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已经占领东北的日军频频用武力威胁侵略华北。在此情形之下，国民政府除了勉强维持局面外，缺乏明确的应对方针。

　　针对国民政府的退让，日军则更加步步紧逼，并蓄意制造挑起争端的借口，从而引发了两次“张北事件”。

　　第一次“张北事件”

　　1934年10月，日本天津驻屯军中佐川口一行8人由张家口出发，前往多伦，沿途进行“视察”。

　　当时，为防御日本入侵，赵登禹率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奉命驻扎在张北。26日午前10点左右，这伙日本人在途经张北县南门时，被一三二师卫队所阻止，进行例行检查。双方因为旅游护照的检验引起纠纷，在争执40分钟后，中方一名懂日语的人员赶到现场调解，随即准予放行，是为第一次“张北事件”。

　　日本立即借助此事大做文章，其驻张家口领事桥本以赵登禹部卫兵侮辱日本外交官、军官为由，先向二十九军参谋长张维藩提出抗议。几天后，日方又在北平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抗议。

　　宋哲元为不给日军借口，于11月25日命赵登禹向日方道歉，11月29日，又免去当事者、实施检查的连长张书标职务。日方仍不罢休，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乘机要求中国军队退到长城以内，“以免冲突”，但宋哲元回答说，此事应与中央政府交涉，婉拒了日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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