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公然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这14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的每一项重大军事、政治行动，都是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一条战线是公开的军事、政治活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撕掉了一切伪善的外衣，以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和侵略理论来推行他们的大陆政策；另一条战线则是隐秘的间谍活动，日本军国主义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辅以金钱收买、色相拉拢、武力胁迫等一系列阴谋手段和各种见不得人的卑鄙勾当，进行情报刺探、监视、暗杀及收买汉奸、扶植傀儡等活动。在这阴险的“第二战线”上，充满了欺骗、伪善和阴谋，充分暴露出了侵略者凶恶、残忍、卑鄙的本质。这条战线在日本的整个侵略扩张战略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第二战线”的开拓，也就不会有日军侵略扩张史上的种种“显赫战缔”。　　罪恶历史 　　日本对华间谍特务活动主要包括窃取机密情报，监视中方重要人物，镇压和破坏中国的抗日力量，物色扶持傀儡汉奸并从事策反离间、分裂活动。日本对华的间谍活动由来已久，远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就派遣大批浪人(非军职人员)间谍深入中国内地刺探军情政情。辛亥革命以前，日本又派出军国主义右翼团体玄洋社、黑龙会的成员头山满等特务，打着支持革命的旗号接近孙中山、黄兴等人，执行日本侵华间谍任务。民国建立后，日本当局企图以拉拢中国统治者，操纵控制傀儡政权的手段变中国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曾先后派高级间谍川岛浪速拉拢清皇族肃亲王善耆，策划成立“满蒙独立国”，派著名间谍青木宣纯等人控制袁世凯，企图通过“21条”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以后，随着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高涨，日本不断变换手法，间谍活动也越做越细，越做越深入。直至抗战爆发后，建立起了一个遍布中国的庞大间谍网。　　自19世纪末叶以来，日本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在中国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许多特务机关，从事搜集情报、培植汉奸、制造事端、挑动冲突等阴谋破坏活动。其中，罪恶昭著的有陆军三大特务机关，其特务头目从青木宣纯开始，继而由坂西利八郎接替，最后则是土肥原贤二领衔。青木机关建立在清朝末年，坂西机关活跃于北洋军阀时期，而土肥原机关则在日本加快侵华步伐的30年代中粉墨登场，他们被称为一脉相承的三代特务机关。　　土肥原臭名远扬，世人皆知，而对青木和坂西二人，则知之不多。青木生于1859年，187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进参谋本部，同年秋，被派往广州。中日甲午战争后，任职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1903年任武官。从1877年至1924年的40余年中，除中间短暂回国外，青木几乎都在中国，因而他被日本军部称之为第一个“中国通”。在中国，他开创了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特务组织“青木机关”，训练了大批特务人员，深入中国各地进行谍报及各种特务勾当，称得上是日本近代间谍战之鼻祖。坂西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曾参加了1894年中日战争。因其对中国问题有较多研究，于1902年5月作为参谋本部部员被派往北京，任日本驻华公使武官青木的辅佐官，从此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坂西是青木最得意的继承者，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青木因率领特别工作班潜入我国东北，进行谍报活动，故其在北京的工作便由坂西接替，从此他建立起特务机关“坂西公馆”。后来一些重要的侵华分子如土肥原、坂垣征四郎、多田骏等人，均出自其门下。在日本侵华谍报史上，坂西被称为“第二颗巨星”。至于土肥原，后面将专门介绍。　　间谍机构　　一、1、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是主要间谍情报机关。其各设一、二两部，一部是作战部，二部是情报部，其中特设中国科，足见日本之险恶。二部中还设有谋略科，包括派遣间谍、收买奸细特务、造谣煽动、挑拨离间、制造事端、绑架暗杀、策动政变、制造分裂、扶植傀儡建立伪政权等。历任中国科科长的先后有本庄繁、板垣征四郎、酒井隆、影佐祯昭，这四人在中国都犯有滔天罪行。本庄繁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板垣则长于阴谋，“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的成立，都出自其罪恶之手；酒井隆炮制了进一步扩大对我国侵略的《何梅协定》；而影佐祯昭则是典型的间谍人物，汪伪政权的建立，他是“功不可抹”，事后出任汪伪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2、外务省(外交情报机关)。在其亚洲局里设有中国科，负责处理有关中国的外交策略，负责处理香港、澳门的政务，负责搜集情报并进行调研。3、内阁情报局(综合情报机关)。4、拓务省、兴亚院、大东亚省(兼搞情报活动的机关)。
