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三个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到南京开四届一中全时，胡汉民在广州，汪精卫在上海，均称病不出席。蒋介石于12月22日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后，带着宋美龄飞往宁波，回奉化老家去了，说是“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全会推举常务委员九人，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居前列;选任国民政府委员三十三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亦列排首;推举中政会常务委员三人，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但这三位都不到京视事。

　　事实上，他们谁也不甘寂寞，胡汉民在广东经营着他的阵地。而蒋介石和汪精卫继续暗中谋求结合。蒋介石飞宁波前，约汪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前在沪时，曾向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

　　四中全会后，组成孙科内阁，蒋、胡、汪袖手旁观，不从党的领导人方面给予支持。不仅如此，拆孙科政府的台，还是蒋汪合作的前提。蒋介石下野后，他任行政院长时的各部部长、司长们，纷纷告退，不待批准，即自行离去。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把部里的档案、账簿带走;科长以上人员每人发薪三个月，遣散;未交给孙科政府分文现金，却留下债务一千万元。宋子文与江浙财团沟通，不给孙科政府以财政支持。政府税收无望，因各省自行收税，东北被日本占领，南京周围几省控制在蒋介石手中，满打满算政府每月的收入仅有六百万元，而何应钦要军费每月一千八百万元，政府行政费每月四百万元，月赤字达一千六百万元之巨。支出庞大，筹款无着，孙科一筹莫展。对日问题，是孙科政府面临的严肃、急迫的政治任务。

汪精卫和蒋介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侵略战争，武力占领东北时，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葬送了东北大好河山和三千万人民，国人口诛笔伐。由此而来的一个抗日反蒋高潮已在长城内外，乃至大江南北蓬勃兴起。蒋介石下野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了这个巨浪的强烈冲击。孙科于1931年12月17日进京，第一眼看到的是南京、上海、北平、江苏、安徽等地抗日救国赴京示威团学生万余人，在南京举行总示威。南京政府镇压学生，制造了珍珠桥惨案，但人心不服。东北方面，日本正进攻锦州。在东南，日本的大炮对着南京，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不能继续走蒋介石的路，毅然修改对日“不抵抗”和依赖国联解决方针，对日取强硬抵抗态度。外交部长陈友仁发表宣言，谓本政府最急之任务即在消灭战祸，并保主权。对进攻锦州的日军取坚持积极抵抗态度。日军在上海挑衅，陈友仁提出对日绝交方针，和人民的呼声一致。孙科政府的抗日“剿共”方针，与蒋介石的只“剿共”不抗日方针相左，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联合反对。

　　孙科本来早就请求蒋、汪、胡合作，并进京主持一切。除他个人恳请外，并求各方帮助疏通。但这三位均不为所动。实际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出现三人合作局面。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由奉化到杭州，决定拉汪排胡。15日，邀请陈铭枢、顾孟余到澄庐寓所，请将一封亲笔信转交汪精卫。汪精卫正等着这一天，接信后，即偕陈璧君到杭州，连夜与蒋介石密谈。17日，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请入京视事，故做愿意合作姿态。胡汉民与汪精卫有约在先：谁也不单独与蒋介石妥协，得知汪精卫违背前，已火冒三丈，哪肯入京!早在1931年底，胡汉民凭借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的武力，自立门户，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委员会等组织，与中央保持半独立状态。蒋汪既然合作，胡汉民更以病未痊愈，需长期休养为由，拒绝进京共事，继续在西南与之抗衡。蒋汪合作要成定局了，才找来孙科。1月18日，孙科应蒋汪之召到杭州，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在杭州西湖烟霞洞密商外交、财政、军事要政，并决定联袂入京。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问孙科会谈结果，孙科只答：“圆满，圆满。”问何时回京?答：“就去。”

同月21日，汪、蒋先后到达南京。蒋介石说他以私人资格入京赞助政府，不担任任何职务，完全以汪先生主张为主张，表露出推汪精卫入朝主政的意思。汪精卫则说自己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入京开会的，当竭力做中央委员所做之事。但是，在1月23日的紧急会议上和24日的国民党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上，蒋介石、汪精卫一致把矛头指向了孙科政府，以“先行安内，方可攘外”为据，力主对日妥协;批评陈友仁等人对日绝交主张是“只凭一时之快意，不顾国家永久利害”的“孤注一掷”行为。蒋介石认为绝交的下一步就是宣战，如果对日宣战，三天就可以亡国。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外交上从来没有分歧，此时更配合默契。孙科把“神”请了回来，唯一的一项属于自己的新政策不能推行，奉陪下去毫无意义，14日，陈友仁先辞职，次日孙科辞职，把南京政府交给蒋介石和汪精卫。这正是他们二人所需要的。

