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9日的《成都晚报》刊发报道：“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杨晒轩、徐震球等看到这个新闻后，灰心丧气。不料，当天下午，蒋介石竟又在成都城门街头公开露面。“捉蒋敢死队”连呼上当，重新组织力量伺机行动。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蒋介石把最后的赌注押在了大西南，亲临重庆和成都指挥。正是这时，中共地下党秘密组织了“捉蒋”行动。

“大雾初降”行动流产

1949年11月，刘邓大军从川东发起攻势。蒋介石飞抵重庆坐镇指挥，他的临时府邸就设在重庆西郊山洞的公馆里。重庆地下党当机立断决定实施“除蒋”行动，重庆别号雾都，故行动代号取两者的谐音为“大雾初降”，由地下党员、担任国民党反情报队队长的徐震球负责。

要活捉蒋介石谈何容易?靠武力强攻，连蒋介石的汗毛都碰不到。可行的方法只有利用他身边的人，出其不意。一次，徐震球与国民政府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总队长彭斌谈论当前形势，身为国民党陆军中将的彭斌表现非常消沉。徐震球心中一动，觉得彭斌是个合适的人选，于是就找机会与彭斌拉近关系，两人很快亲密起来。徐震球说出“大雾初降”计划，并劝彭斌仿效张、杨。彭斌先是一惊，沉思良久后表示将相机行事。两人密议了行动方案：彭斌在自己的队伍中发展可靠人员，行动地点选在蒋公馆或机场。后来，徐震球多次与彭碰头谋划，但直到重庆解放蒋介石出逃，彭斌仍犹豫不决，“大雾初降”行动最终流产。

1949年12月24日，彭斌发布起义通电，解放后曾任贵州军区高级参议等职。关于“捉蒋”一事，彭斌后来曾解释道：解放前夕，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怀疑他不稳(彭斌早年曾参加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向蒋介石密告，内二警失去蒋介石信任，11月25日就撤离负责守卫的机场、公馆等要害部门，无法接近蒋介石。

放弃炮打黄埔楼

同年12月1日，成都大小报刊发布了一条消息：蒋总裁昨日莅蓉。蒋介石出现在黄埔楼，他强打精神和阎锡山、胡宗南等策划“川西大决战”。而就在他眼皮底下不足500米的地方，有人已把迫击炮对准了黄埔楼，准备让他粉身碎骨。这就是中共成都地下党策划的“炮打黄埔楼”行动。

中共地下党在成都设有“留蓉工作部”。他们认为，此次蒋介石到成都机会宝贵，不能让他溜走，决定炮轰蒋介石。具体行动由被策反过来的原国民党团长姜期永负责。姜期永利用黄埔楼北面的菜棚作掩护，秘密组织人员架起迫击炮，对准黄埔楼，只等地下党情报人员核实情况一声令下就射击。然而，突然传来消息说，蒋介石不住在黄埔楼而是在励志社。这令地下党大吃一惊。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炮打黄埔楼冒险性太大，无论击中与否，都会使国民党以此为借口在成都市区展开大搜捕和大屠杀。既然“炮打”没有把握，就不必冒险，但若能“活捉”则比“炮打”好上百倍。于是，“炮打黄埔楼”演变成了活捉蒋介石，迫击炮被秘密拆除。

捉蒋敢死队秘密行动

刚刚被策反过来的国民党第95军副军长杨晒轩，听了“捉蒋”计划后自告奋勇：“只要组织一个两百人的敢死队足够了。就在我们95军里挑选队员，我任敢死队队长。”地下党批准了他的要求，并决定由曾在重庆策划“捉蒋”的徐震球等人配合行动。

