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环球人物》2011年5月上封面文章：蒋经国眼中的共产党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纵观这90年的发展历程，国民党始终“伴其左右”。两党有过历史性的合作，也有过重大的分裂。

　　蒋介石之子、原国民党主席蒋经国，更是与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渊源。他加入过共产党、反对过共产党、感谢过共产党。由于特殊的身份地位，他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变化。

　　本刊以新的视角解读蒋经国的一生：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为何发生重大转折？他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样的？他为国共关系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遗产？

　　台湾纪念他，大陆没忘他

　　一位特殊的政治人物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刘娜

　　在浙江，宁波溪口和嘉兴南湖，是两个常常连在一块儿、进行“一日游”的标志性景点。

　　1910年4月27日，原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出生于宁波溪口。在他11岁那年的7月31日，距他150公里的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10余名代表秘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从此，蒋经国的命运就和共产党纠缠在一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在苏联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蒋介石反共后，他公然与父亲决裂；“西安事变”后，他带着斯大林交给他的“促进国共合作”的使命回国；抗战结束后，他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全力支持父亲；初到台湾时，他牵头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积极“反共”；晚年，他又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

　　让台湾民众有“幸福感”

　　1月13日是蒋经国逝世23周年的日子，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和国民党副主席、蒋经国之子蒋孝严前往蒋经国陵寝祭拜。马英九神情肃穆，在陵前静静追思良久，才鞠躬步出。蒋孝严则不忘在父亲陵前报喜，宣布儿媳怀孕4个月，蒋家将再添金孙。同日，台湾推出电视节目《蒋经国纪事》特辑，详细描述了蒋经国与女儿蒋孝章的父女情。几天后，台湾“今日新闻网”举行了一项名为“辛亥百年幸福影响人物”网络民调，让台湾网友票选“谁让你感到最幸福”。结果，蒋经国高居第二名，是唯一获选的政治人物。

　　1月22日，江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蒋经国于1942年公布的《新赣南家训》文告，以及他的外室章亚若旧居龙南会馆等一批文物，正式入选江西文物“百大新发现”。随后，在江西省政协第十届四次会议上，民革江西省委上交提案，建议开发“蒋经国在赣南”活动旧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蒋经国实施‘赣南新政’，在当地留下美誉。蒋经国旧居、中华儿童新村等地，理应打造成一条精品旅游路线。”

　　4月6日，蒋经国的故乡宁波举行了一场庄重的捐赠仪式。曾长期担任蒋经国私人秘书的宋时选的后人，将12幅反映蒋经国生活、工作的珍贵照片和其他资料无偿捐赠给宁波市档案馆。

　　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

　　蒋经国之所以获得人们的肯定，是因为他在晚年推动了两岸关系的“解冻”。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曾说：“台湾媒体针对台湾地区历任领导人的贡献，做过多次民调，经国先生总是名列第一，满意度高达七成。”马英九的副手萧万长说：“我们很难想象，若非经国先生在辞世之前做此决策（指开放台湾人士赴大陆探亲），后来还不知道需要多久才有人能够踏出这历史性的一步。多年来，‘开放大陆探亲’的满意度，在相关之民调中，都领先其它任何公共政策。”

　　台湾《联合报》在纪念蒋经国诞辰100周年时发表社论称：“蒋经国一生集其大成的功业，就在毅然实现解严及开放两岸交流；这正是他油尽灯枯、呕心沥血之作。如今回顾蒋经国的施政，虽亦不无犹豫曲折之时，但大体上则可谓是其道如矢、一往无前；他的每一重要步履，可说皆是为‘民主进阶’及‘两岸和解’在做积蓄及准备，而最后他在向国家及历史缴卷时，也交出了解严及两岸开放的漂亮成绩单。”

　　中国共产党也给了蒋经国一些肯定的评价。1988年1月13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音员张宏民身着黑色中山装，表情凝重地播报了第一条新闻：蒋经国在台北逝世。第二天，国家领导人发表谈话，肯定了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出一定的努力这一系列行动。中共中央以及有关人士和蒋经国在大陆的亲属都向台北发去了唁电。

