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世界报》记者约尼·埃林(Johnny Eriing)是我的好朋友。我在北京他的家中做客时，他得意地让我观看书架上20多本中国人的日记。他说，这是他在北京潘家园地摊上买到的。我问他收藏这些日记干什么?他说，通过普通中国人的日记，可以了解当年中国人的真实生活。

日记是生活的记录，也是历史的记录。尤其政要们的日记，是极其重要的第一手史料。不妨看看国共两党政要们的日记。

在台北拜访“日记作家”郝柏村

已经是第七次到台湾的我，对台北熟门熟路。2011年秋日，我来到台北一条小巷深处，摁响郝柏村将军办公室的门铃。胡参谋开门后，我看见93岁的郝先生西装革履，系着蓝白相间的领带，已经坐在办公桌前等我了。这位重量级的台湾政坛前辈，精神矍铄，思维清晰，每天坚持游泳。他面对我的摄像机、录音机侃侃而谈。

对郝柏村，台湾媒体通常的称呼是“前行政院长”、“国民党大佬”或者“郝柏村将军”。称“前行政院长”，因为他在1990年6月1日至1993年2月27日担任台湾“行政院院长”;称“国民党大佬”，因为他在1993年至1997年担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称郝柏村为“将军”，因为他是台湾“一级上将”、“四星上将”，他在1978年3月至1981年11月担任台湾“陆军总司令”，1981年11月至1989年11月担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1989年12月5日至1990年6月1日担任台湾“国防部部长”。

三个称呼显示了郝柏村在台湾党、政、军界的巨大影响力。还有一个频见于台湾媒体的称呼，则与他的职务无关--“郝龙斌之父”。郝龙斌乃现任台北市市长。

我问起他给长子取名“龙斌”的含义，他说“龙”是郝家辈分，取名“斌”是文武合一、文武双全之意。有趣的是，郝柏村的次子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按照郝家辈分是“汉”字辈，郝柏村分别给他们取名“汉文”、“汉武”。从取名这一细节可以看出，郝柏村是军人，却很重视文武双全。郝柏村本人就是文武双全，他在晚年成了“作家”，接连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在台湾广有影响。能够出版那么多著作，得益于他多年养成记日记的习惯。

蒋介石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曾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查阅过收藏在那里的蒋介石日记。蒋介石从1917年至1975年的日记，都完整地保存着，成为重要的史料。我看到他的日记是用毛笔端端正正写在专门的日记本上，不论戎马军营，还是到各地视察，他都一天不漏写下日记，就连当天的气温、气候，也一丝不苟记下。他的日记，除了记录每天的行踪、公务、会客之外，也写下自己的思想，各种见解。

蒋介石要求他的儿子蒋经国也养成记日记的习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同时收藏着自1937年至1979年的蒋经国日记。蒋介石还要求他的下属都养成记日记的习惯。郝柏村说，“谈起蒋公日记，我有亲切的感受。从1965年至1971年，我担任蒋公的侍卫长，在六年近两千个日子里朝夕随侍。每逢新年，我收到和蒋公一样的日记本，因此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每年岁末，蒋公即亲自把当年的日记用牛皮纸封好，命我交付经国先生。当然，我从未看过内容。”

其实，郝柏村在担任蒋介石的侍卫长之前，就有记日记的习惯。郝柏村多年的日记，成为丰富的宝库，成为台湾政坛的重要历史档案。郝退休之后，埋头书斋，不断推出新著。在出版社的帮助之下，系统整理、出版郝的日记，或者以日记为素材再加上郝的口述，写成专题书籍。晚年郝柏村成了“日记作家”。

郝柏村在金门的日记，被整理成《八·二三炮战日记》一书出版。最初由于部分内容在当时尚属敏感话题，只印300册，在台湾高层内部发行。1995年，郝柏村出版《不惧》一书，除收入《八·二三炮战日记》全部内容外，还收入郝柏村军务、政务、党务方面的文章。

依据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日记，进行回忆、口述，由天下文化出版社王力行女士写成《无愧：郝柏村的政治之旅》一书，于1994年出版，发行了18万册之多。