二、1938年7月，日本帝国政府为了策反国民党大员成立伪中央政府，同时专门作为负责处理对华重大谋略(政治、经济方面，不包括直接作战)，特意设立了一个由陆军、海军、外交三个部门联合的间谍谋略机关。它表面上定名为对华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是由土肥原具体负责而被称为土肥原机关。各部门所派的负责人为：陆军参谋本部为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军令部为津田枝中将；外务省为坂西利八郎外务省顾问(预备役中将)。它在成立后，立即着手工作，相继建立了一批有针对性的特务机关，如“梅机关”，设在上海，1938年10月成立。该机构全权负责处理与汪精卫有关的全部事务，由多方人员组成。因该机构设在虹口日侨聚居区一所名为“梅花堂”的三层楼房里，故称“梅机关”。影佐祯昭为机关长，有成员30多人。汪伪政权成立后，梅机关改称为汪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团”。竹机关，设在汉口，机关长为柴山兼四郎。主要对北洋军阀吴佩孚进行策反活动。兰机关，设在上海，机关长为和知鹰二中将。主要对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进行策反。菊机关，设在福建，主要对曾任国民党军长兼闽粤边防军总指挥的黄大伟进行策反活动。1939年11月15日，黄率部投敌。土肥原机关设在上海，主要对北洋军阀时期的人物唐绍仪、靳云鹏等进行策反活动。大迫机关设在北平。机关长为大迫通贞少将。也是以对吴佩孚进行策反为主。此外，日本在中国各省、市甚至到县一级所常设的特务情报间谍机关，由于数量相当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主要罪行 　　侵华日军的间谍特务，以其狡诈多变和诡秘的处事手腕，活跃于中国政坛。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背后，几乎都能觅到他们的魔影。其在中国的阴谋活动是不胜枚举，这里只列其中颇具代表性且有重大影响的三次。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为侵占东北策划多年之后，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武装进攻，拉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它是日本实施侵华阴谋活动的“杰作”。1929年板垣率部驻扎奉天(沈阳)。同年5月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从此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结为一帮，他们先后在东北地区秘密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地形、搜集情报、串联阴谋活动，于1931年春订出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设想。他们选择柳条湖作为爆炸点，其原因有-：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大营较近，便于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也有利于攻击。由此可见，板垣用心险恶毒辣。随后他们向关东军司令部提交了有关计划。同年6月关东军正式向参谋本部报告，阐明对满洲实行打击的决心。8月4日，新上任的陆相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公然叫嚣“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发出了准备挑起武装冲突的信号。在此前后，突然发生了由日本人策划的“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即以此为借口，大肆煽动舆论，制造紧张气氛，终于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关东军采取“先行备案”的策略，于9月14日致电参谋本部。申明关东军对“最近之暴虐侮辱实所难忍”。暗示准备采取军事行动。当9月18日参谋本部派员到达奉天时，就在这天夜里，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的枪声打响了。入夜，河本末守中尉带领七八名部下，将准备好的黄色方形炸药放在距离北大营800米处的铁轨接头两侧。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铁轨被炸。与此同时，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历史上震惊的“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
诱引溥仪去东北出任伪满洲国首脑，是日军间谍活动的又一大阴谋。“九一八”事变后仅仅才4天即22日，在关东军参谋长办公室，土肥原与板垣、石原等人又在密谋，研究占领后的满洲如何实施统治。与会者意见不一，有的人主张建立一个日、满、蒙、朝、汉五个民族共和的独立国，有的主张干脆建立殖民地政权由日本派总督统治，土肥原则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满洲国”，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充当它的首脑，日本即可通过他来达到统治满洲的目的。这样做，即容易为中国人“接受”，在国际上也好讲话，是上策。会议最后采纳了土肥原的意见。在得到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后，土肥原立即着手实施这一阴谋。当时溥仪潜居在天津日租界，正在伺机实现他的复辟梦。土肥原于10月27日到达天津，与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密谋，策划了溥仪从天津出逃的办法。土肥原在天津与溥仪会面，探询其意向。数日后，土肥原致电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称“溥仪确有逃往满洲之意……将采取特殊手段，达到目的”。