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 《中共领袖婚姻档案(上册)》 作者：王学亮1959年国庆，北京，中南海。辽宁部队歌舞团编排的大型舞剧《蝶恋花》正进行汇报演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观看。演出期间，毛泽东多次给予热烈的掌声，随后，又先后五次观看演出和接见演员、创作人员。

他老人家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寄托对杨开慧的深深哀思和无限怀念。也许是天地有灵吧！1990年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60周年的时候，杨开慧汉白玉石像安放在杨开慧烈士陵园。

石像揭幕那天，当覆盖石像的红色绸布徐徐拉开的时候，刹时天空中霞光万道，一群群蝴蝶围绕着石像盘旋、起舞，好一幅壮美的“蝶恋花”图景。成千上万人目睹了这一奇异的自然景观，惊叹不已！当历史跨入今天 ——公元2005年，抚今追昔，当我们沿着毛泽东和杨开慧革命与爱情的足迹寻访时，无不为之感叹、激动、肃然起敬。

相识1913年初春，古城长沙，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走来一个气宇轩昂的年轻人，“人字形的短发，分披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看上去不过二十岁。灰布长衫，左手一把桐油竹伞，右肩挎一个蓝布包，黑色的粗布鞋，从鞋上的尘土，可以看出，年轻人远道而来，风尘仆仆。

这个年轻人叫毛泽东。几天前，他从朋友处听到一个消息：湖南省第一师范发出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他急匆匆地赶来报考。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同时，年仅12岁的杨开慧随父亲杨昌济迁居长沙，住在离第一师范不远的天鹅塘“板仓杨寓”。教师中，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大。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但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在杨家，毛泽东是常客。遇到不懂的问题，毛泽东总是登门求见。杨先生和毛泽东之间无拘无束纵谈天下大事，谈论治学之道，气氛十分热烈。这时，杨开慧总是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想着，很少插话。毛泽东颇有见地的宏论，壮怀激烈的情感和崇高远大的抱负，深深地拨动了杨开慧的心弦。后来，杨开慧也参与了讨论。话越说越近，心越贴越紧。

他们之间朦胧的恋情，从一开始，就不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而是从对人生崇高境界的共同渴望和追求开始的。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送给杨开慧的不是鲜花和蜜语，而是用心血凝结而成的日记和文章。杨开慧同样是用慧眼、心灵，阅读、感悟毛泽东的日记和文章，学习他的思想方法，领会字里行间跳跃的人生火花。

客厅里的讨论和交流越来越频繁，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思想、情趣、爱好也越贴越近。有一次，毛泽东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他在文中写道：“国力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提出了一个响亮而新鲜的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后来十分着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并潜心实践心中这个强烈的信念。寒冬时节，他用冷水沐浴；大雨滂沱，他在野外奔跑；江河湖泊，他去搏击风浪。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杨开慧也坚持冷水浴、深呼吸、常吃硬食等锻炼方法。她在作文中写道：“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眼，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度过了五年的学习时光，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而与此同时，杨昌济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开慧随全家迁往北京。此刻，一种说不清的依恋之情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心中潜滋暗长。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在长沙第一次惜别。

相恋1918年8月15日，一辆北去的列车从长沙出发驶向北京。从登上火车的那一刻，毛泽东的心就和火车一起跳动起来。这是他带领新民学会24 名会员为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长途远行，对于毛泽东来讲，胸中还别有一番情愫在牵动，他马上就要见到日思夜想的杨开慧了。

8月19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和蔡和森、罗学瓒等人住在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一间狭小的屋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过着清苦的生活。”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50多人，是来人最多的省份。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为筹措路费四处奔波。”

在毛泽东等人的周密安排下，第一期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都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了。事情有了着落，毛泽东舒了一口气。为了主持以后几批湖南青年赴法事宜，毛泽东决定暂时留在北京，但盘缠所剩无几，维持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必须尽快找一个立足之地获得生活来源。

