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各方政治势力纷纷出场，有识之士先后提出了各种主义和救国主张，有的仅仅在思想界流行一阵便销声匿迹，有的一时顺应了潮流得以付诸实践，却因水土不服、政局动荡而中途夭折。百年前的政局跌宕起伏，这背后是什么在起决定性作用?民初的政党政治乱象丛生，这当中又隐藏了怎样耐人探寻的密码?百年前的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本刊即日起开辟“近代史的启示”专栏，刊发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近代中国曾有一个梦想，在当年被追寻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它便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在晚清萌芽，在上世纪2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运动中达到高潮，但随后，它就被刻意遗忘了。

　　“东南互保”：削弱了清政府中央集权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短短几十年，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生活习惯、思维习惯，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巨变，区域发展差异凸显，地方主义崛起顺理成章。随着剿灭太平天国的湘军集团崛起，督抚们渐渐把军权、财权与用人权等揽在自己身上。从此，地方坐大，中央衰落。

　　中央集权的危机，在清政府那里早有预感。尤其让清政府震惊的，是1900年的“东南互保”。那时候，因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爆发，清政府向列强“宣战”。而东南各省督抚，却丝毫不理会清政府的命令，反而与列强相约局部休兵，互保东南。

　　这个事件给中国人一个重要启示。1901年，梁启超就向中国人介绍瑞士联邦制，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地方自治传统，如果能采用联邦制，中国许多难题都容易化解。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清政府也在思索。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参照东西洋各国立宪经验，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重建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

　　然而，清政府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数百年的“家天下”思想已经深入骨髓，很难真正去分享权力。于是仿行立宪的原则，就成了“大权统一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依然掌握实权，只是允许民众参与讨论政治而已。但即使这样有限的让步，清政府实际也没做得到，它真正的思路或者说“惯性思维”是——削弱现行督抚权限，各省新设督抚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归中央，反倒是要加强中央权力。

　　清政府的决定，引起地方势力的严重不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公开反对，表示很难办到，各省督抚也相继表示不满，此案只有暂时被搁置起来。清政府仿行立宪宣称要解决中央、地方的权限问题，结果却南辕北辙，很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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