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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面一段谈话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

毛泽东与斯大林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14年12期，作者：李景贤，原题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为节选。

共和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突然又被卷入一场与美国的残酷战争，困难之大、之多、之重，完全可以想象。上面已提到，斯大林向中国及时地提供大量军援，供志愿军在朝鲜对美军作战用。与此同时，苏方根据斯大林与毛泽东达成的协议，开始执行中国恢复国民经济急需的47个项目，其中包括钢铁、电力、煤炭、有色金属、化工、军工等要害部门。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年，苏方派出的援建专家多达1100人，还给中国相关部门提供大量图纸，以及其他技术资料。可见，为了使中国国民经济得以恢复，斯大林提供了大量、全面的援助。有一个重要情况在中国官方文件、各种出版物中鲜有提及：斯大林为了援助中国，不惜修改了苏共十九大本已通过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其心之诚，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作为世界革命领袖的斯大林，在他生前以及逝世之初，毛泽东始终是敬重的，在公开场合没有批评、指责过斯大林。相反，热烈赞颂的文字屡见于报端，其中虽难免有溢美之词，但诚挚之情跃然纸上，对斯大林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好事，毛泽东一直心里有数。

同时，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心绪是复杂的。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到60年代上半期的内部讲话、谈话看，毛泽东对斯大林为中国革命所做的错事，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他下面一段谈话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所以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但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这就是毛泽东复杂心绪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另一段话说得就更为透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毛泽东在莫斯科一见到斯大林，就说出这样一句带刺儿的话：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当即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条公理。从这句似乎认错的话中，毛泽东依然嗅出这位苏联强人的某种强权味道。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指责，大多发生于斯大林逝世后，在内部谈话、讲话中，在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契尔沃年科交谈时说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大都是针对赫鲁晓夫干涉中国党以及其他党的内部事务、损害中国主权、欲控制中国的图谋说的，以此批判他“旧病（斯大林之‘病’）复发”，颇有“指斯骂赫”的味道。

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当着斯大林密使孙平（俄文名叫弗拉基米罗夫）的面，一再流露出对斯大林的不满情绪。1942年至1945年，斯大林派孙平以塔斯社军事记者身份常驻延安。从他写的《延安日记》看，这位克格勃要员在延安的主要任务有三，即分析、研究三大题目：一、未来十年内，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完全“驱蒋”的可能性;二、毛泽东其人其事，特别是他与中共最高层其他人的斗争;三、毛泽东日后与美国拉关系的前景与限度。毛泽东曾与斯大林这名密使多次进行长谈、深谈，不止一次地影射斯大林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却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指手画脚，甚至横加指责。这种重要情报自然很快就汇报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猜疑甚至不满，与孙平所发的情报不无关系。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555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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