于是，他找到了杨昌济先生家。当他要求杨昌济为自己找个立足之处时，杨昌济爽快地答应下来。

第二天，杨昌济来到学校，见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把毛泽东的情况描述了一遍，请他设法。李大钊沉吟一会，说：“第二阅览室缺人手，就不知你介绍的人愿不愿意。”

“肯定会愿意。”杨先生替毛泽东表了态。

毛泽东来到第二阅览室。听介绍，他的工作是登记所订15种中外文报纸，登记每天来阅报的人的姓名。李大钊似乎有些难为情地说：“润之，这项工作很轻松，工资也少，每月只有8块银元。”

“够吃饭就行。”毛泽东说。一直以来，毛泽东在物质享受上，不同别人比，只与自己的过去比。8元，同教授的二三百元相比是少了，但他很满足。

上班后，毛泽东感到很惬意。报纸来后，他可以先睹为快，这在长沙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尽管地位低微，常受到一些名流的冷遇和白眼，但有幸身处北大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有机会同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朝夕相处，时常感受到新的革命思潮的波翻浪涌。

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经常去杨家看望老师，有时也在杨家吃住，与杨开慧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杨开慧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新俄罗斯研究》以及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等革命书刊，接触了许多革命青年，了解了更多的社会实际。

在心心相映的接触中，杨开慧陶醉在高尚和浪漫的爱情梦想之中。她对毛泽东的爱慕之情，是那样富有个性。她虽然爱毛泽东，“但绝不表示”，因为他 “不要人家被动地爱”她。杨开慧后来回忆说：“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惟恐他看见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

爱情成为了甜蜜而痛苦的心理感受，特别是在离别的时候。因此，当毛泽东要去上海时，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相约分别后互通信息。1919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回到湖南，在长沙修业小学任教。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已是一个字：润。毛泽东回信，称呼也是一个字：霞。

相知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和杨开慧积极投身于这一滚滚的爱国洪流。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着名刊物《湘江评论》，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

补救的办法，改造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号召广大民众，“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北京的杨开慧每次收到毛泽东寄来的《湘江评论》，都会激动不已，她完全被毛泽东“指点江山”的革命气概，那激扬文字的反潮流精神振奋了，鼓舞了。她摒弃封建的旧文体，坚持用白话文写作，抨击弊政，同封建势力决裂。毛泽东和杨开慧共同的心声汇聚成了时代浪潮的一声声呐喊。

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北京，杨开慧在日记中写道：“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地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头，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

1920年1月17日，毛泽东的恩师、杨开慧的慈父杨昌济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在毛泽东的妥善安排下，杨开慧全家扶柩南下，将父亲归葬长沙板仓。不久，她便从板仓来到长沙福湘女中就读。

她鼓动同学上街游行，参加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全省“驱张”的斗争。当学校当局阻挠学生上街，锁上大门，理化教员施庄克还打了学生时，她怒不可遏，与蒋英等同学冲上前去，高喊“不许打人！滚出去！”吓得施庄克抱头避走，然后她与同学一起冲出校门，涌上街头。在杨开慧等进步学生的冲击下，这所学校已不再是一潭死水了。

有一天，杨开慧来到周南女校，听到一片哭声，一问，才知道是做童养媳的女学生袁舜英，因不堪丈夫的虐待，投塘自尽，留下一封极为悲痛的绝命书。同学们念着，听着，不禁都哭了起来。如何对付这一事件，伸张正义，她带着大家去找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她带领大家马上行动，到大街上宣传，在校刊上揭露真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这一件事很快传遍了长沙全城，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公愤。

当时的长沙与全国各地一样，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形势一触即发。新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一个革命的政党来领导、来组织、来发动。1920年7 月，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为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给党的创建作好思想理论准备，决定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发行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杨开慧积极协助毛泽东进行这一工作。办书社经费不够，她就与母亲商量，将用来维持生活的父亲去世时北大同事送的祭奠费拿出来资助。这期间，杨开慧还常随毛泽东去工厂、街道、农村、学校，把马列主义通俗读物和进步书刊送到工农群众手里，使文化书社不断发展扩大，影响日深。杨开慧的思想也在这些活动中不断得到升华。1920年10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湖南成立后，她就成为第一批女青年团员之一。

