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民主革命先行者，李鸿章是晚清元辅重臣。孙中山与李鸿章的关系，涉及到他们的思想风貌和晚清政局的演变，但因史料残缺，难窥真相。现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庚子年间孙李关系和中国政局作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批评指教。
一 庚子孙李关系颇为微妙，甚至富于戏剧性，这主要表现在筹议“两广独立”问题上。
所谓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是在义和团掀起反帝狂飚和八国联军闯进国门，推行分裂剥削中国的政策、清朝统治营垒发生破裂的形势下，由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所策动的。
香港华人上层和广东绅商非常担心北方动乱扩展到两广和香港地区，危害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把稳定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据《中国旬报》记载，当清廷“特召粤督李鸿章入都，粤省绅商纷纷禀留，而其禀稿措词命意各有不同，尤以西关文澜书院绅士公禀为最得体”。禀稿写道：
禀为爱戴情殷，恳思暂缓北上以顺舆情而维大局事。窃粤者盗风素炽，民困日深，外侮内讧，祸机隐伏。幸值中堂莅粤，整顿庶务，地方赖以绥靖，太平景象，绅等方拭目俟之。忽闻拳党倡乱，傅相奉诏入都，君父之命，诚无敢阻。惟据外间传闻，近畿地方多被蹂躏，道路梗塞，音信难通，中堂此行恐难遽达，与其停留中道而无补时艰，何如稍缓行期而徐商进止。与其单骑见敌，徒有空拳孤掌之忧，何如保守完区，徐图靖难勤王之计。在宪台公忠体国，固欲不俟驾而行。而绅等愚见以为，臣节所在，本闻命而不可违，而全局攸关，亦虑定而后可动。况使旌一启，粤省盗患更恐复张，此时情势，不又跋前顾后耶？可否吁恳仁恩，俯顺群情，暂缓北行。如蒙俯允，绅等无任馨香祝祷之至。
这份禀稿真实地反映了广东绅商企图挽留并依靠李鸿章“保守完区”、防止“外侮内讧”、维护“太平景象”的殷切心情。据詹森在《日本人与孙逸仙》一书中说，广东绅商提供现款2500万两，作为发动挽留李鸿章的经费。《士蔑西报》报道广州商人甚至威胁说要躺在李鸿章的车轮前而不让他走。李鸿章也一再声称“粤民遮道攀留”。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华人上层，既依托广东腹地，又在香港拥有巨大财富，认为李鸿章一旦北上，“粤省盗患更恐复张”，危害广东，波及香港，因而与广东绅商怀有同样心情。何启和刘学询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活动，正是香港华人上层和广东绅商这种愿望的反映。
何启是香港华人上层的代表。何启祖籍广东南海，出生于香港，其父何福堂为伦敦传道会著名牧师，又投资成巨富。何启早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后留学英国，取得医科学位和大律师的资格。在英国留学期间，娶英国女士雅丽氏为妻。1882年回香港，被委任为太平绅士，1890年港督称赞他是香港“最受尊敬的华人领袖”，推荐他为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在香港除政府官员外，具有最高政治及社会地位的是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当时立法局只有一名华人议员，行政局议席非英人莫属。何启不仅在香港具有“华人领袖”的政治、社会地位，同香港历任总督、特别是卜力总督“甚为相得”，而且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着特殊关系。1887年何启用亡妻遗产创办了雅丽氏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同年孙中山进入香港西医书院求学，当时何启为该院教授，遂与孙中山相识，有“师生之谊”。何启从1887年开始与胡礼垣合作发表抨击清朝统治、宣传社会改革思想，认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在于“行选举以同好恶，设议院以布公平”。何启的言论，对孙中山早期思想影响极大。1895年何启曾经参与孙中山广州起义密谋，负责起草对外宣言和交涉事宜。值得注意的是，何启对李鸿章也不无好感。1889年何启创办的西医书院推举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该院的赞助人，李鸿章欣然接受，特地致书该院掌院表示感谢，并对医学教育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期望“其能使西方科学之利益，沾惠于中国医学之实用”。1892年在该院第一届毕业典礼上，教务长康德黎发表演说，盛赞李鸿章：
各位亦知，李鸿章者，中国之俾斯麦也，伊对本院极爱护。……各位勿谓贵国之当局不信仰科学，彼极有权威之李鸿章氏，对于本院院务，曾复书述其意见，谓希望化学与解剖学，成为吾人欲为训练之一特别部门等语，彼不似流俗之只说：“惠我奇方”，而欲以启牖运动，使成为赫胥黎或邓德尔，彼谓“先予吾人以科学，则一切可随之而至”。
这里所谓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云云，不只是康德黎个人的看法，也可以说反映了该院创办人兼教授何启的见解。正因为何启是香港“华人领袖”，并同香港总督卜力、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两广总督李鸿章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他才有可能反映香港华人上层的意愿，依靠港督卜力、策功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搞“两广独立”。冯自由记述说：庚子五月，何启“以时势紧急，瓜分之祸，濒于眉睫，粤省如不亟谋自保，决不足以图存。因向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主张革命党与粤督李鸿章合作救国，首先运动鸿章向满清政府及各国宣告两广自主，而总理率兴中会员佐之。其进行方法，则先由中国维新党人联名致书香港总督卜力求其协助中国根本改造，以维世界和平。再由卜力根据书中理由，转商鸿章，建议广东自主方案，并介绍兴中会首领孙某与之合作。鸿章如赞成此策，即由渠电邀总理回国同组新政府”。陈少白记述说：庚子五月，何启“私下与我商量，使我们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愿意代说香港总督转劝李鸿章”。冯、陈的记述虽然有些出入，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何启是借重香港总督之力、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倡议者。
