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下野，准备动身离京前，李宗仁见到这样一幕：

　　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李宗仁回忆录》，第898页)

　　蒋介石的心情已经不佳，不知趣的于大胡子提起不愉快的往事，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找德邻办去”是最好的推托，人在他特务手中，德邻办得了吗?可怜于右老，碰了一鼻子灰。再度显示：蒋介石人下野，权不下野，退居溪口的“一介平民”仍可拘押政治犯，拘押之不足，还可谋杀。杨虎城就是在重庆解放前，被特务谋杀的，从本人到次子、从次子到小女儿、到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都不到十岁)、到副官阎继明、到警卫员张醒民，都被乱刀扎死。特务替主子杀人，而李宗仁代总统不知道，足证特务完全是蒋介石私人的特务。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两主角张学良、杨虎城，恨杨尤甚于张。他起先一直认为杨是主谋，后经敢做敢当的张学良一再申明他是主谋，甚至说杨是受他之累，蒋氏《苏俄在中国》说：“此事最出人意料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九卷，第71页)虽然终于接受张是“主动”者，但仍要说杨首先提出劫持主张者。蒋恨杨，因杨于西安事变后并不乖乖地“悔祸”，还要嘴硬，还要揭蒋的疮疤。

　　张学良陪蒋回京后，立中“连环套”，被蒋背信强留下来。张学良1936年12月31日被军法大审后第二天(1937年元旦)，西安人民游行向蒋介石抗议，杨虎城发表《告民众书》。在这篇《告民众书》里，显然在张学良被军法大审的气氛下，在西安人民的群情愤激下，杨虎城竭力在自制，在力持大体，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正确导向，肯定了蒋介石“对于我们的主张完全采纳了”，他对蒋自食不咎既往的诺言而军法大审张学良的事，避开不提，这样做，显然是留有余地，以便善后。

　　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告民众书》以外，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处境，并非避开不提，而是据理力争。他在致电表示“汉公亲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纵兵西进”后，又在1月5日致电蒋介石明说：“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两天以后(1月7日)，蒋介石回电，虽然保证说稍缓即为张学良“复权”，可是事实上，张学良的公权，却一连近六十年都没被恢复。杨虎城等人当年的疑虑，自非无因。这种疑虑的细节，在他们1月5日的“歌电”中，有详细说明。就在1月5日同一天，国民党发表黄埔嫡系的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同一天西安各救亡团体举行联合大会，要求释放张学良。

　　到了2月5日，杨虎城等人发表《和平宣言》，再度拆穿国民党的无信与不识大体。在杨虎城等人“谨此宣言”之后十天(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了，杨虎城、于学忠也做了“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却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以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绝效尤。”——国民党显然蛮不讲理了，“不问其内容如何”，一律要蛮干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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