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似乎已是盖棺论定的人物。一个世纪以来，史学界众口一词，对他均持否定的评价，“窃国大盗，一世奸雄”即足以涵盖袁世凯的一生。然而，人性是复杂的，一百年前的社会环境也是复杂的，北洋集团影响和左右了清末民初三十多年的政局，对其核心人物袁世凯的评价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便能概括的。

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袁世凯的顶戴;小站练兵使他获得慈禧和荣禄的青睐;山东巡抚任上剿杀义和团更使他飞黄腾达。然而，性格决定命运，袁世凯的锋芒早在二十三岁时便已锐不可当，他发迹的地点不在中国，而在朝鲜。

壬午兵变给了日本染指朝鲜的借口

历史上的朝鲜长期是中国的属国。在制度上它效仿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国策，一直自给自足，风平浪静。到了19世纪末，危机开始出现。同当时的中国一样，朝鲜面临着列强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日本和俄国，对朝鲜的觊觎已非一日。在外部压力的催化下，朝鲜内部宫廷的倾轧和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在1882年爆发了“壬午兵变”。

当时统治朝鲜的是建立于明朝洪武年间，持续了近六百年的李朝。李朝与明清两朝相始终，一直同中国维持着良好的属国关系。

1864年，朝鲜国王李?N去世，由于没有子嗣，便以他弟弟之子李熙入承大统。李熙年方十二，不谙世事，由他的父亲以大院君(相当于摄政王)的身份摄政。大院君思想极端守旧，他屡次杀害传教士，坚决不与外人通商。

十年后，李熙长大亲政，权力逐渐转移到其妻闵妃(明成皇后)手中。闵妃较为开明，主张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大院君贪恋权位、刚愎自用，反对削弱他权力的政治改革，于是，大院君集团和闵妃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渐深化，兵变一触即发。

1876年，日本以朝鲜拒绝邦交，蔑视日本为借口，出动兵舰，胁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清政府在此次事件中懦弱无能，姑息绥靖，完全没有尽到宗主国的保护责任。而日本国势蒸蒸日上，朝鲜王室和大臣中一些人在失望之余，开始把目光从大清转向日本。

清政府的矛盾心态是：既不愿出面维护朝鲜的权益而得罪日俄，又怕日俄并吞朝鲜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构成威胁。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重施“以夷制夷”的故伎，致函朝鲜国王李熙，传授机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欧洲)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

固步自封的大院君起初不愿，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李鸿章的“劝导”，在1880年10月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开化自强”的方针，并在清政府的帮助下，相继同美、英、德、法等西方列强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的大门从此洞开，成为列强角逐的舞台。

1880年，闵妃集团开始借军制改革之机削弱大院君集团的实力，裁汰由大院君亲手创办的“亲军营”，组建了以日本人为教官的新军“别技营”。新军在装备和待遇上都高于旧军，激起了旧军极大的不满。1882年，为防止旧军哗变，当局向欠饷已达13个月的汉城驻军发放饷米。由于饷米中掺了砂石和糠皮，不堪食用，愤怒的士兵殴打了管理粮库的官员。闵妃的心腹、兵曹判书(相当于兵部尚书)闵谦镐下令逮捕带头闹事的士兵，成为激起汉城驻军兵变的导火索。激愤的士兵冲进军械库，夺取武器，释放被捕士兵，并跑到大院君府上诉说冤情。

大院君趁机煽风点火，暗示此事是闵妃勾结日本人所为。变兵头脑发热，不辨真假，立即去攻打日本使馆。他们杀死了日本教官，处决了闵谦镐等后党高官，并打进宫里搜捕闵妃。闵妃装扮成宫女，逃出王宫，一时间，政局陷入瘫痪，汉城大乱。

壬午兵变爆发后，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国报告了事变经过。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大举入侵朝鲜，胁迫其割地赔款，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得知后，急电直隶总督署，建议“中国宜派兵船前往观变”。与此同时，还在逃亡途中的闵妃惊魂甫定，指示后党成员、正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向清廷求救，一场“抗日援朝”的大戏正式拉开帷幕。

兵贵神速，清军抢占控制朝鲜的先机

袁世凯是跟随吴长庆到的朝鲜。

安徽庐江人吴长庆和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袁保庆无子，便将其弟袁保中的第四子袁世凯过继给自己)是生死之交。他自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日积月累，成为淮军的一支劲旅，号称庆军。吴长庆本人也官至提督，功震四方。在叔伯父们相继离世，失去荫蔽后，袁世凯投奔吴长庆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在进军朝鲜的过程中，袁世凯办事干练，雷厉风行，表现出了突出的才干。

