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有一天和卫士张仙朋聊天，谈他的志向，他说：我有三大志愿：

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毛泽东表达的这三个志愿，都是他的真实想法。

先说说毛泽东的第一个志愿。毛泽东一生都是跟人民群众在一起，他定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

当年，在中央苏区，只要有几天战斗的间隙时间，毛泽东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调查会，了解情况。这样，他对本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哪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和盐、洋火等日用品从哪里进的货，都了如指掌。

在延安，他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和他打招呼，想停下来就停下来和他聊天，大到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农民骂他的一句闲话，他都能声声入耳。

28年无数的艰难曲折，毛泽东走得扎实，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落在实处。他从不虚言，就是和蒋介石的军事决战，也是到了辽沈战役后才最终提出来。

建国后，情况不同了。战场上的敌人是看得见的，经济建设这个对手却面目不清，并且一切事情似乎都那么顺利：抗美援朝，证明美帝国主义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看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没收官僚资本、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这样的民主革命任务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改造，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大变革，也只用了三年时间。

尔后，毛泽东身居红墙内，很难听到直接来自百姓的声音，大多数情况下是靠听汇报发文件的。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央领导机关只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加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出产品？所以只要有可能，他从不放弃出去走走的机会。

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威望已迈上个人崇拜的台阶，凡是他视为正确的，都要不遗余力贯彻到底，于是，一切困难便都不在话下了，一切制约也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儿。然而，经济建设有着它特殊的规律，而我们党在建国之初恰恰就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和混乱，一时天灾人祸，怨声四起。毛泽东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要多出来走走。他实在不甘于身居红墙内靠听汇报发文件左右中国大局。

为扭转中国经济建设的被动局面，毛泽东亲自下去搞调查研究，1958年是他出京最多的一年，全年只有两三个月在中南海，其它时间都在各地搞调研，足迹遍及17个省市。他雪夜访黎明机械厂，三顾茅庐看出铁；他记挂着伤寒病的流行，关心农民的口粮够不够吃。这样，人民群众又看到了毛泽东的高大身影。通过观察，毛泽东注意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倾向。他怀疑：水稻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面对玉米亩产2000斤的保证，毛泽东笑着说，拿到手才算数。他深信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香。然而，他似乎从来没有走出过人的包围圈；警卫以及警卫拦都拦不住的欢呼的人群。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①。那天，他参观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想到外面吃顿饭，就去了正阳春饭馆。不料，饭吃到一半，毛泽东无意向窗外望了一眼，却正被对面楼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瞧个正着，一声毛主席万岁，喊来了街前街后的人，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交通陷入瘫痪。毛泽东没法吃饭，只得连连到窗口和热情的人群打招呼。直到下午三点，警备区派出了一个排的精干小伙子才把他的座车从人群中推进去又推出来。事后，清扫现场，竟收了七筐半丢失的钢笔、手表和鞋帽等物。

为了扭转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境，1961年1月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层，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搞的还是间接调查。他让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广东和湖南农村，每组都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半个月后到广州会合向他汇报。这次调查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等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调整和规范。这个冷一冷头脑，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过程，延续到1962年1月底2月初，开了个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开得顺利，开得热烈，开得民主，大家反映：“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原本到1月28日结束的会开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节都是在大会上过的。会议对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统一了认识：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然后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一笔账。毛泽东再次做了个自我批评：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做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人里去，军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

之后，由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再也没有精力去实现他的第一个志愿了。

关于毛泽东的第二个志愿。毛泽东打算骑马实地考察黄河、长江两岸。这个志愿毛泽东由来已久。特别是对黄河，毛泽东怀有很深很深的感情。

1936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东渡黄河出征山西。东征前夕，面对白雪皑皑的冰雪世界，毛泽东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词章《沁园春·雪》。其中，“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一句，说的就是黄河。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又专门去看黄河。他若有所思地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他无限深情地说：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呵！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改变了！

1948年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时，毛泽东又一次对着咆哮的黄河陷入沉思：“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1952年10月，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息一周的时间视察了黄河。这是建国后，他第一次出巡。视察后，毛泽东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

1959年，毛泽东曾充满深情地这样评价黄河：“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他还说：“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再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

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到视察黄河、长江的事，他说：“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线。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

1962年4月，毛泽东和即将调到西安工作的机要秘书高智告别时，他要高智为他去陕西走黄河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吗？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略停片刻，又说道：“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

