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其中，党内“左右派”之争尤烈，右派对廖仲恺的不满与日俱增。最终，仇恨左派的“阴谋家们”，在举行了多次秘密会议之后，于1925年8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将廖仲恺刺杀。“廖案”不仅是一场悲剧，更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桩悬而未决的疑案。

　　廖仲恺的危机

历史

　　“廖案”发生前夕，广州正处于多事之秋。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廖仲恺不仅身处时代的风口浪尖，更深陷派系纷争的漩涡之中。他因何被刺杀?社会舆论普遍猜测：

　　一是“反共产”势力所为。在国民党内，廖仲恺“容共”态度鲜明，他甚至公开批评那些反对“容共”的老党员名为老革命，实为反革命。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反对共产党人的呼声愈来愈大，一时甚嚣尘上。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廖案”是“反共产”势力暗中制造的。

　　二是反对汪派掌权者所为。孙中山逝世后，围绕着国民党最高权力的第一轮角逐，是在胡汉民、汪精卫两人之间展开的。1925年7月，经过驱逐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以及一番台上、台下的较量后，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由汪出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内的一号人物。当时廖仲恺采取“拥汪”立场，在以汪代胡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驱逐滇桂军阀和改组政府牵涉广泛，并对大局产生了震撼性影响。汪派排胡出局易，而排除胡的政治影响难。因此，汪不免身陷危局，包括廖在内，都成为滇桂军阀及拥胡派势力之众矢之的。

　　三是敌视、破坏工农运动的势力所为。1925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共广东区委发动、并得到广州国民政府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廖仲恺实际参与了对省港罢工的策划和指导，他不但以党政高官的身份对罢工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公开出任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而后，省港罢工遭到港英等多种势力的反对与抵制，身为罢工之“坚强后盾”，廖无异于将自己置于罢工的反对者、破坏者的刀刃之上。

　　可见当时的廖仲恺，确已卷入漩涡中心，处于高危地带。柳亚子1935年6月所撰廖仲恺纪念碑的“碑文”，称廖“以一身而系革命前途之安危”，真是恰如其分。上述任何一种理由，都可能使廖招致杀身之祸。唯是之故，“廖案”从一开始就被社会舆论认为是一宗在广州政局十分动荡的时段发生的、与政海波澜的起伏密切相关的政治谋杀案，是有道理的。

　　胡汉民兄弟的嫌疑

　　“廖案”发生后，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胡汉民，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涉嫌人物。有反廖言论的胡毅生很快被锁定为重要追查目标，这条线索随即追到胡汉民的头上。胡汉民于是更被牵进案中，被怀疑是刺廖的主谋。汪精卫妻陈璧君回忆说：“全市哗然，谓杀廖君者，必为胡汉民。”在“廖案”的涉嫌者中，胡氏兄弟首当其冲。

　　那么，胡氏兄弟与“廖案”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

　　胡毅生之涉嫌“廖案”，是因为他有反廖言论。作为自我辩解，胡毅生自陈公开骂廖不等于阴谋刺廖。胡毅生潜逃后曾致书汪精卫，辩称其反廖言论是在公开场合说的，“然一面公然骂廖，一面秘密杀廖，同人虽愚，宁至于此!”

　　但到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时，胡毅生似乎淡出了办案者的视线。陈公博在那次大会上曾应代表要求，以“廖案”特别法庭检察委员的身份，作“关于廖案检察经过”的报告，陈对胡毅生的定性，仅仅是“无聊政客”四个字。他当时公布了一份“廖案人犯”的名单，无论是在“主要的”还是“间接关系”的部分，都剔除了胡毅生之名。

　　稍后，“廖案”检察委员会《关于廖案之公判请求书》和陈公博在特别法庭上的“论告”词，也都没有提到胡毅生。众所周知，国民党“二大”是查办“廖案”呼声最高的时候，胡毅生在这时以及稍后特别法庭的审讯中，悄然消失于办案者的视线之外，应当不是偶然的。

