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份完全不同的回忆录
1931年7月24日上海《申报》载：“财政部长宋子文偕机要秘书唐腴胪及侍卫六人，昨（23日）晨七时，由京（宁）乘快车抵沪。宋等下车后步出月台，方入该大厅，过问讯处，在候车室门前，突有暴徒多名抽出手榴弹、盒子枪、****向宋猛掷（猛射）。宋之卫士亦拔枪还击，一时子弹横飞，烟雾迷漫，北站大厅忽变战场。当时正值旅客出站，闻声后四散惊走，秩序大乱。结果，宋氏以身幸免，秘书唐腴胪则身中三弹，于昨午11时30分因伤重殒命”。
此次行刺事件的内幕如何？战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他的《外交回忆录》中阐明事实真相说：“（那时）日本樱会军官集团的一些人在上海不断进行策动，想要在日华之间挑起事端……当时的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大尉也是其中的一员。”“因为我（重光）是他们策动计划的障碍，所以他曾想要杀死我。田中大尉是想要在宋子文和我搭乘同一列车到达上海站，并肩走过来的时候，让他们开枪射击的。直接进行暗杀的人是当时上海恐怖团体青红帮。但是日本公使一行提前一步走出了车站，得以幸免于难。”重光葵还指出，在事情发生的当时，就有人觉察到这是日本军官的阴谋并且在日本做过报道，战后田中隆吉还亲自告诉他详细情况。
然而，过了半个世纪，同此事有直接关系的王亚樵的胞弟王述樵，在他的回忆录中暴露内幕时却说，是孙科派马超俊到上海，商请王亚樵刺杀宋子文。经费由马负责；刺宋行动由王亚樵负责；往来京沪联络由王亚樵挚友洪耀斗负责……负责南京刺宋的人员有郑抱真、张慧中；上海由华克之负责。7月23日上午7时8分，宋子文下车时，华克之即嘱部下开枪，不意宋与秘书唐腴胪均着白哔叽西装，戴拿破仑帽，因分辨不清，误将唐腴胪击毙。
两份回忆录在叙述同一历史事件时，出入如此之大，究竟哪个真实？此次暗杀的谋划者究竟是田中隆吉还是王亚樵？枪击的对象是重光葵还是宋子文？枪击的幕后牵线人是孙科还是日本军部？误击唐腴胪，是王亚樵的人还是田中隆吉的人？现在，经过匡费时日的汇集，鉴别中、日双方的资料，特别是对于唯一了解事实始末的郑抱真遗留资料的整理，加上对其遗族的深入探访，才终于揭开重重笼罩的谜纱……
日本特务麇集上海
1931年春，久久垂涎中国“满蒙”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若干日子的准备之后，一切已基本就绪，进军侵略的纲领性行动文件《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和《1931年度形势判断》已经下达；发动事变的班子及时组成；时间表也大体定了下来。但是，日本的陆军谋略家认为，中国军队的数量远远超过日军，日军仅在“满洲”一地进军作战怕难以保证在短期内占领偌大一块地方，引来中国军队的驰援，因而必须开展谋略，箝制中国关内，特别是使南方的反日军队不能拔足。为此，第二部特别派出土肥原贤二去华北，拉石友三反张学良，使他的军队不能回防，同时又将号称“魔法军人”的田中隆吉自华北调往上海日本总领事馆，密令他在上海挑起一场“假战争”（有限战争）作为佯攻，策应陆军在“满洲”的行动。
田中隆吉一到上海，便通过军中的“樱会”要来“天剑党”（军中暗杀组织）的重藤千春宪兵大尉作助手，率领极右****帮会“太平洋军团”、“在华青年同志会”成员秘密准备，拟在上海制造一起重大事件，挑起军事冲突。考虑到发生一般问题不易激起****仇华狂热，田中隆吉便决定雇佣中国青洪帮流氓暗杀重光公使，然后栽诬中国，以刺激日本内阁批准出兵。