清军从得知日本出兵的情报到登船赴朝，前后不过十余天。而吴长庆出征的准备时间只有七天。压力转嫁到了在吴长庆帐下当幕僚的张謇头上，他被全权委托处理一切有关出兵的筹备事宜。

当时恰逢乡试，吴长庆责成袁世凯去考试。而袁世凯并不喜欢舞文弄墨，只想奔赴沙场建功立业，如此苦衷，却不便明言。正好张謇一个人要应付内外事务，实在忙不过来，便对吴长庆说：“大帅不要叫慰廷去考试了，就让他帮我办办出发的军事吧。”吴长庆一向尊从张謇的意见，便答应了。

于是，张謇立刻委派袁世凯赶办行军应用的各种物件，他欣喜地发现，原本自己需要五六天才能办好的事，袁世凯不到三天就办得妥妥当当。

清军抵达朝鲜的仁川后，吴长庆指派一个营为先遣部队，下令立即登陆。但该营指挥官却表示士兵不习惯航海，大多晕船，请求暂缓登陆。吴长庆大怒，立即将营官撤职，改派袁世凯代理。袁受命后，督率该营在两个小时内便完成了登陆，令人不得不对这个年仅23岁的青年刮目相看。

其实，早在这一年的春节，袁世凯初入庆军时，就已经表现出了随机应变，处事果断的特点。春节循例放假三天，很多士兵在营中聚赌，一言不合，由争吵发展为殴斗，直至彼此开枪。由于各营营官多已回家过年，无人主持，营中秩序大乱。袁世凯当时正好在营里，他灵机一动，假传统领的命令，带领一些士兵赶到出事现场。查明事情原委后，立即将为首肇事之人就地正法，这场纠纷才得以平息。

事后，袁世凯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就自己“专擅杀人”一事向吴请罪。吴长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嘉奖他的临机应变之才，任命他为营务处帮办。

在出兵前，金允植曾建议吴长庆诱捕大院君，归政国王李熙，吴长庆心领神会，命袁世凯“密为布置”。到了朝鲜，大院君赴清军军营回访，袁设计将其众多卫士阻于军营之外。大院君入营与吴长庆寒暄后，觉察气氛有异，在同吴笔谈时问：“将军将作云梦之游耶?”(汉高祖曾借巡游云梦泽之机，消灭地方诸侯韩信、彭越。大院君以此暗示清军名为平乱，实则想对他不利)。吴长庆闪烁其词，不忍发动。而袁世凯则持刀在侧说：“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随即督促手下将大院君强行扶入轿子，星夜登上兵舰，押送天津。

由于庆军抢先于日本登陆，迅速平定了朝鲜境内的叛乱，又扶持李熙掌权，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大增强，请求中国帮助善后，而清政府也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首先，平乱的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在军事上加强了介入。其次，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以此重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最后，通过代管，全面掌控了朝鲜的海关以及外交事务。

甲申政变突然爆发

壬午事变日本被清军抢占了先机，没能达到预想的目的，但日本人在其后和朝鲜签订的《济物浦条约》中获得了五十万元的赔款和在汉城驻军的权利，当然，这是清政府为了息事宁人而指示朝鲜作出的让步，以免日本心怀怨恨，再来滋事。

反政变一方的核心人物是袁世凯。他为了维护清廷在朝鲜的利益不遗余力，而且勇于担当，坚毅果敢。在政变突发，众人犹豫彷徨之际，袁世凯慨然自任，断然出兵，可以说走的也是一步孤注一掷的险棋。

由此可见，无论是日方还是中方，其军事行动都是未经政府批准的。成功则罢，一旦失败，将会承担严重的责任。因此，这种铤而走险的行为一旦发动，就必须一气呵成干到底。在这场对双方领军人物个人意志的考验中，袁世凯胜，竹添败。

这一战促成了袁世凯的崛起，此后十年，他成为清政府驻朝鲜的头号人物。在李鸿章的遥控下，袁世凯恩威并施，全面控制了朝鲜的内政外交。同时，经此风波，朝鲜加快了改革的步伐，要求独立自主的呼声日渐高涨，对清廷的向心力逐渐减弱，对朝鲜官民而言，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而日本方面，一次小的失败并未阻挡其扩张称霸的野心，日本人痛定思痛、枕戈待旦，十年之后，借朝鲜的另一次内乱--东学党起义，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这一次，清廷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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