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弭分歧，促进在华韩国抗日力量团结

1931年7月1日，日警在中国吉林万宝山地区开枪射击中国农民。7月3日至9日，日本当局在朝鲜汉城等地煽起排华暴动，中国华侨受到袭击。此事引起蒋介石震动。其7月24日日记云：“余意即应对世界各国宣言及提案国际联盟会，暴露日本政府有组织的杀害侨民之罪恶”，“朝鲜合并，我国未经承认。中日所订条约，皆认朝鲜为完全独立国。”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开始调整政策，致力于抗日准备，加强了和韩国来华人士，特别是和金九的联系。

金九(1876—1949)，韩国黄海道海州人。早年参加抗日运动，三次被捕。1919年来华，先后担任韩国临时政府警务局长、内务总长，1927年任国务领(总统)，次年组织韩国独立党。在金九之外，流亡中国的韩国爱国者之间派系众多，分合频繁，经常发生内讧，无法形成统一的抗日复国力量。在援韩过程中，蒋介石始终注意处理派系关系，促进韩国爱国人士的团结。

1932年，蒋介石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及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滕杰分别开展援韩工作。当年4月，力行社成立东方民族复兴运动委员会，确定以“济弱扶倾”精神援助中国周边地区的韩国、越南、印度等被压迫民族。1933年5月，蒋介石通过陈果夫约见金九。金九要求中国资助百万元，保证“两年之内可在日本、朝鲜、满洲方面掀起暴动，切断日本侵略大陆之后路”。

此前，金九所领导的韩人爱国团的主要工作是暗杀，先后发生李奉昌在东京谋炸裕仁天皇以及尹奉吉在上海炸死白川大将两起事件，金九的名声因之大增。蒋介石不赞成这一做法，通过陈果夫向金表示：“若靠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则会另有天皇，杀死大将，也会另有大将。为将来的独立战争着想，须先训练一批武官。”

金九同意蒋的意见，双方决定以河南洛阳军官训练学校为基地，第一期培养军官100名。其后，金九一派有部分人员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央的对日情报工作。除金九等按月得到中国方面的经费补助外，韩国流亡人士的回国活动费用，也常由陈果夫转请蒋接济。

鉴于当时韩国来华人士中派系分歧严重，力行社和陈果夫等于1933年敦劝各方合作，成立统一的韩国民族革命党。1937年，金九领导的韩国国民党等九个团体在南京成立“光复阵线”。另一派则组成“民族战线”，以金若山为领导人。

1939年1月，蒋介石分别约见金九与金若山，劝告双方开诚合作，全力对日。其后，蒋介石即将该项工作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命他“负责设法，使其内部统一”。

1940年1月，朱家骅密呈蒋介石，检讨对韩国来华人士工作长期不见成效的原因，提出今后“似应采积极主动之态度”。3月30日，蒋介石致函朱家骅，指出“汪逆傀儡登场，我方对倭亟宜加大打击”，命其邀集在重庆的日本、朝鲜等地革命首领会商，“鼓动敌国人民群起革命。”

5月8日，韩国国民党等党派在重庆发表解散宣言，共同组成新的韩国独立党，以金九为委员长。1941年5月，朝鲜另一大党民族革命党议决参加以独立党为主体、金九为主席的临时政府，这样，韩国来华爱国者的团结就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特别对待，支持在中国成立韩国光复军，由韩国临时政府管辖

1937年8月，朝鲜民族革命党在南京召开代表大会，议决以韩籍学生为基础，组织义勇军。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在武汉成立，提出三项任务：1、动员所有在华朝鲜革命力量，参加中国抗战;2、争取日本广大军民，发动东方各弱小民族，共同打倒日本军阀;3、推进朝鲜革命运动，争取朝鲜民族的自由解放。1940年10月10日，蒋介石为朝鲜义勇队题词：“手足相卫”。11月15日，又转颁嘉慰电文：“诸同志本东方革命之精神，共为民族解放运动之精神毅力，欣慰良殷。”

1940年3月2日，金九向国民党有关机构提出，要求利用华北日军中的韩籍反正士兵成立光复军。4月11日，蒋介石批示“准予照办”。9月17日，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宋美龄特别捐赠慰劳金10万元。

光复军的性质是另一个国家的流亡者在中国组建军队，涉及种种复杂问题，何应钦等认为此事既不合于“国际法”，又认为“韩国内部党争分歧”，始终不肯积极支持。1941年7月8日，朱家骅致函何应钦，以戴高乐在英国组织“自由法军”为例，要求何在可能范围内对韩国光复军“特别予以便利”。蒋介石支持朱家骅，批示“可准成立”。9月30日再次指示：“本党领导东方民族革命及抗日战争，对朝鲜光复军，在原则上应为政治上之运用，不宜为法律问题所拘泥。”