之所以要选重光作暗杀目标，也还因为重光那时执行“币原外交路线”，主张以经济渗透方式巩固扩大在华权益和影响，反对使用武力，反对田中隆吉策动阴谋，因而“成为他们计划的障碍”。此前，前任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便是因为执行同一路线而被军部暗杀，现在无疑该轮到重光葵了。
日本特务在上海、东北紧锣密鼓，策划阴谋，而中国此时却正在打内战，闹内讧。在年前的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打垮阎锡山、冯玉祥和桂系联军后，便张罗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企图借此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长期积集在国民党内部宁粤两大派之间的争权夺利斗争便以“约法之争”形式爆发了。
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交的召开国民会议案。会上，无人敢于表示反对，只有当时任立法院长的粤系元老胡汉民起来激烈抨击蒋介石擅制约法，引起蒋介石的大不快。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扣留，软禁于汤山。
林焕庭邀王亚樵谋刺蒋介石
于是，宁粤两大派的矛盾立即激化！经过孙科的串连，粤派中央执委、监委纷纷提出辞职，离宁去粤。孙科、胡汉民的再造派，汪精卫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唐生智、唐绍仪、李烈钧、陈友仁等人都到了广州，形成反蒋大联合。在那里，他们又成立了一个与南京同样名称的“国民政府”，以汪精卫、孙科、古应芳为常委，汪精卫为主席，同蒋介石唱对台戏。蒋介石欲杀胡汉民，以示报复，这一来可急坏了胡汉民的老亲家林焕庭。他邀李少川暗中疏通“暗杀大王”王亚樵，“干掉草头先生（蒋介石）”以解救胡汉民。孙科当然更希望如此，南京政府“断梁”，广州的“国民政府”便可取而代之，实是“胜利的捷径”，便暗中赠予20万元作为刺蒋的代价。王亚樵自1927年因杀戮上海工人一事与蒋介石闹翻以来，一直耿耿于怀，便一口答应下来，接受了孙科的巨款。
当时，蒋介石在庐山和南京两地轮流穿梭，王亚樵便在两地派人分别侦察。南京派去郑抱真，庐山由华克之负责侦察，带有金陵大学学生陈成及刘刚作助手。郑抱真到南京住在警察局张凤桐家中，很快就探知蒋介石乘军舰去庐山，下榻太乙峰别墅，便赶回上海报告王亚樵。王亚樵当即决定派人送武器去庐山，准备在那里动手。郑抱真设法把火腿挖空，将两支三号花口****及子弹塞进去，外面再以肉末和盐泥封死，毫无破绽。王亚樵将它交与妻子王亚瑛、表弟媳刘小莲二人带上庐山，交华克之使用。郑抱真本要亲自送去，但为王亚樵挽留，命他用孙科巨款张罗几爿商店，以为所收“学生”的生活费用……
郑抱真（1897～1954），安徽寿县吴山镇人，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困，依靠长兄郑绍成抚养，直到18岁时始破蒙读书，五年后辍学，随即投军。
1924年，安徽国民党元老石寅生出巨资购买枪械，组成“淮上国民自卫军第一路军”讨伐北方军阀，郑抱真参加后任军需。l925年春，该军在奉军的进攻下失败，退入河南，为冯玉祥的西北军收编，郑抱真任少校副官兼兵站主任。1929年春，被军阀排挤打击的安徽志士在上海聚义，郑抱真接受余亚农（后为安徽省副省长）和郑绍成邀请去上海参加号称“江淮大侠”的王亚樵所组织的秘密反霸团体“铁血锄奸团”，仍负责后勤军需，管理经费及武器。在活动中，他以思考缜密、办事敏捷见称，不久就成为该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
泄露天机，刺蒋失败