192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的毛泽东因为思念杨开慧而久久难以入睡，直到天空中露出曙色，禁不住情感如潮，文思奔涌。于是，一首情深意长、缠绵悱恻的《虞美人•枕上》，跃然纸上，表达自己对杨开慧的爱恋之情。词云：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杨开慧收到这首词后，激动不已，忍不住悄悄读给同在长沙福湘女中读书的好友李淑一听。杨开慧充满深情地说道：“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

经过数年的了解与相爱，1920年冬，两人相约寒假到板仓过春节，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不作俗人之举”，自由地结婚了。婚后两人互敬互爱，甜甜蜜蜜。

相伴1921年，中国革命终于迎来了黎明前的第一缕曙光，中国共产党就要成立了。这年夏天，毛泽东赶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婚不久就要分离，毛泽东和杨开慧都恋恋不舍。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并担任湘区委员会书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湘区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从此，杨开慧一直陪伴在毛泽东身边，用自己的全部身心支持毛泽东从事革命事业，两人相濡以沫，一起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艰苦的日子。1921年秋，杨开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不久，为了掩护毛泽东的活动，杨开慧毅然辞去了岳云中学的教师职务，接来母亲一起住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所在地——长沙小吴门清水塘22号。当时，毛泽东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和一师附小主事，他的为数不多的薪金便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杨开慧虽出身名门，但却立志要像“平民”一样生活，她穿得最多的是大布衣。

在艰难、危险的斗争环境中，杨开慧一直负责湘区党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她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各个秘密联络点，传送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指示。并多次随毛泽东到长沙新河火车头修理厂铁路工会和第一纺织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为工人夜校讲课。此外，杨开慧还经常帮助毛泽东草拟签发文件，整理材料，热情接待来访的工人、农民、妇女和学生，辛勤处理区委机关的大量日常事务，并常常为深夜前来开会的同志站岗放哨。

1921年8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杨开慧利用自己担任省学联干事的身份，为自修大学筹集经费。自修大学为早期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何叔衡、毛泽民、毛泽覃、罗学瓒、夏明翰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1922年，毛泽东又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主持馆内一切事务。

当时，图书馆内还设有秘密阅览室，藏有《新青年》、《先驱》、《赤光》等进步书刊，吸引了不少年轻人。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和杨开慧爱情的结晶出世了，杨开慧生下了第一个儿子毛岸英。1923年11月2日，又生下第二个儿子毛岸青。

那时，毛泽东事务繁忙，无暇顾及家庭生活，压在杨开慧身上的工作和生活负担很重。毛泽东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寒冬腊月也是如此。一到晚上八九点钟，杨开慧就把取暖用的烘笼给毛泽东准备好；深夜一二点钟，常起床取送临睡前热在锅里的‘点心’，有时毛泽东没顾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他吃完后才去睡。毛泽东经常夜里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早，又出去工作。杨开慧就去整理他夜里写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杨开慧在抄写文件时，常常把小孩的摇篮放在身旁，一边抄，一边用脚摇摇篮。

杨开慧除了肩负起全部家务之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把全部的依恋和寄托贯注到毛泽东身上。在繁忙之余，面对孤灯幼子，杨开慧难免生出惆怅之情。而毛泽东的生活节奏太快，太强，似乎有些忽略了妻子的感受。

1923年12月30日天色还未破晓，刺骨的寒风吹皱了清水塘一弯绿水，一钩冷月孤零零地挂在天边。毛泽东接到党中央通知，又要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婚后三年，尽管夫妻近在咫尺，常常离多聚少。毛泽东这一次远行，更平添了毛泽东和杨开慧许多离愁别绪。

