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新青年》季刊创刊号（1923年6月15日）上的《国际歌》，署“柏第埃”著，未署译者名。“柏第埃”今译鲍狄埃。2005年2月，中央编译出版社给我寄来了他们刚刚出版的《寻芳草集》，那是绿原先生最新的随笔集，里面收了《〈国际歌〉几种文本的比较》一文。那是老先生写于1999年、最初发表于2000年3月24日《解放军报》的文章，原来的题目有点耸人听闻，叫《〈国际歌〉译文改动真相》。文中说：“中国传唱的中文歌词是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的，译者不详。”绿原先生是现代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过来人和见证者，他应该听说过某位甚至不止于一位《国际歌》译者的名字；但他说“不详”，应该是有隐曲的吧。这激发了我探讨的兴趣。
瞿秋白说
2005年11月11日的《中华读书报》登载了焦雨虹的文章《〈多余的话〉：“书生革命者”的困境》。文中说，“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是瞿秋白。此文是书评，评的是陈铁健导读、选编的瞿秋白作品集《多余的话》（2005年8月，贵州教育出版社）。焦的这一论断应该是来自陈铁健。2005年6月，我去常州参加“瞿秋白英勇就义7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有幸见过这位瞿秋白研究界的权威学者。我手头有他的论文集《绿竹水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里面收了他的宏文《重评〈多余的话〉》，此文被认为是新时期著名翻案文章，最初刊载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也许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吸引当时国人的眼球，那篇文章劈头就是《国际歌》，说“《国际歌》中文正式歌词的第一位译者，是瞿秋白同志，译作时间约在本世纪20年代初期”。陈铁健的这一说法影响很大。2001年还有两个来自国防大学的作者马祥林和徐焰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的《瞿秋白译词传谱〈国际歌〉》一文中说“瞿秋白在党内素有才子之称，是第一个把《国际歌》正式译成汉语的人”。从使用“正式”一词来看，这两人是沿袭了陈的说法。可惜陈的说法本身是模糊的，何谓“正式”？“初期”到底是哪一年？
陈铁健在后来出版的《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说，瞿秋白“是最早将它翻译成中文并附上简谱的”。这算是对“正式”的一个简短的解释。周永祥著《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做了比较详尽的说明，“当时，《国际歌》已有三个中文译词，但是都不合乎唱的要求。他懂乐谱，会弹琴（北塔按：是风琴）。一边翻译，一边弹唱，苦心斟酌，几经修改，始将《国际歌》歌词成功地译出来。‘英特纳雄耐尔’一词，则照国际惯例保留原音，与乐谱相配（北塔按：如果译成中文‘国际’，只有两个音节，而此处有8个节拍，无法匹配）。”所谓“正式”指的是：瞿译可直接“入乐”。
周永祥又说：秋白是作为《晨报》记者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着手翻译《国际歌》的（北塔按：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应陈独秀之邀离开莫斯科回国），回国后，秋白根据俄、英、法等文本译出了新词，并在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发表。在歌词前，秋白写有小序，说：“此歌自1870年后已成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劳农俄国采之为‘国歌’，——将来且成世界共产社会之开幕乐呢。”秋白希望“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同时发表的是他作词谱曲的《赤潮曲》，措辞和曲调明显是《国际歌》的模仿，大概他是要以身作则，使中国的《赤潮曲》和世界的《国际歌》“同声相应”。因此，秋白翻译《国际歌》的时间应该是在1922、1923年间。
瞿秋白是入乐的《国际歌》歌词的第一个译者，这早已是秋白研究的一个定论。焦雨虹说他“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是对这一定论的简化和歪曲。
萧三说