刘学询是广东绅商的代表。据冯自由记述：“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粤之香山人，少登甲榜归广州为大绅，交结权要，势倾一时，有土豪之称。时粤垣有一种官督商办之公开赌博，号闱姓者，每届科举皆以报考士子之姓氏为赌，政府度支及试官私囊均恃为收入之大宗。刘包办闱姓多年，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的成败及官吏之进退，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作为“广州大绅，中过进士，并且大富”的刘学询“颇为当道倚重”。早在甲午前后，刘学询就受到两广总督李瀚章、广东巡抚刚毅的赏识和庇护。1899年时任军机大臣的刚毅称誉刘学询为“中国三人才”之一，并推荐他赴日考察。清廷特地将刘学询由四品知府衔擢升为二品衔道员，作为钦派专使前往日本。刘学询返国不久，就与商务大臣李鸿章频繁交往。12月19日在李鸿章受命署理两广总督之日，清廷下谕将刘学询交李鸿章“差遣委用”。按清制，凡奉特旨交“差遣委用”的人，地方督抚均须另眼相待，因为他们与朝廷声息相通，迥非寻常僚属可比；再加上需要借助这位“广东大绅”稳定广东统治秩序，所以李鸿章非常器重刘学询，将其视为自己的心腹幕僚。刘学询不仅“颇为当道倚重”，而且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着密切关系。孙中山因刘学询与自己“有同邑之谊”，并“蓄志非常”，所以早在甲午前后，就与之往还，邀请他列名发起“农学会”，并参与乙未起义密谋。1899年刘学询访日期间，曾与孙中山多次秘密会见，表示“若政治革命，可以协力，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因素，使得刘学询既能掌握广东绅商的心态，又能成为沟通李鸿章与孙中山的桥梁。陈少白记述说：何启与他在密商“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之后，就使人约请“李鸿章幕下的要人”刘学询、曾广铨，“他们甚以为然，答应相助”。冯自由记述说：“先是何启、陈少白已由香港卜力斡旋，劝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李幕中有刘学询、曾广铨二人亦极力从旁怂恿”。
香港总督卜力在7月2日从休假地返回香港之后，确曾“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当然这并非是为了支持中国“革新运动”，而是出于英国自身利益的考虑。首先，卜力和香港的英国人担心李鸿章一旦应召北上，两广那些“与义和团同属一类的会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就有“可能利用这个不受羁绊的机会”发动起义，而“卜力和这个通商口岸的发言人认为，北方的排外运动是由暴力行动引起的，因此任何暴力行动，即使它是反对清政权的，都是对西方生命财产的威胁”。所以防止“南方发生暴乱”、保障香港和两广地区“西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成为卜力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其次，卜力和香港的英国人深知香港是英国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两广是香港的腹地，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面对迅速扩大的北方动乱并得到“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的信息后，卜力便向英国政府建议“英国应该准备照料它在长江和西江流域的权益”。在他看来，“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当时局势“系由清国分割两广成立独立国的好机会”，经过自己策动的由孙、李合作搞出的所谓“独立”的两广，势必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所以孙中山判断“香港总督之说系扩大英属邻土利益范围至两广之计略”。英国政府有鉴于此，欣然赞同卜力的建议，但强调只有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的时候，方准撤销对他的驱逐令；同时电示驻广州领事萨允格说：“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李鸿章留在广州比他前往北京将更有效地促进维护秩序的目的。”
不过，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的策动，只是筹议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外因。孙、李能否合作，“两广独立”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内因，即孙中山和李鸿章的态度。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1281733.html
相关阅读：揭秘：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与袁世凯的恩怨情仇
吴铁城怎么死的？吴铁城因何事失去蒋介石信任
揭秘：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
1936年蒋介石凭借一封什么密函化解内战危机？
解密拜倒在东洋女间谍“石榴裙”下的民国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