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林彪

　　他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是揭露了林彪，二是联合国恢复了我们的席位。要派代表团去联合国，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然后，他又笑望着熊向晖，问：“那个‘参谋总长’呢？那个‘副统帅’上哪里去了？”室内顿时充满了笑声。

　　本文摘自《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熊向晖着，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本文是熊蕾（熊向晖的女儿）根据熊向晖同史学工作者李海文等人的谈话写成的。原载《新观察》半月刊1986年第18期，1986年9月25日出版。收入本书时题目有改动。

　　1971年9月13日这个日子，因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而载入史册。这一天，曾被捧上“副统帅”高位的林彪，由于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林彪的阴谋败露，主要是毛泽东主席识破了这个野心家的“庐山真面目”。但毛泽东究竟是怎样判断出林彪是个阴险的两面派呢？本文叙述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给这段非常时期的历史作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深夜晋见毛主席

林彪

　　1971年7月9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就在这天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

　　基辛格在北京只能停留48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从下午4时25分持续到晚上11时半。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尚未赴任的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和翻译冀朝铸、唐闻生，此外还有熊向晖。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他于1962年接替宦乡担任我驻英国代办（此时中英两国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67年1月和其他驻外使节一起奉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挨批挨斗。1970年11月，出乎他的意料，他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1972年，又重新调回外交部工作。他这段军队履历虽然短暂，却和本文密切相关。

周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天会谈以后，带领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人员走到钓鱼台另一座楼。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主席那里汇报。王海容问谁去，总理让她和唐闻生同他三个人去。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周总理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周总理的轿车驶出国宾馆，开往中南海。已经是午夜，街上静寂无人。周总理默默沉思着，熊向晖则在心中迅速地筛选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他满有把握地以为，毛主席找他去，是要了解国际形势。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毛主席说：“我不困。”熊向晖跟着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周总理会见基辛格

　　会客室中，七张单人沙发摆成一个半圆，每两张中间放着一个茶几。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总理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主席沙发背后立灯下的一张椅子上。立灯关着，室内光线很柔和。

　　周总理告诉主席，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他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主席转移话题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

　　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主席：“老熊是个烟鬼。”毛主席轻松地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听熊向晖说他已经52岁了，就说：“还不老嘛。”然后毛主席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林彪坠机现场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二部当副部长？”他回答是。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主席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该听周总理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此事，抽着小雪茄，继续优哉游哉地同他“漫谈”。主席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回答：“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做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

　　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1970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时的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伙同林彪的老婆叶群，以及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煽风点火，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毛主席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一点意见》的及时发表，制止了这幕丑剧。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开始在党内批判陈伯达，并责成黄、吴、叶、李、邱作出检讨。将近一年过去了，熊向晖只知道陈伯达被揪了出来，其余情况一概不知。所以，当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周恩来与熊向晖

　　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对主席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没有”。毛主席转过身来，问周总理：“‘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

　　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中首当其冲，这是“专门”为他召开的批斗大会。

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毛泽东痛批“五大将”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他们的后台”是谁？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做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资料图：熊向晖和夫人合影

　　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主席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听说他是自己动手时，毛主席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是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时，毛主席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第一天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10日凌晨1点5分了。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待周总理等人离开毛主席住地时，已经2点多了。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总理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晚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中为邓小平

　　10日晚，周总理、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人向毛主席汇报同基辛格第二天会谈的情况时，毛主席谈笑风生，没有涉及庐山会议的问题。

　　林彪折戟温都尔汗

　　8月初，熊向晖为了治疗两年前一次车祸的后遗症，住进301医院，住院50多天。

这期间，他仍然没有脱离工作。8月中，根据周总理指示，由外交部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部分，让熊向晖也参加。初稿完成后，上报周总理。周总理于9月7日在中南海召集外事口的有关同志讨论，作了修改。9月11日夜，周总理在中南海再次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稿，直到清晨4时。最后指定乔冠华、熊向晖和崔奇负责修改，14日交卷。9月12日下午，他们几人在乔冠华家进行讨论。

　　13日下午，在乔家再次讨论、修改。不多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把乔冠华叫走了。过了一会儿，乔打来电话，说他回不来了，改稿的工作暂停。紧接着，熊向晖得到通知：周总理指示，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向北飞去，要密切注意动向。当天晚上，熊向晖得悉，这架飞机上坐着林彪和叶群等人。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感到十分震惊。

　　第二天，周总理召集有关人员到人大会堂，研究我驻蒙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报告说：蒙古副外长约见许文益大使，告以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许大使遵照总理指示赶往出事地点调查拍照，然后回电说，已到温都尔汗，飞机全部烧毁，没有残留文件。不久送回的照片证实，林彪、叶群等人确已粉身碎骨。

林彪（资料图）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中央并要求有步骤地逐级传达。这时，熊向晖还在住院。9月21日下午，也在该院住院的陈毅同志在军委听了传达，跟熊向晖做了一次长谈。他说：这样的结果最妙，林彪自我爆炸，消除了党内的隐患。他还说，到会的有许多老同志，中央要求与会的老同志们揭发林彪。但是陈老总不理解，为什么由黄永胜来传达。他还讲了不少林彪历史上不光彩的事。

