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夏,龚先生从当时避战内迁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法政系毕业,被分往南京《中央日报》做了一名“额外临时试用助理记者”。

　　当时,抗战胜利不久,国内新闻业复苏,业内需要大量的外勤记者。也因是央报的缘故,他以实习记者身份,居然被派往庐山牯岭,此后更是历经了国内一系列重大的新闻事件现场,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从龚先生的回忆来看,所谓“国府垮台前夕”这个范畴,或许正是要从他走上庐山这一年算起。1946年毕竟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年随着“重庆客”还都南京,虽然“惨胜”遗下的是遍地的废墟,国内的气象还是转好。

　　当时的官方舆论中说,美国经济援助和日本战争赔偿的巨额外汇已被列入计划用来重建山河。抗战后期已然出现的通货膨胀,据龚先生回忆在这段期间也显得缓和。原因是国共和谈正在进行,时局稳定。外汇市场开放,央行放出大量外汇,中央信托局开始处理巨额敌伪财产,街边出现大量美军物资抛售。中国纺织公司也适时抛出大量纱布,因此这年春夏两季,金、钞、粮、棉市场虽有波动,但民众最关注的物价并无继续恶化迹象。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的生活重新变得舒适。

　　这一系列社会情况向好直接催生的,便是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声望达到顶点。战后初期蒋介石巡视全国,到处都受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因为蒋本人避暑的习惯,这一时期的庐山自然为全国所关注。为满足这位“天字第一号读者”晨起读报的嗜好,于是有了“《中央日报》庐山版”,也有了龚先生和庐山的缘分。他在这里的小径上遇到过蒋介石,采访过马歇尔的夫人。因为年轻,他甚至为了跑新闻拦过侍卫长俞济时的山轿。

　　周佛海收监之后,本以为自己早作打算,有功于国民政府,能得到宽赦。然因其情节严重,初审法庭秉公执法,并未受外界干扰。后来CC系与陈布雷念及旧情,皆在蒋面前求情,而军统当日或确有某种承诺。但根据龚先生回忆,“蒋主席”早在汉奸大审初期就签发手令,将审奸之事完全授权于法曹。然而,在不得不考虑周佛海的情况后,蒋介石曾托人转消息给首都高院院长赵琛,表明自己的态度。赵当时便将其顶回,说周某叛国情节之重,远在群奸之上,无论是在法言法,或者为整饬民族风纪气节,都不能不判以唯一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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