　　大陆一位学者在评价蒋经国时这样说：“有的时候，特别是关键时刻，一个处于关键位置的政治人物，他的取向、选择往往能决定历史的走向。”可以说，在两岸关系上，蒋经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与父亲决裂，加入共产党，娶了苏联妻子

　　“尼古拉同志”的红色岁月

　　贾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但很多人不明白，这位国民党的“太子爷”为什么会在15岁时只身去苏联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甚至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从1925年到1937年，蒋经国从未离开过苏联。12年的“红色岁月”，蒋经国是怎样度过的？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从爱哭小儿到进步青年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所生，乳名建丰，号经国。他出生时，蒋介石正在日本，母亲和祖母把他抚养长大。据他幼年的家庭教师回忆：“惟因她婆媳（蒋介石母亲和毛福梅）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致使小时的经国不免娇怯易哭。”

　　1925年，蒋经国进入上海浦东中学就读，开始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5月，“五卅惨案”爆发，蒋经国激于爱国义愤，积极参加示威游行，发起抵制洋货运动。学校当局以“思想危险、行为越轨”为由，将蒋经国开除。那年夏天，他赴广东探望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在校园遇见许多苏联学生，感到“只有俄国人才是中国的真正朋友”，对世界革命中心苏联愈加向往。

　　为了准备出国留学，蒋经国前往北京学习。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北方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对其十分钦佩，这是他生平结识的第一位共产党人。李大钊介绍蒋经国认识了许多苏联友人。蒋经国后来回忆说：“（北京）洋溢着国共友谊的气氛。我本人亦惑于这种心理环境，彻底改变了我原来（赴法留学）的计划。”

　　蒋经国提出去苏联留学的要求时，蒋介石刚从苏联考察归来，对那里的印象并不好，没有同意蒋经国的请求。但在苏共代表鲍罗廷的竭力推荐和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劝说下，蒋介石终于答应了。

　　1925年10月，蒋经国告别上海，乘海轮启程前往苏联。离沪前，他正式加入了国民党。在船上，他认真阅读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这是他所读的第一部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此时的蒋经国并没有料到，他这次赴苏，竟然一去就是12年。

　　“打倒反革命蒋介石”

　　一个月后，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同来的还有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后来成为邓小平第一任夫人的张锡媛、原名陈绍禹的王明等。在同学中，蒋经国年纪最小。他性格开朗，活泼顽皮，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在莫斯科，蒋经国有了一个俄国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

　　虽然是国民党员，蒋经国对共产党员的印象却比对国民党员好得多，他曾回忆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部分国民党党员学生，因为行为不端，颇惹人反感。一般人有时觉得共产党员行为比较检点，作为也较有出息。”他对当时中共驻莫斯科大学支部的评价颇高，称“它的党员组织严密，并受到严格监督，而且永远遵照中央集权领导的指示行事。他们生活简朴，纪律严明。因此，我有一阵子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兴趣”。可能正因如此，到莫斯科不久，蒋经国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的团小组长是邓小平（当时名叫邓希贤）。

　　蒋经国曾担任学校墙报《红墙》的编委，自己也经常写稿，曾在文章中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但在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蒋经国与中共的观点有所不同。他相信，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将在父亲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中共只能充当配角。

　　1927年，从上海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宣布实行“清党”，开始“反苏反共”。

　　作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一下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他必须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父亲划清界限，不能有丝毫犹豫。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主席台上，激动地用俄语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蒋介石！”同学们激动万分，把他举起来，抛到半空中，高喊：“乌拉！乌拉！（俄语，为欢呼之意）”

　　次日，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蒋经国的表现让他在苏联一下子成了万人瞩目、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许多苏联人一见到中国学生就打听：“哪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介石的儿子在哪里？”以一睹蒋经国的容颜举止为荣。

　　但据蒋经国后来说，他当时对国共分裂原因的真实看法，与上述公开表态大相径庭。据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曾得出结论：“中国在1927年政局动荡，主要原因是中共领导无方，政策不智亦不周全。”

