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用很大的篇幅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国民党当局，惨无人道，不顾民众死活，致使国统区人民饥寒交迫。自今年7月起，又对上海之摊贩实行打压，禁止经营。上海摊贩及各界民众奋起反抗，至11月30日止，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武力镇压，迫害抗命之群众，当日有小贩七名中弹毙命，受伤者甚众”。12月2日，该报继续援引路透社的消息：“全日军警向群众开枪至少在一百排以上。在军警屠刀下死伤的人数尚无法统计，至低限度死十人，伤百余人”。

　　《解放日报》报道的这一事件，就是惊震中外、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摊贩抗争运动。当时的《解放日报》、美联社、路透社、《申报》、《新闻报》、《文汇报》、《大公报》、《正言报》、《联合晚报》等媒体单位对此事都作了详尽的采访报导。国民党当局这一可耻行径，因媒体的关注而迅速传遍海内外，引来了一片声讨之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的死活，发动内战。为了筹集“剿共”资金，国民党政府肆意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加之战后大批美国剩余物资廉价进入，使得国统区工厂纷纷倒闭，商店破产、农业凋敝，失去生活来源的百姓流落街头，苦不堪言。到1946年上半年，仅上海一地的失业人数就高达30万之多。

物价飞涨使广大市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温饱难以维持，经济毕现拮据，对于原有的大商场、大超市、大公司的正统货已无力消费，为了生活，上海市民不得不到处寻觅便宜货、旧货。另一方面，大批生活无着的市民和进城逃荒的农民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为自己寻找生路，他们见旧货市场稍显景气，便从各自的渠道收购、收集旧货，加入到摆摊设点的大军中。当时因为是战争刚刚结束，摊贩们弄到的往往是一些走私的美货、贪官污吏变卖的日伪物资以及破产工厂、商店倾销的积压货物和抗战结束后部分家庭迁徙的旧货。这些东西小到针头线脑、零食，大到家具、电器，品种繁多，花样齐全，价格低廉。这样一来买卖双方相互受益，迅速刺激了这一行业的发展。加上摆摊设点大军固有的经营流动性大、销售方式灵活多变等特点，迅速吸引了绝大多数消费者。摊贩行业的空前繁荣，成了上海市民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行业。

　　这种经营模式和价格的冲击，又反过来影响一些正规商店的经营，加速了那些企业的倒闭。在摊贩行当的推波助澜下，整个上海的正规商店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中。大商店的销售额之下下滑，捐税更无力交纳，国民政府收不到税款；而摊贩经营因为流动性大，各种各样的捐税同样征收不上来。于是国民党政府便以“有碍市容”和“整顿交通”为由，对摊贩的经营加以迫害。1946年7月中旬，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市政会议决定取缔黄浦、老闸两区摊贩，限期三个月，“劝令摊贩迁地营业或另谋生计”。同年8月，市长吴国桢在警察训练所第四期毕业典礼上，向学警训话：“自九月一日起对于本市摊贩除小吃摊和香烟摊外，一律加以取缔，违者加以没收”。警察当局在取缔过程中，又对摊贩乘机敲诈勒索，处以罚款或没收货物，甚至拘留监禁。黄浦、老闸两区街头时常显现暴力执法。由于警察严加取缔，残酷迫害，一些摊贩被迫停止营业，家庭生活陷入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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