　　据闻：汪精卫曾派陈璧君出面与蒋介石密谈，提出入京后两人上台，应出于互相推重。汪亦曾表示：“誓不一人单独入京”。蒋汪之间已定共主南京政府之策，入京时的表白非由衷之言。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揭幕之日，蒋介石先把汪精卫推上台，那天，他主持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行政院长孙科辞职，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统管全国军事。1月30日迁都洛阳。2月6日，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3月4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否由蒋介石担任，颇有争议。蒋介石躲在南京不出席会议，等着汪精卫去安排。汪精卫对国民党中央要员们左说右劝，勉强说通。最后，在3月6日中政会上通过，8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参谋总长。此后的国民政府，汪精卫掌行政，蒋介石掌军事;国民党中央由蒋、汪共掌。

　　汪精卫说他在对日外交上与蒋介石无分歧，这是实话。但他在反蒋时对党务、内政提出过主张。有些早就放弃了。如：关于党的法统，宁汉合流过程中和“护党救国”运动时，是汪精卫的一张王牌，扩大会议时扔了，不必要求他此次上台再去强调。扩大会议、非常会议期间，他反对蒋介石独裁，大喊大叫要民主政治，在他进了政府之后，似乎应当有所行动，但却被他忘得无影无踪。远的不说，宁粤和平会议上，粤方代表提出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中有一条：使政治民主化，其中措施之一，是每年或两年由国民政府召集一次国民代表会议，国民代表会议得选举立法、监察委员之半数。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本其精神，规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各半数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产生。尽管它并非真正的人民民主，如其实施也算汪精卫没忘记他在野时的那些民主诺言，可是蒋汪联合政府并不曾实地去做，而且，没有多久，即1932年年底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时候，干脆把这些规定删掉了。难怪邓演达说汪精卫除了反蒋拥蒋之外另无主张。原来那些吸引人的主张、漂亮的口号，都是些装饰物。

　　汪精卫这次与蒋介石合作得到了高官、地位和权力;但丧失的比得到的要多得多。这第一步就丢了政治人格，随之而来的还要丢朋友。有的人原先对汪精卫很崇拜，把他看作可以信赖的政治领袖，几次跟着他反蒋。当看到汪精卫进京同蒋介石合作所做所为，便认识到，汪精卫反对专制独裁高唱政治民主，都是假的。他们骂汪精卫是软骨头、伪君子。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先任第四军军长、后任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在“七·一五”以后，没少为汪精卫卖力气，打了不少仗，损兵折将，在所不惜，是汪精卫的忠实追随者。汪精卫自上海和会期间住进医院，一直不出来，张发奎去见他，陈璧君介绍他的病情时，说得很严重。两天后，有人告诉张发奎，汪精卫去了杭州，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当天晚报出版，报道了蒋介石从奉化、汪精卫从上海到杭州会晤的消息，张发奎如梦方醒，大呼受骗上当。蒋汪合作当年，张发奎去了德国。抗战胜利后，张发奎主持华南战区受降工作，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陈璧君插手广东，任伪政权“广东政治指导员”，作为“中央”代表，坐镇广东。她不仅经营权力，而且搜刮大批钱财。张发奎接收广州时，对汉奸陈璧君的家进行搜捕，丝毫不客气。由此可见汪精卫在张发奎心目中的位置。汪精卫的追随者固然因受其愚弄而愤慨;其他反蒋人士对汪精卫的出尔反尔，投机善变也非常厌恶。公开骂汪精卫的不止邓演达。

　　日本打进中国，占领了东三省，并向南进犯。1932年3月在东北制造一个傀儡组织，名曰“满洲国”。这个时间，恰在蒋汪联袂入京，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中政会常委身份议决国事之后，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间。全国人民无不认为，政府应组织抗日。蒋介石却说“攘外必先安内”。汪精卫则说，对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蒋介石的方针包含对内对外，汪精卫说的是对日政策，是保证实现“先安内后攘外”方针的补充办法，是专门解决国民政府集中军事力量“安内”期间，对待日本侵略问题的政策。两者精神相通，归宿是一个。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的一贯主张，但不是蒋介石的发明，早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如：宋高宗赵构面对金的威胁和连绵的农民起义，认为“腹心之患深可忧，不先去之，无以立国。内寇不除，何以攘外”，宁可对金称臣，而从前线召回岳飞镇压农民军。清朝晚期，既遭遇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又受到国内此伏彼起的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打击，慈禧把仇恨和进攻的目标集中在人民身上，以致发展到“借师助剿”、“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地步。蒋介石称道说：“古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乃至当不移颠扑不破的真理”，是“立国的一个信条。”他以明朝亡于农民战争的教训训导部下，1932年6月，在庐山“五省剿匪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的国情，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剿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稳固自强。否则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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