　　事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议期间，曾会见蒋经国。他告诉蒋经国，批判蒋介石固然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仍不应忘记随时给其父写信，以保持联系。蒋经国接受了他的劝告。可以看出，在蒋氏父子关系问题上，周恩来目光更为远大，他看到了将来情况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所以希望维系蒋氏父子的关系。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周恩来的远见。

　　数次请求回国未获批准

　　1927年4月，蒋经国毕业，要求返回祖国。当时中共代表团担心蒋经国回国后会成为其父反共的得力助手，坚决主张让他留在苏联。蒋经国在失望之余申请加入红军，获准进入驻莫斯科的红军第一师，成为一名普通士兵。经过一年的训练，他成为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被保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及政治学校深造。这所学校在苏联军队中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西点军校。

　　在校期间，蒋经国加入了苏共，成为一名候补党员。军校对他的评价很高，称其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1930年5月，蒋经国从军校毕业，再次提出回国，仍然未获批准。他继而申请担任红军军官，以求在军界发展，但斯大林还是未予同意。

　　1930年10月，蒋经国被派到莫斯科狄那莫电厂当见习生，生活比较艰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在莫斯科秘密召见了蒋经国，与之讨论了远东形势与中苏关系，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接见蒋经国。

　　在电厂期间，蒋经国努力工作，获得了各方好评，并被推荐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但这一建议遭到了中共驻苏联代表王明的反对，蒋经国一怒之下，与王明发生了正面冲突，共产国际因此要求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1933年，蒋经国被派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工作，在冰天雪地里度过了饥寒交迫的9个月。这是蒋经国在苏联生活时期最艰难的岁月，带有某种劳动改造的性质。这既与王明等人的迫害有关，也和当时中苏关系、国共关系恶化的形势分不开。

　　1933年10月，蒋经国进入乌拉重型机械厂当技师，一年后升为厂长助理，兼任当地《重工业日报》的主编，并被接纳为苏共正式党员。此后几年他一直在该厂工作，并认识了苏联姑娘芬娜（即蒋方良），很快结婚生子。

　　1935年1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正在进行艰苦的长征。蒋经国再次被召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共进晚餐。当时斯大林关心的问题是：国民党在剿共胜利之后，其对内对外政策将出现何种变化？苏联应采取何种对策？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迫使其与中共谈判。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会见蒋介石时，说到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介石微露思子之意，周恩来便满口答应将帮助他们父子团聚。此时，蒋经国本人也多次写信给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坚决要求回国。1937年3月，蒋经国带着妻儿离开他待了12年的苏联。

　　接受三民主义再教育，加入“三青团”

　　追随父亲，由“红”变“白”

　　胡石青（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

　　1937年2月，斯大林召见即将回国的蒋经国，交待他回国的明确任务是促使蒋介石“向左转”，与中共和苏联合作。同年3月，蒋经国全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的陪同下，乘火车经海参崴回国。在海参崴，蒋经国最后一次致电苏共中央，表示“会恪遵党纪”。

　　被指有“共产作风”

　　蒋经国回到上海后，提出与父亲见面的要求。或许是被儿子的公开决裂伤了心，或许是想让他反省一下自己曾经的“幼稚”行为，蒋介石起先拒绝与蒋经国见面。后来经吴稚晖从中游说，父子俩才得以会面。据说两人见面后，蒋经国二话不说，先跪下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

　　父子二人冰释前嫌，蒋介石把蒋经国介绍给妻子宋美龄，还亲自给儿媳芬娜取了中国名字“芳娘”（蒋经国后来将其改为“方良”）。此后半年，蒋经国一直在老家与生母毛福梅一起生活，闭门接受中国传统经典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再教育。蒋介石相信，只有孔孟之道、儒学经典，才可以涤除苏共对蒋经国的影响。

　　1938年初，蒋介石把蒋经国委托给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蒋经国上任后，立即在全省各地展开突袭式巡视，搞得国民党地方官吏鸡飞狗跳，纷纷向熊式辉表示不满。熊式辉为此成立了“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将蒋经国调为新兵督练处处长。在这一职位上，蒋经国同样毫不含糊，不仅雷厉风行地处死逃兵，还对农村招募来的新兵提供具体帮助，以解除其后顾之忧。

