩上练就的看家本领，施展了障人眼目的幻术。他要在阳光下藏住黑影。

　　冈村宁次于1945年12月至1947年10月，担任“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班长”，名目是处理日俘日侨遣返事宜。

　　在这段时期，冈村宁次不能像过去那样打网球、骑马、打猎、钓鱼了。但照常可以坐禅静养、下棋消闲，喝绍兴酒、散步、洗澡、听留声机。养足了精神就竖起耳朵打探情报，刻意琢磨两件事：一是拉关系巴结蒋介石。他隔三差五地与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陈诚们走动，设顿丰宴，送派克笔和咖啡具，对起袖口过小九九，盘算国军怎样才能避免挨共产党的打。二是走门子替战犯鸣不平。今天是徐州战犯拘留所给战犯戴手铐脚镣，十分残酷，因此向国防部提出抗议;明天又说田中久一中将替人受过，枪毙了实在冤屈;再就是说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死刑者达四十人太过分，恳切要求重新审理。矶谷廉介判得蹊跷，斋藤弼州判得荒唐。他有一张马粪纸做的面具，时常拿出来戴在脸上作生气状，这非但不会惹起朋友们的不快，相反会因其戏剧性的合作而使彼此间的纽带显得更有必要。这段时期也有些别的事干，比如联络班的人饮醉酒出门与中国人打架斗殴，伤了对方，要费些口舌调解;也有时生个病，让汤恩伯们拎着甜酒来探慰。蒋介石对他优渥有加。

　　冈村宁次逍遥自在，他在日记中多次写道：“班内我是最有闲的人，因此能细心收听东京电台广播，并作好记录，隔一天向班员传达一次。”“我为消磨时光，开始自学中国话。”嗜血成性的暴徒品嚼着寡淡的时光也感到无滋无味。

　　到了1947年的10月，联络班的人因无事可做都回国了。冈村宁次一个人支撑着空空荡荡的联络班。其实，不如说联络班在支撑着空空荡荡的冈村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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