杨晒轩在两天内组织起由200余人组成的“捉蒋敢死队”，埋伏在蒋介石可能居住的中央军校、励志社两处大门口，一旦发现蒋介石的行踪便立即出动。然而，他们始终没看见蒋介石的车队出来。更出乎意料的是，9日的《成都晚报》刊发报道：“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杨晒轩、徐震球等看到这个新闻后，灰心丧气。不料，当天下午，蒋介石竟又在成都城门街头公开露面。“捉蒋敢死队”连呼上当，重新组织力量伺机行动。时隔3天，成都各大报刊又报道蒋介石已飞往台湾。“捉蒋敢死队”宁可相信老蒋还在成都，因此行动仍在秘密实施之中。然而，直到成都被围，他们也没发现蒋介石的行踪。

尚不明确，当时报纸上登载的消息是误传，还是有人故意摆迷魂阵。而根据史料，蒋介石真正逃离成都的时间应是12月13日。此后，他再也未踏上大陆一步。

■延伸阅读

被叛徒出卖的“捉蒋”行动

1949年1月，蒋介石加派得力中将张权守护淞沪。4月，中共发起淞沪战役，张权决定倒戈反蒋。4月26日，蒋介石赶到上海督战。上海地下党负责人联络张权，商讨起义和捉蒋大计。

不料，蒋介石以保护军官家属为名，将团长以上军官的眷属秘密送往台湾，以做人质。原先答应起义的一些军官开始动摇，两个主力师师长翻脸变卦。当张权动员192师师长李锡佑起义时，遭到132师的情报科长、也就是李锡佑的得意门生张贤的暗中出卖。张权很快被国民党特务抓捕，这时距起义、捉蒋只有半天时间了。5月21日10时，张权、李锡佑在上海英勇起义。

解放后，我公安机关掌握了张贤作案的确凿罪证。1957年1月，张贤被执行死刑。(摘编自《文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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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9年底，大陆只有38个特务组织与台湾还有电报联系，这就迫使台湾的保密局不得不重新派遣大批特务以加强对大陆的破坏，但由于失去了组织系统的支持和掩护，这些派遣特务也很快束手就擒。

协助公开战场

当时秘密战线在战场上的对决主要反映在蒋匪军主力集中的西北和西南。秘密战线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进攻中的解放军尽快突破蒋匪军防线，消灭继续顽抗的敌军。

西北战场。1947年秋，我党西北地下情报网遭到破坏，大批情报人员被捕。但我党很快又建立起了新的地下组织，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情报小组就建立在胡宗南所部的电讯机要部门。从1949年2月起，这个情报小组用胡宗南所属部队的三部电台同西柏坡联络，很多情报甚至直接送到了彭德怀、习仲勋等西北战场领导人的手里。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我第一野战军进行了“扶?战役”，先以一个军的兵力，从胡马联军接合部穿插迂回到敌军背后，形成合围后，发起全线总攻。这个情报小组在战役打响后，利用所控电台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胡宗南下达的作战命令先发给西柏坡，然后想方设法拖上几个小时再发给胡宗南所部;二是有意干扰与马军的电讯联络，使得马军无法增援。此役一举歼灭胡宗南部4个军，完全解放了关中，为解放大西北和进军大西南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南战场。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在解放大西南时，得到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中将参谋长刘宗宽的暗中大力协助。

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从广州迁逃重庆后，企图依靠盘踞西南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为主力，凭借西南地区的险要地势，与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如战局不利则可退向西康和云南或逃往国外，依靠外援，东山再起。蒋介石在制定其防御战略时认为，川东地形复杂，路途艰险，不利于大兵团行动，解放军选择此处入川的可能性不大。川北的陕西和甘肃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根据地，交通比川东发达，补给方便，解放军极有可能由陕南和甘南入川。于是，他亲自调兵遣将，在川北集结重兵。不料第二野战军恰恰隐蔽地从湘西、鄂西、黔北蒋军兵力空虚的川东入川，直逼重庆，使得蒋介石措手不及。