蒋介石既有明确指示，中国方面遂于1941年11月1日颁发《光复军九个行动准绳》：规定韩国光复军在抗日作战期间直隶中国军事委员会。5月15日，蒋介石将原属军委会政治部的朝鲜义勇队改编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同年9月17日，光复军成立两周年，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致电蒋介石表示敬意，蒋复电赞扬该军“批艰历辛”，“团结精诚”，表示将继续支持，“本扶弱抑强之素志，而竟兴灭继绝之全功”。

由于光复军佩戴中国的“青天白日”帽徽，指挥权属于中国军委会，因此，韩国流亡者方面出现不满议论，认为《准绳》“有损韩国独立之精神”，甚至攻击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丧权辱国”。1943年2月20日，韩国临时政府外务部照会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要求另定《中韩互助军事协定》，使光复军“隶属于韩国临时政府”。

1944年9月8日，蒋决定接受韩国临时政府方面的要求，致函吴铁城称：“韩国光复军自以隶属韩国临时政府为宜”，“其《行动准绳》，应即彻底取消，俾无害于中国之安全，并符韩方之希望。”

1945年1月4日，吴铁城签报新拟《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草案》，但蒋仍然于17日指示：“此事应嘱韩方派员先事洽商，成议后再核。”其后，因中方所提《办法》中有“中国军事委员会派参谋团以取联络”一条，韩国来华人士认为“系不以平等看待”，中国方面决定再次让步，“既不派参谋团，亦不派联络参谋”。同年4月20日，金九表示同意。自此，韩国光复军遂改隶韩国临时政府管辖。

确定原则：将在世界各国中首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1919年4月11日，韩国流亡人士在中国上海成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政院，先后由李承晚、朴殷植、李相龙、洪震、金九等担任国务总理，或大统领、国务领之职。1940年9月，临时政府迁至重庆。10月8日，韩国临时政府议政院在重庆举行会议，选举金九为国务会议主席。

韩国临时政府虽然长期在中国领土上活动，得到中国方面积极支持，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正式承认。1941年11月、12月，徐恩曾两次致函朱家骅，建议尽早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次年1月30日，金九要求中国方面率先正式承认临时政府，并请同盟国一致承认。当时，中国方面已经蒋介石批准，在当年10月10日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通过外交部长郭泰祺对金九及金若山二人作过透露。但是，由于美国政府认为“韩人之间既不合作，与国内韩人又无联系”等原因，蒋介石只能将这一问题暂时搁置。

为了加强援韩工作，1942年7月20日，国民党中央决定，以吴铁城、王宠惠为召集人，组成专门小组，通盘研究援韩问题。同月，军事委员会奉命草拟《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扶助运用指导方案》，提出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须“以热情宽大、公正协助之态度出之”;“对韩国临时政府，须使其能领导各党派力量，实行民主政治，不采一党包办之政策”，“随时考虑，应合国际情况，适时承认”。

12月5日，蒋介石决定派邵毓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将衔代表赴韩，与美苏军方联系，视察韩国实情，同时抚慰中国在韩侨胞。同日，蒋致函吴铁城称：“在目前美苏两军分占朝鲜南北现状下，国际上我方除应与美方密切合作外，对于驻韩美苏军事当局，自应同等联系，俾我在外交上可保持超越立场，作为美、苏桥梁。” 国民党中央党部根据蒋介石指示，草拟了一份标有“极密”字样的《韩国问题之对策》，其中提出：“调和美苏势力，以消除韩国南北两部之对立，而促进其统一。”又提出：“积极与美、苏、英洽商，确定《开罗宣言》中‘于相当时期使朝鲜独立’之‘相当时期’之明确标准，并在将来和会中或联合国会议中提出通过，以为将来促使美苏军按时撤退之依据。”

12月27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于12月27日在莫斯科会议，却决定将朝鲜置于美、英、苏、中四强的五年托管之下，这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所拟《对策》自然成为废案。同月28日、31日，韩国临时政府及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先后发表声明，反对该项托管计划，中国政府未发表声明支持。当时世界的主宰者是美苏两大国，中国虽跻身“四强”，但实际上是弱者。

韩国独立党、民族革命党、临时政府及相关人员在华期间，其经费均由中国供给。金九等人返国前后，在华韩侨535人准备同时返国，急需冬服、旅资及生活维持等诸项费用。12月28日，蒋介石批准发给国币3千万元作为资助。这是蒋介石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在中国援韩人士中，蒋介石贡献最大

在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中国国民党人中间，有三个关键人物：一是陈其美，一是孙中山，三是蒋介石，蒋是30、40年代中国援韩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和决策者，时间最长，贡献也最大。

为了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给予韩国独立运动的援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道义等各个方面。在这些援助活动中，蒋介石非常注意尊重韩国来华流亡人士的民族感情，及时调整政策，保持友好关系;在国际舞台上，蒋介石首倡保证朝鲜战后独立，反对国际托管和南北分割，不谋求在该地区的民族私利。这些，都与当时主宰世界的大国强权构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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