昔日聚在清水塘小屋里的那些革命青年都分开了，杨开慧不得不离开那里，带着孩子住到别处。这时，她离开了丈夫，又离开了革命集体生活，感到格外孤独而又寂寞。当时杨开慧虽然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她心境的文字材料。但几年以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她再次过着独处的生活时候，她写了一些笔记，记录了她当时的心情。这篇笔记80年代在整修板仓杨开慧故居时从墙壁夹缝中发现，虽然经历半个多世纪的烽烟，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揣摩她当时痛苦而复杂的心境。她写道：

又是一晚的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抱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里是他，一头里是小孩，谁也拿不开。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

从杨开慧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她对毛泽东的爱是何等的深！她离开他以后是怎样想念、记挂他！但作为丈夫的毛泽东，却并不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杨开慧几次写信，要求和毛泽东一起到上海、广州去，他回信说：大都会生活缴用大，自己经常东奔西走，并不能照顾她们母子，倒不如在长沙亲戚朋友多，熟人熟地来得方便。毛泽东还笔录了唐人元稹的一首诗《菟丝》赠给她———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他还在另一首给杨开慧的词中说：“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杨开慧接信以后，拆开一看，肺都气炸了。一向视自己为知己的毛泽东，怎么变得这么太不理解她的心情了呢？你毛泽东欲为江海客，不恋儿女情，难道我杨开慧真是那种只是守着丈夫卿卿我我守日子的旧式女子吗？我之要求和你毛泽东同住本来为的是不脱离革命工作，同时助你一臂之力，你这还不懂吗？只有你革命，我就落后了吗？你要我当家庭妇女，那么，我这个解放了的女性不又是倒退回去作“娜拉式”的女人了么？……杨开慧满心委屈，赌气不给丈夫回信。

这年秋天，毛泽东从上海去广州出席党中央的会议，特地回长沙看望杨开慧母子。夫妻见面后，杨开慧没有往日的热情，对丈夫没说几句话，毛泽东不知出了什么事，直到夜阑人静，他好不容易才从枕边了解到妻子的心事。杨开慧含着泪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委屈，毛泽东震惊了。

原来，这几年他卷入政治漩涡以后，很少再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他深感内疚。自己的妻子为他承担了繁重的家庭担子，他不曾为她分过忧，连她的向上的革命要求，他也没有予以重视。难怪妻子要怨恨自己了。但他有革命任务在身，不能在家中久呆。歇了一夜，第二天天不明又得动身去赶火车。他出门时半天残月照横塘，杨开慧破例没有为他送行。此时，他心情复杂极了。

上了车以后，他一直不能平静。一路上吟成了那首《贺新郎》词，寄给杨开慧。他在词中坦陈肺腑：“算人间知己吾和汝”。发誓“要似昆仑崩绝壁”那样与过去决绝，像“台风扫寰宇”那样扫除两人之间的感情障碍。最后，他告诉杨开慧，一定让她在革命的征途上与自己比翼齐飞。

杨开慧接到毛泽东这首词以后，知道丈夫已懂得了自己的心情，她转悲为喜，破涕而笑，“误会”完全消除了。

毛泽东果然说到做到。不久，他便叫人将开慧母子送到上海，和他生活在一起，杨开慧一面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一面做党的工作，她重新又恢复了 1921年至1922年在清水塘那段时期的青春活力。1924年底，毛泽东生病回湘，带着杨开慧来到韶山过春节，一直居住到次年才离开韶山，去了广东。不久，又把杨开慧接到广州，协助他在那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开始以后，毛泽东又带着杨开慧从广州回长沙；不久，又一同去武汉。三年中，他们都是双飞双宿，一步不肯离开。

1924年12月，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毛泽东终于病倒了，经中共中央同意，回湘疗养。1925年2月，毛泽东与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这是杨开慧第一次到韶山。毛泽东一边养病，一边与杨开慧利用当地风俗，以“走人家”的形式，深入贫苦农民家庭访问、谈心，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与地主豪绅进行斗争。