　　此时的蒋经国依然保留着共产主义的红色思想，这也体现在他的日常工作中。蒋经国曾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集会上演讲，他本人还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这立即为他招来了许多非议，越来越多的国民党要员形容他有严重的“共产作风”。蒋介石在流言之下，交待特务头子戴笠插手此事。戴笠派手下文强每个月跟蒋经国见一次面，向他介绍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现状，教他在国民党内的生存之道。文强与蒋经国年龄相仿，两人聊得很投机，到后来几乎无话不谈。最初，蒋经国当着文强的面，一再用“大资产阶级”这样的词称呼孔祥熙和宋子文，在文强的几次劝说下，才慢慢改变。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蒋经国兼江西省支团主任。这是蒋经国派系正式形成的开始，日后该派系成员成了蒋经国在台湾的重臣要员。

　　赣南“新政”，初显政治手段

　　1939年3月，南昌沦陷，国民党省政机关南迁。1940年初，蒋经国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第四区又称赣南，涵盖了整个江西南部的11个县，人口约200万。因为土地贫瘠，加上盗匪横行，民众生活非常贫困落后。蒋经国到任后，立刻有系统地遍访辖区各个角落，对当地情况有了初步认识与掌握，随即展开了“新政”。

　　蒋经国首先确定以恢复地方治安为第一要务，展开为期一年的“扫荡行动”，除扩编保安队外，还成立了600人的自卫队。据当时报道，当年全境共有541名土匪自首，逮捕盗匪2246名，处死若干重犯，初步安定了地方。随后，蒋经国宣布向烟、赌、娼开战。规定以一年为勒戒期，一年之后，任何人吸食鸦片，一律处以死刑。1941年，蒋经国命令取缔娼妓，裁撤征收妓院税的单位。一年之内，赣南地区妓院销声匿迹。此外，蒋经国还将各种地租一律减免25%，引进“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佃农土地上成立示范农场，把荒地分给贫农耕作。两年之内，当地农业生产总量上升20%。种种政策，让蒋经国被当地百姓称为“青天”。

　　就在蒋经国逐步展示其政治才华、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国民党内一些人却开始散布“赣州变‘红’了”、“蒋经国要在赣州搞‘赤化’了”等谣言，并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更加怀疑儿子在“睡国民党的床，做共产党的梦”。1943年12月，蒋经国被召回重庆，调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赣南“新政”无疾而终。

　　重回故地，与苏共正式决裂

　　1945年抗战胜利后，面对东北势力范围的划分及外蒙古独立的棘手问题，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微妙阶段。斯大林出于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对国民党采取两手共举的策略：一方面，他不放弃施压蒋介石接受苏联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共尚不成气候，苏联需要维持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

　　在此背景下，蒋经国作为国民党内的“知苏派”，出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1945年圣诞节期间，蒋经国只身前往苏联。12月30日与次年1月3日，蒋经国两度与斯大林会谈，试图说服斯大林促成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放弃外蒙古独立等，但都被斯大林以托词敷衍过去，并反过来提出了让国民党将美军送出中国的要求。

　　在后来俄罗斯解密的苏联文件中，记载了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会谈内容，其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对白：

　　蒋经国说，……决定在不改变国民政府的结构和法律地位的条件下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政府。……蒋介石同意保留16至20个师的共军并保证其安全。但是，既然谈到中国的统一，军队就应该统一，即统一指挥。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武力用于分裂国家。……请斯大林大元帅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已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从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俄国共产党人很难（对国共关系）进行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会被拒绝的建议。况且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请求（苏联）提供建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遵从他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并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一般说来，外国军队干涉中国事务于蒋介石不利，因为这将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

　　就在斯大林对蒋经国敷衍其辞的同时，1946年1月2日，斯大林会见了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并送给毛岸英一把手枪。1月14日，蒋经国黯然回国，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10月，蒋经国正式辞去东北特派员的职务，返回了重庆。苏联之行让蒋经国明白了自己在斯大林心中的地位，两人早已不再是“革命同志”，他也不再是当年那位激情澎湃的马列主义青年了。

