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向1967年的转化，是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规模政治斗争中完成的。从1966年10月开始，毛泽东、林彪及中央文革所领导的文革势力，向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各级领导权发起了更为广泛的攻击。

在此过程中，对抵抗这种攻击的各种对立政治势力，都予以了坚决摧毁。镇压了炮打中央文革的“联动”。镇压了林业学院学生李洪山为代表的反中央文革的学生潮流。镇压了从北京到上海、到全国各种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潮流。

镇压了把矛头指向林彪的各种活动，其中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生伊林和涤西致林彪的《公开信》，曾被当做典型的反革命案件予以镇压。还镇压了类似“全红总”这种另类性质的“非法组织”。

在极为激烈的斗争中，历史在1967年翻开了新的一页。

形势的发展早已超出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预计。原来的预计是，学生停课半年闹革命，到1967年春节前后，可将文化大革命结束。然而，文化大革命所揭开的矛盾斗争如此深刻、全面和强有力，使得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与部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1966年的8、9、10、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曾经做过各种关于工厂、农村、军队及军事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限制红卫兵对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及军队的冲击。然而，由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本身的需要，由于把大串连的权力交给了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几经起伏，终于完全波及了中国的工厂与农村。

虽然“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呼喊着，然而，运动的深入自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力图维持自己权力的党的各级组织需要运用工人、农民和军队的“保守”力量，而文革派势力也必然要运用工人、农民和军队的造反力量。当1966年接近岁末时，毛泽东感到，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摊牌了。

1967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社论还对全面展开阶级斗争规定了四项具体任务：一，在工厂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二，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四，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这篇经毛泽东审阅、改定的社论，传达的是毛泽东本人的指示。他曾经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道：一，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二，要抓住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主要责任落在造反派身上，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半以上；三，上海很有希望，学生、工人、机关干部都起来了，这是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的；四，红卫兵一定要艰苦朴素，要向解放军学习。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推动下，在毛泽东“展开全面阶级斗争”的战略部署下，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直接策划下，上海出现了“一月风暴”。

此时，又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后来在中共十大上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

1966年11月6日，在北京红卫兵的串连发动下，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伙同上海其他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目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联合全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向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发起了大规模的冲击。

在共产党传统力量的影响下，或者说在上海市委的影响下，12月6日，上海市工人队伍中，以老工人、党团员、劳模、生产积极分子为骨干，正式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赤卫队”作为与“工总司”相对抗的组织，自然得到了上海市委的支持，队伍很快扩至八十万，成为这个工业城市中的多数派组织。

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内以徐景贤为首的一些干部在张春桥的支持下，于12月18日开始造上海市委的反，成立了被张春桥、姚文元视为嫡系部队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随后，“机联站”与王洪文的“工总司”联合，对上海市委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冲击。

在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被迫做了“‘赤卫队’大方向错误”的表态之后，12月28日，“赤卫队”一万多人聚集到位于康平路的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地点，要求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12月29日，曹荻秋来到康平路同“赤卫队”谈判。这被张春桥、王洪文看做是一个斗争的关键时刻。

在张春桥的紧急指使下，“工总司”和“机联站”等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随后，“工总司”迅速调集了十几万造反派工人，将康平路一带的街道完全包围起来。到下半夜，也就是30日凌晨两点，“工总司”的造反派队伍对占领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地的“赤卫队”发起了攻击，揭开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经过四个小时的猛烈攻势，到清晨六点多钟时，一万多名“赤卫队”工人全部投降。当他们像战争中的俘虏一样在胜利者的押送下分队走出来集中时，已有上百人负伤。他们没有武器可缴，只有“赤卫队”的袖章作为投降的被缴物堆了几大堆。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特急通令》，各厂矿的造反派都将本单位的“赤卫队”头目抓了起来。上海市的形势急转直下。用张春桥后来的话讲，“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紧接着，1967年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对《文汇报》实行夺权，并发表了《告读者书》。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同样被报社内造反派夺权。同一天，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署名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发表。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将“赤卫队”定性为破坏生产交通的罪魁祸首，而“工总司”则在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旗中站立起来。这是在张春桥、姚文元亲自策划下出台的一个政治上完美的工人阶级革命造反的纲领。如果说“全红总”那样的工人造反行动，因为其赤裸裸的“经济主义”必然被文革派镇压下去，那么，上海“工总司”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造反纲领，就完全符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了。

1月6日，“工总司”、“机联站”为首的上海几十个造反派组织于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十多万人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个张春桥、姚文元一手领导的大会共通过了三个《通令》，做出了一系列夺取上海市委权力的部署与规定。

1月8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上海的夺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文汇报》现在由左派夺了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大方向是好的。文汇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转载，电台可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写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在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指示下，1967年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中指出：“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抓住的又一个重大典型。

如果说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回信，写《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采取的四个重大步骤，那么，这就是第五个特别重大的步骤。这个步骤在全国引起的反响，将比起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聂元梓的大字报和给红卫兵的回信，显得更具爆炸性，这是一枚当量级更大得多的政治氢弹。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了贺电，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1月16日，《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同时刊登了《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人民日报》1月19日的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和1月22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则把上海市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新典型、新战略部署推向全国。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中宣称：“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它还指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它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从这天起，夺权的风暴便在全国展开了。

文化大革命以强烈的方式引爆了社会上各种积压的能量。

在全面的阶级斗争中，1967年真正成为“天下大乱”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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