他所说的“特殊手段”，就是后来发生的由他一手导演的所谓天津“便衣队”暴乱。土肥原把制造这起暴乱的具体任务让香椎浩平去完成，而他自己乘中国军警忙于镇压所谓的暴乱，而日租界的日本军警也忙于戒备之机，推说溥仪在此不安全，必须另觅安居之地而将他秘密强行劫持离开日租界，乘船逃往满洲。1932年3月，在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下，伪满洲国成立。　　策划汪精卫投敌，炮制汪伪政权，可谓是日军阴谋的又一“代表作”。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近卫声明，把原来与蒋介石秘密进行的和平交涉的大门关上了，其用意就是准备在日军占领区建立傀儡政权。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策划下，在华北、华中分别炮制出以王克敏为首的临时政府(1937年12月)和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1938年3月)，但这两个伪政权发挥不了很大的作用，不能“收揽”民心，因此还要拉出一个“大人物”来建立新的傀儡政权。同年2月，经松本重治、西义显等介绍，国民政府亚洲司第一科(日本科)科长董道宁由满铁社员伊藤芳男陪同下秘密赴日，探讨中日之间“和平”的可能性。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在董回国时托董给何应钦、张群带去亲笔信，大意是“希望日中两国赤诚相见。互相合作，今后仍继续接触”。董回到汉口，把影佐的信交给何、张。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与董商量后，把影佐的信也给汪精卫、周佛海看了。蒋介石对此信毫不感兴趣，并表示不许何、张两人复信。而汪、周以及陶希圣、梅思平等人，对此则大为振奋。影佐的信，明显对汪精卫、周佛海后来投敌发生了作用。同年7月间，在汪、周的支持下，高宗武秘密访日，与影佐和今井武夫等进行了会谈。日本方面感到，既然不能无视蒋介石在国民中的威信，就只有在其内部发起强有力的“和平运动”，以促使蒋介石回心转意。因此，考虑诱使与蒋介石相匹敌的国民党重要人物汪精卫出走这一方案。11月20日，影佐、今井与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秘密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一个月后，汪精卫逃至河内，并于29日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其后，汪精卫在日本的扶植下，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建立汪伪政权。　　代表人物 　　在众多的日本间谍中，有不少可谓是“中国通”。他们长于阴谋策划，臭名昭著、罪行累累，这里只列举其中几个主要的元凶。　　土肥原贤二，生于1883年，1904年、1912年分别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从1918年起一直从事特务活动，被称为陆军头号“中国通”，曾担任奉天督军顾问，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928年参与策划皇姑屯事件。1931年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参与策划九一八事件。同年11月将溥仪裹胁至东北，一手包办伪满洲国的成立。1935年与同僚策划了华北一系列事变，迫使中国签订《秦土协定》，在冀东成立伪组织。七七事变后，直接参加侵华战争，犯下滔天罪行。1948年11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板垣征四郎，生于1885年，1904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在云南、汉口、奉天等地任特务机关长多年，足迹遍及中国，被称为“中国通”。为日本法西斯军人核心人物之一，与土肥原、石原莞尔并称为“关东三大阴谋家”，极力主张侵华。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和炮制伪满洲国。1932年任关东军司令部助理和溥仪的顾问。1934年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关东军参谋长，在东北推行奴化殖民统治。其后，担任一系列要职。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影佐征昭，生于1893年，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1929年被参谋本部派往中国，曾任驻屯军司令部助理、驻上海武官、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等职，长期在中国，成为日本军界著名的“中国通”。1937年任参谋本部谋略课长。次年任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在中国进行情报活动，并积极策动汪精卫叛国，是汪伪政府的主要炮制者之一。1940年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实际操纵伪政权。抗战胜利后被列为重要战犯，1948年9月病死。　　石原莞尔，生于1889年，1909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18年陆军大学毕业。1928年来华任关东军参谋，在任内期间极力主张用武力实现东三省的“自治”，1931年与板垣、土肥原共谋，策划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失踪事件”和“柳条湖事件”，并为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后历任关东军副参谋长、舞鹤要塞司令官、第十六师团长等职。1949年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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