郝柏村8年担任参谋总长的日记，由于他与蒋经国接触密切，先是抽出有关蒋经国的内容，于1995年出版了《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一书，接着又于2000年出版了《八年参谋总长日记》，厚厚上、下两大卷。

郝柏村出任蒋介石侍卫长期间的日记尚未出版，但在2011年6月推出的重要新著《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引起读者广泛兴趣。选择1945年至1949年的蒋介石日记进行解读，对郝柏村而言要有足够的勇气，因为1945至1949年正是蒋介石由盛而衰，最后被毛泽东逐出大陆退守台湾的5年。

用郝的话来说，是“从抗战胜利到大陆失败”的5年。郝柏村直面蒋介石这难堪的5年、失败的5年，以中性立场进行解读，厘清史实，总结教训。九旬高龄的他，花费4年多时间写作此书，难能可贵。郝柏村逊称他是“事后有先见之明”，而这“事后”的“先见之明”，正是对历史的反思。

郝柏村回顾说，1945年，他作为一个26岁的青年军官，在重庆亲历抗战胜利举国狂欢的岁月。而到了1949年，则为大陆“戡乱”全面失败的一年，他是参谋总长顾祝同上将的上校随从参谋，又回到重庆，于当年12月10日，随同总裁蒋公黯然飞离成都，飞离大陆，那时他30岁。这5年的经历对郝柏村而言是刻骨铭心的。他说，就国民党方面来说，老一代的当事人并未完全说出真相，年轻一代对此更是无从查考。正因为这样，他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解读蒋介石这5年的日记。他说，历史的脉络和因果关系必然存在，不会因时间久远而失去传承或改变痕迹。无疑，蒋的亲笔日记，是追寻该时期历史真相的重要依据。

郝柏村还指出，“这5年的历史，是决定台海局势的根本，两岸关系的发展和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离不开这个根本。脐带可以切断，但血缘不可能中断”。也就是说，明白这5年的历史，就会明白为什么海峡两岸是一个中国--“血缘不可能中断”。

张学良、阎锡山和戴笠的日记

国民党政要之中，很多人写日记，这些日记成为中国现代史、当代史重要的史料。

张学良就有记日记的习惯。1946年10月19日，军统局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把张学良用专机从重庆秘密转移到台湾。1946年12月15日，台湾省主席陈仪前往新竹看望软禁中的张学良。张学良依然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对陈仪讲述了关于中日历史症结及对未来发展的看法。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彼对中日问题，有深刻认识，特殊见解。言到吉田松阴对日本尊王、吞华思想之提倡，伊藤博文、后藤新平吞华之阴谋，被认为日本侵华思想一时难为消除，美国亦将上日本人的当。并言到三十年后中日恐成联邦，但如中国人自己不自强，恐大部分政权反落到日人之手。”这清楚表明，在西安事变10年之后，张学良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保持高度警惕。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李立即开始与中共和谈，并发表了八项主张，其中有“释放政治犯”，提出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1月25日，张学良从看守刘乙光给的《申报》中，读到8项主张。张学良在日记中记下：“23日《申报》载，政府明令，余及杨虎城，恢复自由。”

阎锡山早年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在1949年4月11日飞离太原时，他的1931年至1944年的日记共16册遗留在太原。阎锡山日记为蓝皮红色竖格宣纸本，毛笔抄录。这些遗留的日记，在2010年由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全书共60多万字。

阎锡山写日记的方式也与别人不同。据曾任阎锡山秘书、留居山西、年近九旬的李蓼源老先生回忆，阎锡山的日记多数并非其本人亲自书写，而是由其口授，秘书记录。内容大致可分为六类：一为重要事件的记载;二为重要信件的记载;三为重要文件的记载;四为阎锡山本人诗词的记载;五为感怀、警句和论点记载;六为家事、政事、梦事的记载。

李蓼源说，1941年前后，年仅16岁的他一度负责记录阎锡山口授日记。他回忆，阎锡山口授日记在时间、数量上均无一定规律，可能一天说几段，也可能十天八天说一段。阎说出一段两段，他便马上记在本子上，然后读给阎锡山听，如没问题，便交给誊录秘书，用毛笔抄录到专用的16开红色竖格宣纸日记簿上。

