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前委和工委、后委会合不几天，周恩来同志问我，去看主席了没有?我说怕干扰他，还没有去。周恩来同志告诉我，明天可以去，不要谈工作，说笑说笑，这一段太紧张了。

毛主席见到我还是那么亲热，说到刘筱圃(我爱人)撤出延安前给他的那些豆豉，在陕北是好菜，吃光了，要谢谢她。后来问我：“傅主任(这是毛主席对我的习惯称呼。1946年秋，我从重庆回到延安重新分到总政工作时，毛主席说，‘傅主任还是我们的副主任’)，我们进关了吧，离‘咸阳’还有多远?”我想他是用刘邦打败项羽的故事，来比喻我们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已经临近了。毛主席大概听我回答的得体，笑了!我们就项羽、刘邦不同的为人和不同的结局说笑了一阵。毛主席又问我在重庆(1946年我曾在重庆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兼新华社代理社长)交了哪些朋友?说他们快来了;我们已邀请了关中父老、豪杰，下一步就看我们的“约法三章”抓得如何了!

毛主席说的重庆的朋友快来了，指的是党中央已给上海局发出指示，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事。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那段时间，中央对党的政策和纪律问题，抓得非常紧，要求极为严格。正如中央对山东兵团领导人指示中说的：“我党已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正是基于这种形势和任务，1948年四五月以后，党中央、毛主席对继续进行新式整军运动提出了新的更高更全面的要求。

实际上，毛主席早在3月7日的评论中就指明了整军运动要同正确进行的整党运动、土改运动相结合;同整党的缩小打击面、严禁乱打乱杀、团结90%以上的人民大众，亦即贯彻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爱国统一战线方针相结合;同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三个“相结合”的要求，也就是要求整军运动要推动全军全面、无误地贯彻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几项基本政策。

《宣言》提出几项基本政策时就曾强调：“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这种对于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要求，对于主要是农民成分的我军来说，越是到胜利的时候越是重要，不仅对基层指战员重要，对中高层尤其是高层干部极为重要。

邓小平同志1948年3月间给干部作报告时说：“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能够办到的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毛主席在开始建立红军时就规定下来的。把军队的三大任务集中了一下，能够适合每个军人都能做到和必须做到。把打仗集中成为一切行动听指挥，把群众工作集中为不拿人民一针一线，把经济集中为一切缴获都归公。把我们的任务和政策具体到八项注意中去，如说话要和气，是反对军阀主义，买卖公平是工商业政策，不搜俘虏腰包是俘虏政策等。”所以小平同志教育干部，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看成是上级简单的规定，只是群众纪律问题。应该知道，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才是一个革命军人够了格，只靠两个冲锋，是不够格的。由于大家都知道“士兵委员会”是毛主席首创的，小平同志说，以后要恢复“老章程”，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只要这件事办好了，力量就是无穷的。”

在进攻作战的胜利形势下，城市纪律成为部队非常突出的问题。1948年初，拿下高家堡的部队，有向商人捐款、没收敌军官家属财产等破坏纪律的行为。毛主席得知后，立即批示：“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自然，反复地深入地进行这种教育是整军的重要课题。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罗荣桓等同志，在亲自对干部授教时，还都以李自成、洪秀全领导的农民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发人深省地说明，如果破坏党的政策，享乐腐化，得了天下还会失掉天下。罗荣桓同志还说：北洋军阀来个大翻把，辛亥革命夭折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个大翻把，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还想再来个大翻把，发动全面内战，我们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没有被吓倒，才有即将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但是必须加强思想领导，提高指战员的政策水平。他一语中的地说：“贫雇农为骨干是指乡村来说的，在城市就不适用，就不能贫雇农说了算。姓穷的打姓富的，也只是打地主，而不打工商业”。他强调指出，部队进城的纪律不好，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为此，党中央接连发出指示。3月11日，中央转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批语指明：放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广大新区及城市工作的开展，都要懂得党在新区和城市中的正确政策，而不至重复过去的许多错误。20日，中央转发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既肯定经过多次教育，部队入城纪律己见进步，同时指出，“唯因本位主义思想作怪，争抓物资与强买强卖的现象仍未根除。”

3月21日，毛主席就各种政策的执行向全军发出指示，肯定西北野战军南进执行政策有进步，对征借粮草和偿还与买粮等问题，重申了规定，并由此而责成各旅委书记必须每半月向前委报告一次新解放区各项工作，各野战军前委各军区对部队执行党的政策与策略没有抓得很紧的事，必须从自己领导方面加以检讨。就是在这个指示中，毛主席强调指出：“须知党的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不注意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使这种教育贯彻到底，使全体指挥员充分明了，不加检查，让单纯军事观点占了统治地位，不尖锐、全面、彻底的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向这种观点让步妥协，或者隐瞒这些现象不向前委或军区反映，而前委或军区不向或少向中央反映，只将战绩向上级及中央反映，那就是离开了或多少离开了党的路线，必须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现象，应立即加以检讨。”

紧接着，党中央、毛主席对报告制度又补充规定，自4月起，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下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的指示，包括下级向其作的政策与策略性报告并对之作的答复，均应同时发给中央一份。

由此可见，在迎接全国胜利的关头，毛主席、党中央对政策与策略问题是一抓到底的，非常周密，尤其对高层领导干部抓得紧而又紧。

自然，这方面的收效是巨大的，但由于胜利形势发展迅速，加上自身种种原因，要使党的政策和策略完全走上正轨，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时有件突出的事情是：山东兵团在对昌潍地区之敌宣布宽大政策时，把罪大恶极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大反革命分子、大恶霸，也和敌方其他人员一样，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将功折罪。党中央立即发出指示，指明这“是直接违反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首恶者必办一项规定的”，并对其没有事先请示，粗率地向敌方发出这项不正确声明，予以严肃批评。同时尖锐地指出了必须立即克服的五种恶劣作风，即“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地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中央要求，对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野战军前委包括在内)的负责同志，应严肃地加以改变，并指导所属中级及下级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同样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中央指出，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合乎中国革命形势的要求的。这种形势要求我们党缩小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而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各地各军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1948年5月，陈毅、粟裕同志到中央来见毛主席，毛主席提了三条方针。一是重申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方针，强调内线、外线的分工，南线、北线的配合，纪律与政策的提高;二是老解放区生产长一寸;三是为保证前两项方针的实施，必须在全党全军反对无政府主义，中心是杜绝无纪律，破坏政策。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毛主席特别恼火，他号召全党讲纪律，讲政策，服从统一领导，进行正规建设。后来，陈毅同志和华东野战军前委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使部队在山东、中原的作战与纪律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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