　　此后3年多的时间，蒋经国一直跟在蒋介石身边。虽未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但他积极扩充自己在“三青团”内的力量，在国民党内羽翼渐成。而蒋介石在内战节节失败、众叛亲离之下，对儿子也愈加信任，父子感情终于重归亲密无间。

　　1949年，蒋经国随蒋介石飞往台湾，从此永别大陆，再没有回头。又一个12年，他完成了由“红”转“白”的全过程。曾经的红色经历在他身上留下的，唯有在苏联养成的清廉与亲民的作风。这也成了他日后能够在台湾力行“革新”、赢得民心的关键。

　　大陆保护蒋家故居和祖坟，令他深受感动

　　蒋经国：“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环球人物》杂志驻台北特约记者萧师言

　　蒋经国在台湾生活了近40年。前期在蒋介石的帮助下，他借助“反共”的大旗，在国民党中树立威信，并借此走向了权力核心。晚年，他促成了老兵回大陆探亲，为两岸关系解冻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许多台湾主流媒体认为，虽然马英九主政以来，在两岸政策上有许多突破，但纵观历史，不论是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交流，还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马英九都还是在延续蒋经国晚年的“开放政策”。

　　高调“反共”，进入权力核心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的接班人问题开始受到关注。蒋经国虽然是蒋介石的长子，是唯一钦定的接班人，但他年纪轻、党龄少，而且曾加入过共产党，在当时台湾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宋美龄的“夫人派”。“夫人派”是一批由宋美龄提拔的、具有美国做派、能说流利英语的权力精英，主要有吴国祯、董显光和黄仁霖等人。“夫人派”的存在对蒋经国的地位构成了极大威胁。此外，蒋介石副手陈诚的影响力也在蒋经国之上，而且陈诚派系的人也有成为“蒋介石接班人”的企图。蒋介石为了培养蒋经国，帮他进入权力核心，可谓煞费苦心。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最首要的因素是党的失败。党失败的主因则是“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是国民党内部“分歧矛盾”所致。他到台湾后便对国民党进行改造，目的是坚定所有国民党员“反共”的决心与意志。于是他让蒋经国进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负责“武装国民党员的精神意志、强化他们反共的力量，来稳定台湾的情势”。

　　一时间，参与国民党的改造、宣传“反共”成了蒋经国的主要工作。

　　1952年，国民党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时，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叫做《反共抗俄基本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国民党在大败后，动员所有党员，坚定“反共”决心的一针强心剂。据国民党元老陶希圣后来在悼念蒋经国的文章中透露，《反共抗俄基本论》的主要起草人其实正是蒋经国。

　　同年，蒋经国出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一职，主要任务是向青年学生灌输“反共意志”。蒋经国还利用职务之便扩大自己在青年人中的影响力。以至于后来，无论担任何种政府职务，他都一直兼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直到1972年当了“行政院院长”，才卸下这一职务。

　　蒋经国到台湾后，担任过许多职务，但台湾问题研究者认为，“中央改造委员”的身份对他后来的升迁最为关键。他在进入国民党中央后不久，迅速坐上第二把交椅，除了他是蒋介石的长子，还在于他高调“反共”，树立了个人威信。所以台湾人常说，蒋经国在台湾靠“反共”起家。

　　让台湾老兵回乡探亲

　　蒋经国与蒋介石一样，一生奉行“一个中国”立场。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两岸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民族来往的鸿沟吗？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

　　但迫于两岸政治角力，他做出了一些符合国民党政治利益的决策。1979年，中美建交后，为了安抚党内和民众的情绪，蒋经国奉行“三不”政策，即与大陆“不妥协、不谈判、不接触”。此提法一出台，立即遭到海内外舆论的批评。人们要求蒋经国顺应时代发展，实行新的大陆政策。“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就成了突破口。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来数十万大陆籍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兵们处于被排斥和孤立无援的境地。同时，台湾当局禁止退伍军人返乡。这些已近垂暮之年的老兵无法回归故土，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蒋经国深切感到，再也无法以任何理由禁锢民众返乡探亲的愿望。他命令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马树礼召集有关部门，研讨开放赴大陆探亲问题。马树礼最初的方案是让赴大陆探亲的人数尽可能少。蒋经国对此很不满意，安排幕僚马英九继续研究可行性方案。李焕受命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很快订出了相关方案。