那么，绿原说的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国际歌》中文歌词的译者是否就是秋白呢？未必。还有另外一说。《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说：“1923年夏，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萧三“根据俄文的《国际歌》歌词转译成中文(陈乔年配歌)，随后在中国广为传唱的，便是这一版本。”又说：“1939年，萧三在吕骥、冼星海的赞助下，又按照原文对译词进行了修改。其后，他又多次修改，沿唱至今。”这种说法完全符合绿原所说的三个条件，即：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在中国传唱。绿原说“不详”，可能就是因为他无法肯定这位译者到底是秋白还是萧三。他是实事求是而且谨小慎微的。另有人则不明就里而信口开河了。2000年12月28日《学习时报》刊登了彼报记者徐庆群采访北京朗诵艺术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殷之光的文章《让诗篇张开翅膀》，说“他（指殷之光，北塔按）回忆起老诗人萧三先生，萧三先生最早翻译了《国际歌》歌词”。这还不是朗诵家的突发奇想，是有来历的。王政明在《萧三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中说，1923年暑假，萧三和陈乔年，“根据法文歌词，参照俄译词……终于在这个假期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首次把《国际歌》词译成了中文”。
2001年6月21日《中华读书报》上祖振声在其文章《音乐出版与涉外著作权》中说：“瞿秋白翻译的1887年由鲍狄埃作词、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于1923年6月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同年，萧三又根据俄文的《国际歌》歌词转译成中文(陈乔年配歌)……”1923年夏，萧三才在苏联开始翻译，而秋白的译文已经在中国发表了。孰早孰晚，还用说吗？
郑振铎、耿济之说
那么，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到底是谁？
根据上引周永祥的说法，在秋白之前，“《国际歌》已有三个中文译词”。这三种译本分别出自谁的手笔？它们出现的早晚顺序如何？如果我们能回答这两个问题，几乎就能回答题目中的核心问题。
据《中国翻译词典》说，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国际歌》开始传入我国。最早的译文刊登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于1920年10、11月出版的《劳动者》周刊上（6段诗歌，分4次刊完）,题目为《劳动歌》,译者署名“列悲”；几乎与此同时,1920年11月,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的《华工旬刊》刊出了题为《劳动国际歌》的译文,译者张逃狱。所以，那三个中文译词中的两个应该出自列悲和张逃狱之手，汉译《劳动歌》的发表时间要略早于汉译《劳动国际歌》。据陈福康考证，准确的日期是1920年10月10日至12月5日，分别是《劳动者》周刊第2、4、5、6期。列悲则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见《我国最早的〈国际歌〉译词》，载《民国文坛探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那么，另外一人是谁呢？
1997年7月16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郑尔康《〈儿童世界〉和郑振铎》一文，文章后面附录一份介绍乃父郑振铎的“小资料”，说，1920年，郑曾经和“耿济之一起最早翻译了《国际歌》歌词”。郑尔康之所以敢用“最早”一词，是因为他清楚，郑振铎和耿济之的翻译是在秋白之前。他在《石榴又红了——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一书有比较详细的交代：“1920年七八月间，我父亲郑振铎还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一天，他和好友——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耿济之偶然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题名《赤色的诗歌》的诗集。父亲和耿济之把其中的25首诗都读了一遍，一首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深深打动了他们的心弦。于是，他俩商量着要把这些诗都翻译出来，并准备发表在他们编辑的《人道》月刊上。……大约在这年8月初，他俩就开始译了起来。父亲的俄文程度远不如耿济之，因此他俩便采取了分工合作的办法：由耿济之先把诗歌的大意口译出来，再由父亲用中文来‘笔述’。第一天，他俩在万宝盖耿宅，一直译到深夜，译出了第一首《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在引用了两节译文之后，郑尔康断定：“其实，这个《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就是《国际歌》最早的中文译文。”郑尔康所引文字的出处是1921年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面发表了C.Z和C.T“同译”的《第三国际党的颂歌》。据陈福康考证，C.Z即“济之”二字的音译缩写，而C.T则是“振铎”二字的音译缩写。在C.T写的“附注”里说：“在去年七八月的时候……译了第一首《第三国际党的颂歌》。”