诱导蒋介石对防御方向作出错误判断的就是刘宗宽。他作为制定战略的参谋长主要做了三件事情：一是诱导战略错误。他在战略构想时断言解放军必学三国时的邓艾，由陕入川，因此建议把防御重点由川东移向川北，加强对防御川北的胡宗南部的支持。这一建议正中胡宗南下怀，因此得到其大力支持，从而顺利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二是暗留“后门”。川东防御也是刘宗宽部署的。从图纸上看，也有许多部队，其实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散兵游勇。二野主力正是按刘宗宽的设计与建议，从这里未受阻挡就进入川东，而后直插重庆的。三是干扰蒋军从川北回防。他利用职权使蒋军主力罗广文部在川东与川北间疲于奔命，尚不及喘气就被击溃。尤其在重庆即将解放的最后时刻，帮助解放军赢得了时间。

策动起义

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后作战的基本原则，就是运用毛泽东确定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战斗。首先就是决不放过一切机会和可能用北平方式争取和平解放。为此，中共中央在1948年专门作出决定，责成中情部主管对敌策动起义工作。这样，策动蒋军起义，尤其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整地区整建制地策动起义就成为当时的重头戏。在这些起义中比较着名的有：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及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起义，“两航”起义和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起义。

程潜、陈明仁起义。程潜在国民党中资格老，又是当时长沙的主要负责人。陈明仁则直接掌握着长沙的守军。从1948年下半年起，中共湖南省工委、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和中共华中局社会部就不断派人做程、陈二人的争取工作，并卓有成效。有意思的是，程、陈二人对起义有两大顾虑：一是担心不能得到谅解，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文字保证;二是与前线的第四野战军素无交往，担心长沙解放时受到人格侮辱。为此，华中局社会部专门派员，携带毛泽东致程潜的电报和林彪给程、陈二人的亲笔信赶赴长沙，才最后打消了他俩的疑虑，促使其于1949年8月4日通电起义。

刘文辉等人起义。刘文辉等是国民党四川地方实力派的高级将领，曾经积极堵截过红军长征，但在抗战期间又与中共中央有了联系，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有了一定的认识。经过多年的交往和争取，双方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之时起，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刘文辉的争取。 1949年10月18日，刘文辉终于发电请示周恩来，该如何配合解放军的入川行动。

11月间，解放军对四川之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对刘文辉等人所部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12月9日，刘文辉等人宣布起义。朱德特地致电，欢迎他们参加人民阵营。

卢汉起义。卢汉起义是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中共华南局，尤其是中共云南地下党长期进行统一战线的结果。 1949年2月下旬，卢汉派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递交了他致毛泽东、朱德的信，表示反蒋的决心。 5月11日，中共中央要求卢汉派全权代表直接到北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谈判。同年7月21日，毛泽东对争取卢汉起义作出指示，指出卢汉如能于解放军进入云南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的立场，云南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序列。1949年1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进军云南的命令。 12月9日，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的卢汉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服从中央人民政府。

卢汉起义中最为精彩的一招是软禁反动派将领。当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总统资政的张群飞抵昆明，打算安抚卢汉，以稳定云南局势，守住云南这块“反共基地”。卢汉乘机软禁张群，并利用张群的名义，召集中央军的两名军长、宪兵司令、空军司令以及军统云南站站长等握有实权的重要头目开会，以“商讨反共复国基地建设大计”而将其软禁，同时还接管了国民党驻滇的各种机构。西南各地随后也纷纷响应起义。

12月11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致电卢汉，指出卢汉率部起义“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解决云南问题，即盼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同时指示卢汉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执行约法八章和刘、邓发布的四项公告，肃反镇反，与云南人民武装建立联系等。卢汉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并切实执行。西南重镇昆明与西南地区就此和平解放。

此外，1949年11月发生的“两航”(指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也产生了重大的连锁反应，使得国民党政府的驻港机构大批起义。

解放战争共消灭蒋军800余万，其中1/4约180万和平起义，对瓦解蒋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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