并在毛氏宗祠、毛震公祠、郭家亭、如意亭等处办起了十多所农民夜校。杨开慧亲自在夜校上课，她还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革命歌谣教农民传唱：“农民苦，农民苦，打下粮食交地主；年年忙，年年忙，田里土里仓里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和筹备，韶山地区相继成立了20多个秘密农会以及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1925年6月，杨开慧协助毛泽东创建了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中共湖南韶山支部。随后，中共湖南韶山支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领导韶山农民开展了“平粜阻禁”，增加雇农工价和减轻租额等斗争。大革命的时代洪流在这偏远的乡村奔涌起来了。

1926年10月，毛泽东调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成为农民运动的“王”。为驳斥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于1927年1月4 日至2月5日，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进行农民运动的考察。当时正怀孕的杨开慧怀着极大的激情，协助毛泽东夜以继日地整理毛泽东带回来的调查资料。1927年3月，毛泽东那篇影响深远的光辉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终于问世了，它首先发表在中共湖南区委的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期间凝聚了杨开慧多少心血和汗水呀！

相思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是伴随着革命的浪涛波澜起伏的，就像革命有高潮和低潮一样，相聚和别离、思念和等待构成了他们爱情生活的主旋律、平常事。

1927年8月31日，一个朦胧的夜晚。杨开慧再一次目送着穿一身灰布长袍的毛泽东渐渐远去。毛泽东走了，走得是那么匆忙。根据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精神，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毛泽东赴湘赣边领导秋收起义去了。当时，他与杨开慧结婚7年，生下3个孩子，大的才5岁，小的才几个月。杨开慧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永诀。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队上井冈山以后，杨开慧日夜思念毛泽东。她在一首《偶感》诗中写道：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是否痊，寒衣是否备？

在艰苦转战中，毛泽东也同样深深担忧着杨开慧的生命安危，四处打听杨开慧的下落。他给远在上海的李立三写信说：“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她写信给我。”不久，他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这封信经过不少周折，直到1928年初才辗转到了杨开慧手中。

杨开慧接到毛泽东的来信，不禁喜极而哭，“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流下来了。”她迫不及待地翻箱倒柜，找出一本地图，找到了井冈山所在的方向，也更增加了她对毛泽东的思念。由于关山远隔，音讯不通，杨开慧的心情日益惆怅不安。1928年10月，她在寒秋孤灯下写下了题为《偶感》的五言长诗，以寄托自己对毛泽东深深的思念之情：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足？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每天在相思中掰着指头度日的杨开慧，迎来了毛泽东的生日。1929年12月26日这天，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

“思君如夜烛，剪泪几千行。”远方的心上人太令她挂念了。

1930年秋，白色恐怖进一步笼罩着长沙。仅板仓、白水一带就有党员和革命群众460多人被残酷杀害。湖南省清乡司令何健还悬赏大洋1000 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杨开慧深知凶残的敌人决不会放过自己，毅然决然地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她在《给一弟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 ——唉！它那冷酷的面孔！

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杨开慧作好了应变的准备，她将党的文件和材料，密封在一个青花瓷坛里，埋在菜土底下；将一些未发出的信和诗文手稿藏在住房的夹墙砖缝中。当地群众多方掩护她，抓她的敌人前后两次都扑了空。

1930年10月中旬的一天，杨开慧刚从一个秘密联络点安排完工作回来，就被密探侦悉。这天半夜，天黑如锅底，如狼似虎的清泰乡下五区铲共义勇队匪徒突然扑向板仓下屋，杨开慧不幸被捕了。杨开慧在被捕的十多天时间里，被敌人转移多个地方。最后关进设在司禁湾的长沙陆军监狱署。在狱中，清乡司令部 5次提审杨开慧，强迫她交出地下党组织人员名单和与毛泽东秘密联络的通讯地址。