1964年，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开始准备将计划付诸实施。他指示身边人员练骑马，查资料，做了各个方面的准备。他还准备组织一个智囊团随行，吸收一些科学家参加，其中有搞天文的，搞地理的，搞历史的等。中央警卫局还秘密组建了一支骑兵大队，以便在需要时跟随他考察黄河。为随时跟着毛泽东出发，这支部队在北京郊区的西山训练了好几年。1964年夏天，还把为毛泽东驯养的坐骑运到北戴河，让他骑上走了几圈。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骑马。当时还拍了毛泽东骑在马背上的照片，两侧有人簇拥着。

就在这个夏天，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国南部边疆直接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决策层也在考虑出兵与不出兵两种可能。毛泽东这时已经没有这种探幽访古的闲情逸致了。这年8月6日，毛泽东在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要重新考虑。”这里说的“行动”指的就是骑马考察黄河的计划。

1965年，高智乘车由西安到北京时，他按照毛泽东的嘱托，不敢休息，沿路调查，做了详细记录。有什么山，有什么沟，有多少涵洞，最长的洞是多少公里，哪段路好走，哪段路不好走，哪里可以歇脚……在北京，高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西安到北京的沿途情况。他说：“我也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对陕北是有感情的，我在江西待的时间短，在延安待的时间长，我还要回去看看，吃陕北的小米，沿黄河走一趟。”

对于长江，毛泽东也有深厚的感情。他多次到万顷波涛的长江去游泳。1956年6月，毛泽东在位于武汉的长江游泳后，作词一首：《水调歌头·游泳》，诗词以闲庭口气描绘长江的气势磅礴，并表达了他治理长江、建设长江的伟大宏图。诗词曰：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治理长江是长江流域人民的千年期盼。为了这个期盼，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1918年的《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了建设三峡水利工程的设想。但是，在当时内忧外患、战乱频繁、国力衰弱的中国，伟人的构想，只能是一个美好梦想。

新中国建立不久，毛泽东就高度关注长江水患治理问题。在新设立的国家水利部中专设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专家研究长江的治理。1953年2月，毛泽东大胆提出在三峡卡住长江，修建大型水利枢纽的思路。这一重要思路，为后来国家制定“水利工作必须从流域规划着手，采取治标和治本结合，防洪与排涝并重的方针”确定了政策指导，并促成了国家对三峡水利工程大规模可行性科学论证工作的上马。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此《意见》在吸收不同意见基础上，作出了“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建设，要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的科学判断，为三峡工程建设定下了基调。

“成都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风尘仆仆地来到重庆。在视察企业、看望工人后，登上了“江峡”轮，顺江东下，视察长江。一路上，他迎风屹立船头，听专家讲解，观地形水势，以诗人的情怀、政治家的胸襟，绘就他心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三峡新貌。

从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建立到三峡工程论证决策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毛泽东在三峡工程建设这一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始终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体现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对国家、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一切从中华民族福祉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自觉性和使命意识。

毛泽东生前曾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工程修成后，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啊。”而今，西江石壁已立，高峡平湖已现，神女无恙，百姓安康，伟人“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已变为现实。毛主席一生心系的重庆人民为这一“功在当代利千秋”的伟大工程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库区新貌和三峡美景，就是对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最好祭文。

关于毛泽东的第三个志愿。毛泽东三个志愿中的最后一个志愿是：书写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如果毛泽东能在晚年写一部关于自己的书（从他如上字句分析，属人生传记类作品），那对后人研究毛泽东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历史也将从这本书中吸取极有价值的材料。

但毛泽东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毛泽东曾自我评价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5天后的1月13日，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等人语重心长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是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和蒋介石干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一个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赶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语的人甚少。有几个人到我的身边嘁嘁喳喳，无非是要我把那个岛收回来。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也不少。这两件事都没做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了。和平移交办不到，看来在动荡中移交了。搞得不好，就要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后代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正是由于毛泽东担心“文革”被否定，所以在他的晚年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让邓小平接班。

关于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这件大事请，后来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集中全党智慧完成，并全部体现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书中。该决议在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了总结和评价。《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该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深远影响的重要文件。。

①1952年在武汉，毛泽东游黄鹤楼时，不得不戴着口罩，但还是让一个孩子认了出来。刹那间，人群潮涌，警卫使出浑身解数才将其保驾下山。毛泽东对此感叹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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