　　9月24日下午，张才千副总长召开会议，传达周总理当天上午同几位副总长的谈话和主席的决定：由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军委和总参的工作，黄、吴、李、邱“隔离反省”。

毛泽东笑念杜牧诗

　　两天后，叶剑英副主席邀请乔冠华、章文晋和熊向晖到他家中谈话。

　　叶帅说：林彪乘飞机叛逃，本来可以用导弹打下来，但是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叶帅说：如果打下来，解释不清楚；如果叛逃成功，也会增加麻烦。机毁人亡的结果最理想。他还兴致勃勃地给大家念了董老（必武）在政治局讨论林彪叛逃事件时写的一首诗：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熊向晖当时笔录了这首诗，并注云：“董必武同志作于1971年9月16日晨3时（在政治局讨论林彪叛逃时）。叶帅转告。”但此诗不见于《董必武诗选》，而载于叶剑英的《远望集》，并冠以《斥林彪》的标题。

　　10月20日，基辛格到京。当晚9时许，周总理和叶帅、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等到毛主席住处汇报。一见到熊向晖，毛主席就笑眯眯地问：“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熊向晖也笑着说：“主席问我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呀！”

　　毛主席打趣地问：“现在知道了吧？”熊向晖说：“现在当然知道了。”

　　毛主席幽默地说：“你什么也没嗅出来，是不是伤风了，感冒了？”他又连连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还念了唐朝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老人家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10月26日，基辛格离京返美的当天，传来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当晚7时半，周总理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同叶帅和有关同志讨论此事。讨论尚未结束，毛主席要周总理和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起去他的住处。

　　毛主席还是穿着浴衣，很高兴地同大家逐一握手。他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是揭露了林彪，二是联合国恢复了我们的席位。要派代表团去联合国，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然后，他又笑望着熊向晖，问：“那个‘参谋总长’呢？那个‘副统帅’上哪里去了？”室内顿时充满了笑声。

　　文革中的林彪

　　（一）

　　林彪叛国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个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两次重病发作。起初是大叶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发上，夜不能寐，终于发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现缺氧昏迷。第一次发作后直到10月8日才勉支病体参加国事活动，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他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了，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

毛主席与林彪

　　”这样糟糕的病情，过去毛泽东从来没有过。

　　不久，又爆发了更为危急的一次，即2月12日凌晨的突然休克。护士长吴旭君在身边拼命地呼叫，见毛没有任何反应，一摸脉搏，颤抖地对赶来的秘书张玉凤和医生胡旭东说：“摸不到脉……”。经过众多专家大约二十多分钟的注射、按摩、捶背、输液抢救，毛泽东的面部逐渐由青紫泛起了淡红，胸部也隐隐约约感觉到起伏。他终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知道自己刚刚与死神话别，极为疲乏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从这场重病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行走困难，整日半躺在床上，靠吸氧输液维持。事实上，毛泽东这次的重病，既是肌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根据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的回忆，毛泽东此时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看到卫士们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心情沉重。毕竟，如何向全党全国交代林彪的问题，已成为一块巨石压在了毛泽东的心头。显然，仅仅依靠“文革”前期那种宣布又揪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集团的方式，是远远无法令全国，及至全世界信服的。毕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正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就在传达林彪集团罪状的过程中，不断报来各地出现的不同反应：国家计委军代表苏静向局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时，出乎意外地没有遇到以往那种高呼口号热烈响应的场景，而是面对死一般的沉寂，良久，干部中甚至还响起了哭泣声；某野战军连队传达通知时，甚至有战士当场愤怒地拉开枪栓，要打死台上那个“诬陷林副主席”的“坏蛋”。如此种种，无论是“哀莫大于心死”还是拒绝承认现实，各种反应都传递着一个令人窒息的信息——毛泽东自己必须向全国有个检查交代。

（五）

　　从1972年起，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到诬陷和打击的老干部及家属的来信上分别作出批示，同意陈云回北京，指示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长工、白坚、李克如、贺诚、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铁、陈丕显、刘景范等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评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要求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来信，又专门指示周恩来，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当让他回来”。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红司令”，并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毛泽东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予以了否定。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他指出：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此后，当年被大加赞赏在解放军中开展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即停止进行。

　　11月22日，他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到发生林彪事件的教训说：过去军队就是不统一嘛！我这个人犯了错误，就是进城以后不管军队。结果就闹山头主义，也闹宗派主义。（你们）将来和平了，不要学我们犯错误。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从去年8月庐山会议以来，这一年多，我就改正了错误，整顿我们的军队。

　　1972年6月，他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第一次对外点了林彪的名，又批判极“左”派说：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100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外交部）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的“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12月，他对刘建章家属反映监狱中搞 “法西斯审查”的来信批示说：“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1973年1月，李德生传达了毛泽东针对破坏民族政策现象做出的指示：“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可以说，毛泽东的这些自我批评和指示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错误方针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也未反映出完全清醒的认识，但毛泽东的这些举措，确实使周恩来在一定时期内掌握了部分扭转“文革”方向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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