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发动文革到底要革谁的命？

　　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要革商品经济的命，是把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各种表现及其根源作为革命对象并与之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这一本质被文化大革命纷繁的社会政治现象遮掩着，但又透过这些纷繁的社会政治现象显露出来。这是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逻辑。

　　文化大革命为了完成其巨大的“革命任务”，打倒巨大的敌人，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社会力量。正是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利益及社会潮流都汇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文化大革命贯穿始终的或者一时的动力。

　　如果对这些力量再做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那么，有以下方面：

　　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包括似乎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

　　正像毛泽东在1976年还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来支持自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那样，这是他发动和推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凭借力量之一。

　　二，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继续在所有制领域内实行全面占领的集中化倾向。

这是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很容易形成的一个强烈倾向。毛泽东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含着这个主要的内容。

　　三，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政治动员经济、大搞群众运动的惯性。

　　这个惯性浩浩荡荡地进入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就曾有过极端的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有了更为极端的表现。

　　四，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这既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潮，也是党内相当一些人的思潮。既是共产党内的思潮，又是社会性的思潮。在中国这个小农经济有着长久深厚影响的国度，广大民众、包括其知识分子都特别容易形成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这种思潮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潜宗教的意义。

　　五，作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表现，或者还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相关联力量，中国社会存在着深厚的平均主义思潮。

　　这种平均主义也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它与商品经济中出现的各种不平均现象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是一种强大的反经济力量及社会保守力量。这种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显出了巨大的“革命性”。

　　六，作为平均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则是对知识、文化“特权”的恐惧、抵制与仇视。

　　它不仅在社会上广泛存在，也在共产党内广泛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还是“破四旧”，还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是教育、科技、文艺界的“革命”，还是“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充分表现出对知识、文化“特权”的矛头指向。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还是小农经济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

七，对经济管理“特权”的敌视与反对。

　　这既是对富有管理权力与管理经验的干部阶层的反对，也是对他们所依据的一整套规章制度的反对，总起来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管理系统的反对。在这里，林彪、江青这样一批“职业政治家”的“革命性”与民众中存在的反对管理系统权威的自发倾向集合在一起，成为巨大的文化大革命力量。

　　八，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存在着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反对政治特权的民主倾向。

　　这种合理倾向与绝对的反对任何管理权威的不合理倾向是相互接壤的，它们之间原本有一条并不完全固定的界限，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冲破了这条界限。合理的民主倾向与不合理的反经济管理的倾向，混淆成一个混沌而巨大的潮流。

　　九，与反管理权威的倾向相联系的，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这也是小农经济历史长久、小生产者思潮成汪洋大海的国家里一种普遍的思想潮流。当文化大革命将一切秩序的限制打破之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成为了一个四面奔突、冲决各种社会结构堤坝的庞大力量。

　　十，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相关联的，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理想主义”。

　　这是一种伦理化的社会思潮，是从伦理的、道德的、审美的角度来判断社会和设计社会的思潮。这种思潮在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中普遍存在着。它同样是小农经济的产物。

　　这种伦理化的政治、社会思潮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常常直接地汇入了空想社会主义之中。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带有狂热性质的革命理想的来源。

二、文化大革命留给中国和世界的思考

　　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贡献，就是它本身的失败。正是它的失败，破解出了中国的改革文明进程，同时也引起了我们对整个人类历史更深远的思索。

　　这些思索联系今天的现实，具有十分直接的意义：

　　一，对于任何一个以改变现状为口号的“革命”，我们都不应该只看到冠冕堂皇的口号和思想纲领。

　　正像判断一个人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还要看他做了什么一样。对于一场“革命”、一次运动或一个潮流，同样不仅要看它说了什么，还要看它做了什么？要看它依靠了、启用了什么社会力量？打倒了什么对象？实际上完成了什么经济、政治任务？企图改变和改变了什么经济、政治关系？

　　对于一个复杂的社会运动，尤其要进行这样的分析。

　　二，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近三十年的改革使得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中遭到重创的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动力及根源，都被很大程度地改革掉了。社会从管理阶层到整个民众，包括知识分子，都在大得多的程度上理解和接受了商品经济必然有其发展阶段的历史事实。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近三十年中，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了具有实质意义的进展。这种改革不仅改变了经济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然而，这个过程远没有进行到底。

　　在目前的中国，还存在着某些与商品经济发展对立的因素。对于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贫富差别、知识的“特权”及管理阶层的“特权”，民众中有着某种不平衡心理与对立情绪。对所有制的改革，社会中也存在着反对的倾向。经济本身集约化发展的规律造成的沿海地区和内地经济上越来越大的差异，也在引起新的不平衡心理。

　　这一切因素都构成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保守主义倾向。

与这种保守主义倾向容易发生关联的，是整个民众中存在的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合理要求。这种合理要求与抵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保守主义倾向有界限，又相互接壤。这里，界限常常是模糊的，接壤则连成一片。当它们混淆成一个社会潮流时，就形成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压力，并引发出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定程度上运用这个潮流的压力造成廉政的外部环境是必要的；在这个潮流的压力下发展经济，“唯效率”考虑的同时兼顾整个社会的心理平衡及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险是必要的；同时，谨防这种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潮流超越限度，成为对经济正常发展具有破坏性的汹涌力量更是必要的。

　　经济发展的“唯效率至上”原则与整个社会的某种平衡状态的保持，无疑是需要兼顾的两个方面。这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面临的一个问题。要真正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不再具备产生的根源，还需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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