　　这里需要说到，在“廖案”发生将近一个月(9月15日)后，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会上，公开为胡汉民辩解，说胡对此案“毫不知情”，“何能代为负责”?为胡将来复出作了保留。到国民党“二大”时，不过几个月时间，因西山会议派的出现，胡的政治地位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一位因涉嫌“廖案”而被放逐海外者，变成了汪、蒋的“统战对象”。在缺席的情况下，胡在国民党“二大”上高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并增进中央常委。这是因为汪、蒋需要争取胡汉民共同对付西山会议派的缘故。这一点，应当就是胡毅生之所以被“廖案”特别法庭的检察官、审判官“忽略”的原因所在。从此，不仅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没有改变，而且事过境迁，胡毅生还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国大”代表和“总统府”顾问。看起来，胡氏兄弟涉嫌“廖案”的那笔历史旧账，在国民党人那里，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虽然胡氏兄弟因为上述的政治形势而脱身，但历史的谜团不会就此烟消云散。1926年2月，鲍罗廷在北京向苏联使团谈及“廖案”时说到：当有人问胡汉民“是否该干掉廖仲恺”时，“他的回答是沉默不语”。陈公博1939年所撰《苦笑录》一书，提到“廖案”发生前，一名叫李天德的铁血团成员问胡汉民：“外间有人说先生要杀廖仲恺，是不是?”当时“胡先生不答”。身为“廖案”检察官的陈公博，虽然在法庭上“忽略”了胡氏兄弟，但事过之后，他所提供的这段材料，却与鲍罗廷当年对苏联使团所述，何其相似乃尔?鲍、陈均据而认为胡汉民是刺廖的“默许”者。陈公博还明白地说：“自然不是胡先生当面指使凶手，但团体里酝酿暗杀廖先生，而胡先生不加制止，这是事实。”

　　故胡氏兄弟与“廖案”的关系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说到“廖案”，人们总还会想到他们兄弟俩。他们的“历史问题”，还在那里搁着。

　　苏联顾问介入“廖案”缉凶

　　自革命实践几度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深切地认识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必要。他赞成“容共”，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振兴国民党的意图。1923年5月，共产国际派遣鲍罗廷到中国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不久即被孙聘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参与起草国民党党纲、党章及组织法等工作。1925年7月，鲍罗廷更是凭借高等顾问的身份，正式进入广州国民政府的决策核心。

　　面对“廖案”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鲍罗廷作出两个判断：其一，他认为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国内外状况和苏联刚成立不久的情况极为相似，因此，可以将苏联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在中国发挥作用;其二，“现在孙文不在了，廖仲恺逝世，胡汉民无实权，汪精卫不得力，蒋介石因为没有经验经不起考验，于是鲍罗廷下了决心，要使广州的革命事业受他直接而公开的指导”。(三石善吉《廖案与鲍罗廷的战略》)基于此，鲍罗廷决定分两个阶段将国民政府内部的右派、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从某种意义上说，“廖案”恰好给予鲍氏一个绝好的机会。

　　其策略的第一阶段是将苏联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在中国发挥作用，亦即提议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主持缉凶事宜，并“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1925年8月20日)。然而，所谓的特别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简而言之，便是苏联H·K·(CheKa，中译名为“契卡”)的中国版。“契卡”的正式名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投机及怠工行为人民委员会议会的特别委员会”，后改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鲍罗廷希望将特别委员会打造成“革命之剑”，以此来捍卫新生的广州国民政府。

　　其策略的第二个阶段便是提议在“廖案”的真相尚未查明的情况下，立即按名单逮捕反对“容共”政策的右派政客。对此，邹鲁回忆说：“特别委员会看了这名单，就问鲍罗廷说，毫无证据，怎么拿办。他竟说，政治上只问政见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幸蒋先生和许崇智竭力反对，我和胡(汉民)、邓(泽如)、谢(持)诸先生，才能够免膏虎口。”但最后，特别委员会还是判定胡汉民虽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却负有政治上的责任，责令其赴苏联“考察”，实为政治流放。 历史

　　综上所述，在鲍罗廷的积极干预下，“廖案”不仅成为其反击右派的口实，更奠定了此后汪精卫主党、蒋介石领军的权力架构。

　　廖仲恺是中国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他和孙中山的相继去世，使得国民党告别了相对稳定的“孙中山时代”，走进了充满变数的一段时期。

　　参考文献：

　　三石善吉，《廖案与鲍罗廷的战略：廖仲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历史

　　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历史

　　吴群力，《廖仲恺遇刺案窥秘》，《广东史志》，1994年第2期

　　曾庆榴，《历史迷雾中的廖仲恺案》，《粤海风》，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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