阎锡山做事仔细。他生怕自己的日记在战乱中散失，请人再抄一份，所以他的1931年至1944年的日记虽然有一份遗留在太原(被称为“留晋本”)，另一份却被他带到台湾(被称为“留台本”)。由于阎锡山对日记曾经做过修改，所以“留晋本”与“留台本”在个别文字上稍有差异。

1949年6月13日，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阎锡山于广州宣誓就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49年6月24日他在日记中感叹：“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争起来无理的说人坏，有理的说己好。不说事怎样做，只说人怎样用……”

1949年12月8日阎锡山随蒋介石败退台湾，1950年3月6日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无权无势无兵的他，为了尽量不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躲进阳明山极为荒僻的菁山，度其余生。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驾鹤西去，享年78岁。

笔者寻至菁山，访问阎锡山鲜为人知的故居及墓地，发现阎锡山的墓碑上竟然刻着日记!

在台湾，我还注意到军统头子戴笠也记日记，其中部分日记已经公开，可供查阅。1946年3月17日，戴笠死于空难。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细读戴笠日记，见日记中提及：“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郭同震何许人也?据称，郭同震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也曾转到八路军林彪的115师担任侦察大队长。后来被捕入狱，开始与国民党接触，得到戴笠的欣赏，被任命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

戴笠死后，军统改为保密局，毛人凤任局长。由于戴笠日记上有那句高度评价郭同震的话，毛人凤重用郭同震。郭同震有七八个化名，用得最多的一个是谷正文。谷正文随蒋介石来到台湾后，成为台湾保密局的顶梁柱，直接受命于蒋介石。谷正文最受蒋介石称许的，是在1955年4月精心策划了暗杀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所幸周总理因临时改变行程，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而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外记者11人因飞机失事而殉难，震惊世界。

胡适和于右任的日记

胡适和于右任作为学者、文人，记日记乃在情理之中。

笔者两度赴台北南港，细细参观那里的胡适故居及纪念馆。胡适1949年4月6日从上海坐船前往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间曾几度来到台湾。1958年4月10日胡适从美国到台湾定居，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胡适病故于台北，身后留下几百万字日记，出版了八卷本《胡适日记全编》。

在胡适日记中，粘贴着一份剪报，足见他对这份剪报的重视。那是从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上剪下来的。这份剪报不是胡适本人所剪，而是蒋介石送给他的。

剪报所载是胡适小儿子胡思杜的文章，题为《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

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在国共决战中选择了国民党。他在1948年12月15日下午，从北平南苑机场登上南下的国民党军用飞机前往南京。他的幼子胡思杜留在北平，从此父子诀别。北平和平解放之后，胡思杜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为了表示跟父亲划清界限，胡思杜写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香港《大公报》、台湾《中央日报》、美国《纽约时报》都转载了这篇文章。

胡思杜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 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昧心为美国服务”，“(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胡适从美国来到台湾时，蒋介石把转载了胡思杜文章的那份香港《大公报》送给了胡适。蒋的本意是以此谴责“中共暴政”造成“骨肉反目”，而在胡适看来却是蒋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道：“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所说“总统令郎”，不言而喻指蒋经国1927年在苏联发表文章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胡适之言，使蒋介石十分尴尬。

笔者在台北也前往北投，参观于右任的故居“梅庭”及纪念馆。于右任是诗人、书法家，也是国民党元老。1947年于右任出任第一任监察院院长，到台湾后仍多年担任此职。1964年11月10日在台北病故，终年86岁。

在于右任弥留之际，他的长子于望德，会同于右任僚属李嗣璁等一起打开于右任的自用保险柜，以求查找遗嘱。不料，保险柜并无遗嘱，只有多册日记以及一张借据，那是于右任的第三个儿子出国留学时，因旅费不足，于右任向副官借了三万元台币(当时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长”月薪五千元台币)。此外，并无一点金银财宝。于右任平日有余钱，总是接济困难朋友。他曾多次向陕西三原乡亲父老捐款。于右任在三原的秘书张文生曾把贴满五大本的捐款收据呈送于右任过目，于右任翻着厚厚的账簿说：“这些账簿都烧了吧，不要叫我的子孙看见之后将来前去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