她经受了皮鞭抽、木棍打、竹签扎、杠子压等酷刑，但她回答敌人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狡诈的敌人又把杨开慧请进有新闻记者在的客厅诱骗说，只要她在报上发表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马上获得自由，遭到了杨开慧的严词拒绝。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牺牲小我，成功大我。”又嘱咐说：“我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

1930年11月14日下午1时，长沙浏阳门外的刑场上，响起了嘶哑的枪声，29岁的杨开慧英勇就义了。当地亲友和农民冒着生命危险，连夜把烈士的遗体运回板仓，埋葬在青松环绕的山坡上。

1930年12月，正在中央苏区部署反“围剿”的毛泽东从报纸上得悉杨开慧牺牲的噩耗后，十分悲痛，当即写信给杨家亲属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钱为杨开慧修墓，墓碑上刻着：“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毛泽东与杨开慧一起度过了那段最美好的时光。杨开慧至死都眷恋着他，他也终生思念这位至爱的妻子。

1950年，毛泽东接见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时，曾满怀深情地赞扬道：“你霞姐(开慧的乳名)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啊。”

1957年2月，杨开慧当年的好友、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抄寄毛泽东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李淑一的来信，勾起了毛泽东内心世界难以平息的情感波澜，他满怀深情地写下感天动地的千古绝唱《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骄杨”即是对杨开慧的热情赞美。一曲《蝶恋花》表达了毛泽东和杨开慧深沉的爱，永恒的情。他们伟大的爱情故事散发的绚丽光彩，将“光辉长照后人心”，激励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不息。

1962年11月，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在长沙谢世，毛泽东寄去500元钱作奠礼，同时致信杨开智：杨老夫人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可见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思念之深。

光辉长照后人心长沙县城东北一百二十里处，群山怀抱中有一个山清水秀的板仓冲。挺立于东西两面的飘峰、影珠二山巍峨峭拔，蜿蜒于冲前的板仓溪水清澈碧澄。1901年，杨开慧诞生在这里，1930年，烈士牺牲后也安息在这里。1959年，当地群众修建了杨开慧烈士墓和纪念碑。背上闪耀着七个大字： “光辉长照后人心”。杨开慧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1930年秋，围攻长沙的工农红军撤退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进行更疯狂的反扑。“铲共义勇队、”“清乡队”四处捕人，形势非常险恶。敌人悬赏捉拿杨开慧。开慧做好了应变的准备。1930年10月中旬的一天，开慧被追踪的敌人发现了。匪徒门将杨开慧和八岁的小岸英一起押送到长沙警备司令部。敌人虽然为抓到杨开慧而弹冠相庆，但却无法从杨开慧嘴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

敌人恼羞成怒。匪首亲自决定对杨开慧处以极刑。

开慧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阴暗恐怖的牢房里，她教岸英识字，嘱咐他长大了要听爸爸的话。她对前来探望他的亲友说：“死不足惜，只望革命早日成功”。她嘱咐亲友把她保存的一段布料给她做一套新衣。亲友知道她平时不爱穿新衣，而今要做新衣，可能是为牺牲做准备了，都感到十分悲痛。

1930年11月14日下午1时，天色阴沉，北风怒吼。敌人到牢房来提押杨开慧。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的刑场上，想起了罪恶的枪声。29岁的杨开慧，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当地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把烈士的遗体运回板仓，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

不久，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开慧牺牲的噩耗，悲痛的说：“开慧致死，百身莫赎”。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先后派岸英、岸青回湘扫墓。一九五七年他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词，称颂杨开慧烈士为“骄杨”，并向一位友人解释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1962年，毛泽东在悼念杨母逝世的信中，称杨开慧烈士为“亲爱的夫人”，再一次表达了对烈士的怀念。

1969年，板仓冲的杨开慧烈士墓，改建为烈士陵园。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骄阳挺立上重霄，光辉长照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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