　　当时国民党党内对开放到大陆探亲意见并不统一。李焕主张把开放探亲看作是调整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随之可以开放旅游、贸易、文化交流等。而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则主张只开放探亲，不涉及其他领域大陆政策的调整，维持两岸的敌对状态。

　　蒋经国对李焕的方案深表赞同，并让其尽快落实。1987年10月15日，时任“内政部长”的吴伯雄奉蒋经国令宣布台湾人士赴大陆探亲的具体办法，决定自11月2日起施行。如今，台湾同胞往返大陆的人数已由最初的千余人，达到每年500万人次。追根溯源，蒋经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功不可没。

　　一盘让他感动的录像带

　　1987年，蒋经国次子蒋孝武的前妻汪长诗与其父汪德官从瑞士日内瓦去台湾探望病重的蒋经国。途经香港时，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部长的黄文放到宾馆探望，并托他们带一盘录像带给蒋经国。

　　对汪德官父女的到来，蒋经国非常感动，仍以“亲家公”和“儿媳”相待。汪德官瞅准时机，将黄文放所托的录像带亲手交与蒋经国，并说：“这是那边一位朋友托我带给您的。”

　　蒋经国知道这位老亲家与国共两边都有交情，马上让侍从退下，独自与汪德官父女一起播放观看。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幕幕在蒋经国记忆中既熟悉又模糊的场景：秀美的浙江奉化溪口镇、蒋介石出生地玉泰盐铺及其成长时居住的地方风镐房、蒋氏宗祠、蒋经国曾住过的洋房……白岩山上蒋经国祖母的墓地更是修葺一新。

　　看到这一切，蒋经国情绪非常激动。当屏幕上出现当地官员和民众纷纷向其祖母、母亲墓祭拜的镜头时，他的眼泪止不住流淌下来。看完录像带，蒋经国对汪德官父女动情地说：“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午睡中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经抢救无效去世。中共中央发了唁电：“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蒋经国死后，台湾局势日益演变，邓小平曾感慨地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邓小平和蒋经国相识较早，彼此有一定了解。1926年1月，邓小平从法国巴黎到苏联，与蒋经国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两人不在一个班。邓小平在当时被称为“理论家班”的中大第七班。只有上大课时，邓小平才会遇到蒋经国，两人经常并肩坐在一起听课。邓小平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组长，管理20多人，负责评估团里所有成员的意识形态和表现。蒋经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可惜，历史学者至今没有找到邓小平对蒋经国的评语报告。

　　邓小平比蒋经国大6岁，但因为个头矮，排队时经常与年龄最小的蒋经国挨着站在一起。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你干吗老是围个围巾，热也围、冷也围？”邓小平告诉他，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这么一条围巾。经历艰难磨炼的邓小平以干过清洁工为自豪：“这是在巴黎留下的习惯，不围反而怪怪的。”

　　蒋经国经常邀邓小平一起去莫斯科河边散步，并向他了解在巴黎的情况。每当邓小平聊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经历时，蒋经国都听得津津有味，并盛情邀请邓小平为墙报《红墙》写稿。邓小平正想找机会谈一下在巴黎的心得体会，于是便连着写了几篇文章，交给蒋经国发表，效果非常好。邓小平的文章言简意赅，观点鲜明，蒋经国非常欣赏，常放在头条位置。

　　在莫斯科留学时，蒋经国把邓小平看成“大哥”和“学长”。当邓小平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和谷正纲等人辩论时，蒋经国往往站在邓小平一边，国民党右派同学为此十分恼怒。

　　1927年，邓小平离开苏联回国，两人就再也未曾谋面。后来，两人分别成为国共两党的中坚力量。这两位昔日的同学，一直在海峡两岸关注着对方。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蒋经国对“美国驻台湾大使”安克志预言，邓小平极有可能复出，因为大陆主流媒体一致抨击邓小平，显然是党内某些当权者（“四人帮”）忌惮他这位昔日同学东山再起的潜力。安克志将信将疑，结果四个星期后，“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回到北京。

