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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给徐的复电中称：“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用，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第4期，作者：聂作平，原题为：《盖棺难定徐树铮》，本文系节选

黎元洪下台后，段祺瑞将冯国璋推上总统宝座，他本人又一次组阁。这一回，对德意宣战水到渠成，且还以参战为名，成立了一个凌驾于各部门之上的特殊机构——督办参战事务处，负责训练参战军，由段祺瑞亲任督办。一年后，随着一战结束，参战督办改为边防督办，参战军改为国防军，后又改为边防军。此后，段又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总司令，职责为“规划西北边务并振兴各地方事务”。

徐树铮受命后，在河南和安徽等地招募新兵，并对已划归参战处的四个奉军补充旅加以整编，组成西北边防军，下辖四个混成旅。按段祺瑞和徐树铮的本意，成立以参战为名的参战军，主要是为了扩充势力，以便实现蓄谋已久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但因缘际会，徐树铮和他统领的这支西北边防军，却结结实实地为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徐本人也因而被孙中山大为称道。

众所周知，如今被称为外蒙古的地方，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辛亥革命之际，中土大乱，在沙俄策动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于库伦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并自立为帝，年号共戴。随后，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并将办事大臣及随从押送出境。外蒙的独立，清政府和继后的民国政府均不承认。两年后，在沙俄威逼下，袁世凯不得不和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不得在外蒙派驻官员、军队以及移民。十月革命后，俄国无力东顾，遂引发了日本对外蒙古地区的贪欲，在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等人的策划下，日本拟成立一个包括布里雅特和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在内的大蒙古国。

八世哲布尊丹巴称帝前，外蒙的政体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但哲布尊丹巴上台后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喇嘛当道，王公大权旁落，引发后者强烈不满。再加上畏惧日本乘机侵占，王公们纷纷策动撤销自治——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归附中央，而是为了恢复前清旧制，以便重掌大权。当时，代表民国政府驻库仑的都护使陈毅（非后来的陈毅元帅）举措失当，哲布尊丹巴坚决反对撤治。这时，徐树铮奉命处理此事。

徐树铮显示了一个边才的雄才大略。他在任西北边防筹备处长时，即对外蒙以及日、俄之间的关系了若指掌，他认为外蒙对中国徘徊观望，乃由于日、俄蛊惑所致。为此，他甫一进入库仑，即与松井交涉，通过国际法惯例，将松井非法派遣到库仑的一百余名士兵缴械。对于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间的骑墙，徐树铮认为是中国方面不够强势。为此，他在入蒙之前调集了80辆大卡车，入库仑时，每车乘士兵20人，将所有新式武器悉数向蒙古人展示。车辆进入军营后，士兵受命伏于车内，上以帆布覆盖，重又离开营房，驶到库仑郊外，混入其他车辆中，以为疑兵之势。当时，徐树铮所部只有8000人，但外界纷纷猜测他至少带了五万军队。

徐树铮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与日方打交通，例不用翻译。到外蒙后，他突击学习蒙语，并告诉左右“在我学习蒙古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事故，概不会客”。这个罕见的语言天才，仅用了两周时间便能用蒙语与蒙人交流。陈毅此前徒劳无功，在于其人优柔寡断，一会儿幻想通过王公说服喇嘛，一会儿又幻想通过喇嘛说服王公，但无论如何，都不过是仰人鼻息甚至与虎谋皮。徐树铮不同于陈毅的，是他懂得用权术来处理外蒙问题，针对王公、喇嘛和活佛的弱点各个击破。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至此，徐树铮入蒙仅22天，不费一枪一弹，便完成了外蒙重归版图的重任。

此后，徐树铮在外蒙设立边蒙银行，聘请德国化学家从事地下资源调查，从天津引种大白菜（此前外蒙从来没有蔬菜），使外蒙风气为之一新。总之，倘若徐树铮专心治理外蒙，徐本人拥有如此广阔的土地与资源，完全能像后来的盛世才独霸新疆那样割据外蒙，而外蒙也不至于在数年后再度独立，并永远从中国分离出去。然而，徐树铮志不在这边僻之地;更何况，他不可能背弃有知遇之恩的段祺瑞。当中原战事爆发后，徐树铮不得不带领他的边防军回到内地，投身到内战的厮杀中。

徐树铮收复外蒙，赢得了孙中山的激赏。孙中山在给徐的复电中称：“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用，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向来与军阀段祺瑞和徐树铮之流汉贼不两立，因此孙中山这通电文，遭到了部下质疑。对此孙解释说：“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孙中山对徐树铮的盛赞，固然有为其收复国土而欣慰的因素，而另一因素则与当时的国内政局不无关系：在北方，直皖渐成水火，很快便爆发了直皖大战，并以段祺瑞的失败告终;在南方，孙中山受桂系排挤，始终郁郁不得志。孙的一大设想就是联合段祺瑞和张作霖以图崛起——革命家也要审时度势，也要合纵连横。

孙中山对徐树铮的赏识是不言而喻的。直皖大战失败后，徐树铮下野，避居天津。随后，他前往桂林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称“徐君此来，慰我多年渴望”。及至相见，两人惺惺相惜，孙中山甚至不揣冒昧，请求徐树铮留下来做他的参谋长，但徐树铮乃段祺瑞至交，只得婉辞：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帮助更大。

孙中山去世后，举国哀悼，挽联无数，而公认写得最好的，则出自徐树铮之手：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

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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