他的长子细细阅读父亲的日记，发现父亲晚年体力日衰，在1962年初就预料自己余日不多，在日记中写下类似遗嘱的话。

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在这段话的下方，于右任署名“右”字，而且还加注一句话：“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接下去，又写道：“远远是何乡，是我之故乡，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不得大陆不能回乡。”

10天之后，于右任又在日记中写道：“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两天后，于右任在日记本上写下一首歌，旁注：“天明作此歌”。这首歌，就是后来传遍海峡两岸的《于右任遗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值得提到的是，日记中《于右任遗歌》的最后一句是“山之上，国有殇”。可是当时台湾中央社在发表有关于右任遗言的电讯中，误为“山之上，有国殇”，以致许多引用者均误为“山之上，有国殇”。

海峡此岸政要的日记

海峡此岸的政要们，也有记日记的，只是没有海峡彼岸那么普遍。

向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有记日记的习惯。然而我在1989年9月16日采访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夫人董边时，她谈及田家英的工作，提及“为毛泽东保管日记”。我当即追问，毛泽东记日记吗?

董边说，她曾见过毛泽东在1958年前后写的日记。笔者请她详细回忆，据她说--

毛泽东不用市场上所售的那种日记本记日记。他的日记本与众不同，是用宣纸订成的，十六开，像线装书。

毛从来不用钢笔记日记。平日，秘书总是削好一大把铅笔，放在他的笔筒里。他的日记常用铅笔写，有时也用毛笔。

毛的日记本上没有任何横条、方格，一片白纸而已。写的字很大，一页写不了多少字。日记很简单，记述上山、游泳之类生活方面的事。他的日记不涉及政治，不写今天开什么会，作什么发言。

毛泽东的日记从未公布过。随着时光的推移，也许世人有朝一日会见到公开出版的别具一格的毛泽东日记。

我采访过多位毛泽东秘书。据他们告诉我，毛泽东秘书每天要填值班日记。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印好的表格，要填写毛泽东每日的活动。这些值班日记，交中办秘书局保存，如今已成为研究毛泽东的重要档案资料。这些值班日记，最初由机要秘书徐业夫和罗光禄记，后来由罗光禄和高智记。叶子龙也记过。

周恩来不写日记，但是我在中央档案馆看到周恩来的一大堆台历。周恩来的习惯是在台历上逐日记下工作要点，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日记。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是记日记的。我在《“约法三章”历史谈》(《同舟共进》2011年第9期)一文中曾写及这些内容。

1995年6月27日，笔者在北京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问及陈云是否写日记。于若木说，陈云不记日记。但每天气象他都记录，每天生活起居也都作记录。

笔者著有《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一书，据胡乔木夫人谷雨告知，胡乔木有记日记的习惯。在1975年11月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江青一伙要胡“交代”与邓小平的关系。胡乔木不得不查阅自己的日记，在1973年至1976年邓小平重新工作期间，他到邓小平那里去了25次。依据日记写“交代材料”，这也是世所罕见，由此可见胡乔木的日记相当详细。不过笔者在采访另一位“大秀才”陈伯达时，问他是否记日记，他摇摇头。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任重是记日记的。王任重擅长文笔，在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时，发起组织了以“龚同文”为笔名的写作小组，发表许多短论、杂文，不少文章出自王任重笔下。王任重的日记富有史料价值。1959年6月24日，王任重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他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这样，陈云得到了重新起用，负责整顿被“大跃进”搅乱了的中国经济。

国务院前总理李鹏是记日记的，其中的一部分已公开出版，如《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的部分日记，也已公开出版，如随毛主席转战陕北、随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不过，看得出是后来加以补充的。他当年陪同毛泽东外出，哪有时间每天写几千字的日记?其实在出版时，应当标明哪些是日记的原文，再标明哪些是后来的补充，这对于保持日记的真实性是很重要的。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身地质专业，却有着很好的文学修养。我注意到，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提及他每天记日记。

顺便提一句，笔者曾问钱学森之子钱永刚，钱学森记不记日记?钱永刚回答说，不记，但是记了一本又一本工作笔记，这些工作笔记上都有年月日，相当于日记。只是这些工作笔记涉及火箭、导弹，属于国家机密，至今仍锁在国防部的保密柜里，连他都不允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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