　　1978年，蒋经国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同年，邓小平复出后全面主持工作，蒋经国为此召开了一次紧急高级情报首长会议。与会者都认为，邓小平比毛泽东温和，两岸关系将趋于缓和。蒋经国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表示：“你们的评估都太乐观，因为你们不认识邓小平，但我认识他，我们在苏联一起学习过，他其实比毛泽东更为厉害，未来两岸的情势将比你们想象更为复杂。”

　　当年12月，解放军停止了自1958年开始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政策，国民党军队也停止反炮击。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行和通邮。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并表示愿意访问台湾。

　　对邓小平的这一波“和平攻势”，蒋经国的反应敏锐而谨慎。在当时“三不”占据主流的政策环境下，他一方面谢绝廖承志的来访，与大陆保持一定距离，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从长远来看，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了后来的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的政策，为缓和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

　　台湾问题专家评价蒋经国

　　给国民党留下一份政治遗产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刘娜

　　从苏联到中国大陆，再随蒋介石从大陆退踞台湾，成为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蒋经国的一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蒋经国到底是如何看待共产党的？他对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对两岸关系造成了哪些影响？带着这些疑问，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了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李振广。

　　环球人物杂志：从亲共到反共、再到与共产党缓和关系，蒋经国对共产党的态度一直在变化。您认为，蒋经国到底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

　　李振广：蒋经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共产党的认知是不同的。总的来看，无论他曾经说过什么，但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救国救民、反封建、反专制、反腐败的革命政党，是中国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这种认识也是蒋经国晚年再次与共产党缓和关系，谋求促进两岸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环球人物杂志：蒋经国晚年对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对两岸关系造成了哪些影响？

　　李振广：从1950年到1975年，蒋经国一直处于父亲蒋介石的阴影下。为了巩固蒋家在台湾的统治，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他没有选择的余地。直到蒋经国成为台湾最高领导人后，他才能表达自己的看法。70年代后，受到国民党政权被迫退出联合国、中美建交等因素的冲击和大陆推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政策的影响，蒋经国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了客观、理性的认识。毕竟他明白，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两岸人民共同利益出发，作出和平统一决策的重要性。

　　环球人物杂志：马英九曾评价说：“蒋经国在两岸关系的解冻上迈出了第一步（开放赴大陆探亲）”。是什么促使蒋经国迈出了这一步？

　　李振广：首先是蒋经国的民族大义。当时，国民党到台湾已经30多年，两岸继续对峙不符合两岸同胞的利益。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思想的中国人，蒋经国希望两岸关系缓和、希望两岸逐步走向统一。尤其到了晚年，蒋经国有“时不我待”的感觉，这是促使他解冻两岸关系的内在因素。

　　其次是大势所趋。经过30年的建设与发展，台湾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发展的活力逐渐凸现出来。中国崛起的希望在于大陆，在于两岸统一。对这一大趋势，蒋经国是非常清楚的。

　　第三，给历史一个交代。结束两岸敌对状态，打开两岸关系的大门，推动两岸最终统一是蒋经国的历史责任。他迈出这一步，给了历史一个交代，因此历史也将把他载入史册。

　　环球人物杂志：蒋经国对共产党的态度，是否也影响了后来的国民党领导人？他们对蒋经国的政策有哪些继承和违背？

　　李振广：蒋经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他在晚年的行为影响了一批国民党人。蒋经国去世后，国民党领导人李登辉为了权力之争，一方面继承了蒋经国的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开始追求“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这实质上违背了蒋经国追求国家统一的政治遗志。直到最后，李登辉明确提出“两国论”，完全放弃了蒋经国先生追求国家统一的理想，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台独”分裂分子。

　　不过连战、马英九等国民党领导人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上有一个理性、客观的认识，而不被过去宣传的意识形态偏见所蒙蔽，有助于他们在两岸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做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决策。这也是蒋经国给国民党留下的一份重要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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