被淹没的无名小辈
郑、耿译文到底发表在哪儿？目前有三种说法。
1，《人道》月刊。如2002年第十期《书屋》发表傅国涌的文章：《“新社会”之梦——郑振铎：从〈新社会〉到〈民主〉》。文中说：“1920年5月……《新社会》终于被军阀当局查封了……不到三个月，他们再度创办了《人道》月刊。郑振铎发表《人道主义》一文……同时还登载了由瞿秋白意译、他写歌词的《国际歌》。可惜只出了一期就被迫停刊。”
2，《民国日报觉悟》。郑尔康说：“因《人道》月刊只出了一期便停刊，已经译好的《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直到10个月以后才发表在1921年5月27日的《民国日报觉悟》上。”
3，《小说月报》。如《中国翻译词典》说：“1921年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刊出了由耿济之和郑振铎合译的《第三国际党的颂歌》。”
按照第一种说法，耿、郑的译文发表在1920年8月左右，早于1920年10月10日。但关键是，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它来源于1983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上刊载的郑振铎《最后一次讲话》记录稿，那里面说：“后还出了一期《人道》（月刊）。上面登过《国际歌》，瞿秋白译意，我写歌词。”秋白当时是耿济之的同学，也与郑振铎过从甚密。郑振铎的晚年回忆显然有误。一是把耿济之的帽子戴到了瞿秋白的头上。二是把发表的刊物误记成了《人道》。1921年9月他自己写的“附注”说得很明白：“而预备登载他们的《人道月刊》也因经济的关系，不能出版……现在先把这篇《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登在本报本号。”《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确实有耿、郑合译的《国际歌》，但据陈福康考证，这是第二次发表，而首发是在1921年5月27日的《民国日报觉悟》。
从发表时间的角度说，哪怕是比较早的1921年5月，也比1920年10月或11月要晚。陈福康在《我国最早的〈国际歌〉译词》一文中说：“郑振铎等人的这一译作，实是我国最早翻译、而且流传较广的《国际歌》译词”。又说“郑振铎等人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翻译《国际歌》的人。”后来在其专著《一代才华郑振铎传》中也说，郑“与耿济之在无意中最早完成了这首被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的歌词的中译！”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做了大胆的求证，“列悲的译词是从该周刊（北塔按：指《劳动者》）第二期开始发表的，当即是在这年10月翻译的；而我们从上引郑振铎的说明中知道，他们是在7、8月间即着手翻译的。”实际上这个证据也还是一个假设，而且是一个搀杂着先入为主的假设。列悲的译词发表于1920年10月，我们只能说他翻译的时间最晚是在当月，但怎么能武断地说肯定是在这个月份呢？难道不能是9月或8月甚或更早至1919年？
综上所述，对于谁是汉译《国际歌》第一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因为列悲是个小人物，我们几乎不可能从他的寥寥无几的传记材料中弄明白他翻译《国际歌》的确切时间。需要强调的是，他那么早就译了，而且译全了。至少从发表先后的角度来说，他的译文比郑振铎、耿济之、瞿秋白、萧三等名流大家的更早，名列第一。但愿无名小辈的这一荣耀不会再因为他的无名而被大人物的大名所淹没。
附记：
一，《中国翻译词典》说：“据传,李大钊也译过《国际歌》,但至今未找到译文,无法确证。”笔者查阅过《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没有发现有关李译《国际歌》的任何蛛丝马迹。确实只能待考。
二，马胜利在《“欧洲的中国，亚洲的法国”？》（《世界知识》2004年第5期）一文中说：“1916年，刘半农翻译了《国际歌》。”他的来源是张芝联著《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1988年）中的《中法文化交流——历史的回顾》一文，彼文曰：“1916年，《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刘半农翻译的《国际歌》，起到了激励人民、号召革命的鼓动作用。”查刘半农的女儿刘小蕙著《父亲刘半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所附录的详细的“刘半农著译作目录”，刘在1916年的《新青年》上有3次发表过译作，但没有《国际歌》。倒是在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期上，刘发表了《马赛曲》的译文。张芝联应是把1917年刘发表的《马赛曲》译文误作《国际歌》了，而且年份也错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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