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外债，可以管窥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到底谁更好一些

　　近年来，历史圈流行一种为北洋政府鸣不平的风潮。不但有人哀叹“北洋军阀时代背的黑锅空前绝后”，怒骂“中国的历史学家大都是烧炭专业，给人脸上抹黑不缺原料”，还有观点认为国民党“北伐”推翻北洋政府，乃是历史的倒退;国民党为了证明自己“北伐”的合理性，对北洋政府大肆抹黑。①

　　究竟是不是这样?单凭文人墨客之回忆、军阀武夫之逸闻，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要判断哪个政府更有能力将国家带出泥坑，终须依赖数据统计。外债，即不失为一种管窥的好工具。下表，乃是北洋政府(1912-1928)与国民政府战前十年(1927-1937，此处“国民政府”，均系指南京国民政府，下同)外债概况的对比②：

　　由上表，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如下三个区别：1、北洋政府所借外债规模，远大于国民政府。2、北洋政府所借外债，超过70%用于支付内战、行政费用和偿还旧的外债;国民政府所借外债，60%用于修筑铁路。3、北洋政府向日本借债最多，超过4成;国民政府向英美借债最多，高达近7成，向日本借款近乎于无。 历史

　　北洋政府执政16年，长期靠借债存活，实际上已经破产、瘫痪

　　这三个区别，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北洋政府的财政早已破产，完全仰赖借债度日。国民政府则重建了中央财政，致力于基础建设，并有意识地抵制日本侵略。

　　北洋政府财政破产，由来已久。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之南京临时政府，一度困窘到“金库仅存十洋”③的地步，无法安抚宣布“独立”的各省督抚，不得不将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但袁的境况，也同样不好。供职于北洋财政部之经济学者杨汝梅，曾如此感慨：“民国元、二年，中央绝无收入，……彼时维持之道，全恃外债。”④事实上，因军阀割据，税源被截，中央政府已落魄到连日常开支，都要靠对外借款才能维系的程度。 历史

在关税、盐税、厘金、铁路、矿山、森林全部被抵押殆尽后，最后只有日本，出于对华渗透之政治目的，还愿意向北洋政府提供“无担保短期借款”。这也正是日本成为北洋时代中国最大债权国的缘故。而且，因北洋政府还不起外债(每借3.7元，即有1元需要借新债来还)，且政府雇员发工资都要仰赖外债——借债也不够，除了铁路和电信，其他政府部门的薪俸都有严重拖欠——导致其借款利息极高。国际市场一般年息率5-6厘，北洋政府借款年息率往往要一分，且利息多从借款总额中预先扣除。换言之，北洋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瘫痪掉了。

　　1926年的“北伐”所针对者，更多是各省军阀，而非已然瘫痪的北洋政府——事实上，正是这些军阀，很乐于维系一个瘫痪了的中央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财政境况并不比北洋政府好。为了重新树立已被破坏的国家信用，国民政府不得不公开宣布继承并偿还自晚清到北洋时代的一切外债——其中北洋所遗留的、急于偿还的无担保外债，高达7亿元之多。⑤不过，截至1936年底，“业经商定整理办法及已全部还清之大小债务，共四十九款，统计免让债额、欠息、减轻国库担负约合国币三万五千七百余万元”⑥，若非中日战争在1937年全面爆发，距离偿还全部晚清、北洋欠债，已不算太远。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全赖这十年间，对内制衡军阀、对外折冲列强——与日本在经济领域的斗争最为惨烈⑦——成功推动了收回关税主权、整顿盐税、改革厘税、创设中央银行、实施币制改革……等一系列革新措施。因中央政府重新焕发生机，其外债利息也已回归至5-6厘的国际一般标准。

　　两相对比，不难看出，北洋的“荣光”从来都不曾存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北洋时代的评价是：“混乱与中国已经成了同义语”。经济学家、国民政府美籍财政顾问杨格(Arthur N.Young)的说法是：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实际还是中古式的”，在漫长的16年里，这一点始终没有得到改变，以至于“北京的政令不出都门”，“北京政府大体上靠着借外债与向地方借贷过日子”。⑧怀念北洋时代的人们，忘了主持那个时代的北洋政府，已然瘫痪;而民族，正深处泥坑之中。

　　注释

　　①可参见《烧炭的历史学者与北洋的被污名化》、《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等文章。 历史

何应钦感谢外国记者为北伐军拍摄记录片

　　②表格数据来源：金普森，《北洋时期的财政与外债》，收录于《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P100-107;郑会欣，《关于战前十年举借外债的基本估计》，《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九期;《中国近代经济史 1927-1937·3》，人民出版社，2012，P1495-1505;等。

　　③《胡汉民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3，P50。

　　④杨汝梅，《民国财政论》，1927，商务印书馆，P12。

　　⑤曾任北洋国务总理的梁士诒，也承认：截至1924年6月，北洋政府至少有3.1724亿银元的外债本金，已经过了合同规定的还款期限。但政府“本息全无”，只能“作为悬案，完全不理”。梁感慨：“丧失国信，遗害将来，实为国家莫大之隐忧也。”见：《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P337。

　　⑥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委员会整理外债报告书(1937年2月10日)。收录于《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P205。

　　⑦1935年，为应对白银危机，国民政府启动币制改革，日本则在华策动白银走私及华北币制独立运动，几乎使中国财政金融崩溃。详见：《民国最凶险的一次死里逃生》，短史记第302期。

　　⑧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P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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