再说王亚瑛，她携带内藏****的火腿顺利到达星子县城，会见了华克之。在华克之的安排下，王亚瑛、刘小莲坐“滑杆”把火腿送上山，取出****埋在太乙峰前竹林中待用，随后将不能吃的火腿丢在附近。那时，蒋介石的军统局尚未成立，但侍从室中有不少侦探。他们在巡逻中发现了丢弃的火腿引起怀疑，经检验又发现有铁绣与黄铜味，判断是有人用它夹带武器上山，乃引起警觉。
这一天，蒋介石在调兵遣将之余又到竹林中散步，担任狙击任务的陈成拔出****准备射击，此时早有警惕的侍从们匆忙簇拥着蒋介石折返回去。陈成唯恐失去机会，连连扣动扳机，两发均未命中。霎时间，侍从们乱枪还击，陈成立即中弹身亡。
事后，由于寻不到证据，得不到口供，蒋介石吩咐不要登报张扬，把尸体掩埋了事。华克之撤退回来后，王亚樵安慰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但此时蒋介石已料到广州方面还会继续派遣刺客，加强了戒备，当时情势，事实上已很难下手。
孙科再次送巨款
孙科领衔的广东反蒋派巴巴地望着好消息，一旦刺蒋得手便立即趁乱发兵，北上“统一”，登上领袖的宝座；两广的军阀已敲响锣鼓，分袭湘赣，占领柳州、衡阳，还以50万元收买了石友三在北方进攻张学良使之不能援蒋。但是过了许久仍不见动静，便又派与王亚樵私交较深的萧佛成（粤系国民党中监委）、马超俊前来联系，再次送来四万元。王亚樵据实以报，马超俊当即表示刺蒋不成，可改刺宋（子文），以杀鸡警猴。宋子文是蒋介石的“输血机器”，刺宋成功可断绝蒋的财源，逼他下台，同时又因为他经常往来于宁、沪两地，抛头露面，易于得手。
王亚樵认为此计可行，当即在大华公寓召开骨干会议，秘密布置。当时，宋子文任行政院财政部长兼外交委员，家住在上海西摩路14l号，每逢星期五自宁返沪度假，下周星期一再去南京上班。郑抱真已探知他的行动规律，提议在上海北站旅客上下车混乱时趁机动手，然后施放烟幕撤退。王亚樵同意这一计划，成立了南京与上海两个刺宋行动小组，南京仍由郑抱真负责，组员有张四明、张慧中、华克之等人，住仙鹤街余立奎（时为广东政府委任的第十七军军长）家中伺机；上海方面有组员孙凤鸣（后在1935年刺杀江精卫时身亡）、刘刚、萧佩伟、谢文达等人，由王亚樵亲自指挥，每人各发****一支，子弹十发，并在北站附近的天目路租赁三层楼房一幢，供行动人员集中休息。王亚樵还指令郑抱真设法从日本浪人处购买烟幕弹一枚，备拒捕撤退之用。一切预备停当，两个刺宋小组分别在上海和南京等待时机。
同日本浪人做生意
郑抱真来到八仙桥和平米店张罗购买烟幕弹，这爿米店，是他于孙科赠款中抽出一万八千元顶下的一家原叫聚源粮店改名的，专事经营淮北船帮贩运到上海的粳米，赚钱供铁血锄奸团开支。他是在这里的“老板”，收了几名“徒弟”支撑门面。其中有一人绰号“小泥鳅”，浙江人，极活跃，善交际，郑抱真用他为助手。此人已以他的机灵钻进虹口亲日安清帮中，与日本浪人有秘密来往，因而便托人去购买所需烟幕弹。
“小泥鳅”去后不久，就弄来一枚日本浪人秘密制造的烟幕弹，代价八百元，这在当时已不是小数目。郑抱真问他来路是否可靠，他答：“有常玉清家门的徒弟作中人，出错可以找他去算账。”他们说的常玉清，是上海滩著名的流氓地痞，杜月笙的头号门徒，“安清总会”首领，于上海公共租界泥城桥开设一家“大观园浴室”（变相妓院）、并充当日商工厂的工头，经常在日本浪人的庇护下，利用黑势力杀人越货，制造事端，工部局曾悬赏20万元缉捕，终因有日军靠山，未能捕获（战后，此人被处决）。郑抱真已有风闻，常玉清一伙要在日本特务田中隆吉的策动下搞点什么行动，便提醒“小泥鳅”说：“最近，虹口来了不少日本黑帮，来者不善。跟他们打交道，可以趁机探听些什么，如有情况要立即报告！”
买到了宋子文的情报
郑抱真将买到的烟幕弹交王亚樵后就去了南京。在南京，他买通了财政部的一名主办会计，常来秘密交递宋子文的情报。这名会计，每天都要当面向宋子文汇报外汇市场行情，宋子文每有行止都要向他打招呼，所以情报极准。7月22日，宋子文对他说，接青岛电报知母亲病重，拟于当晚回沪打点，不日去青岛，所以一周之内停止办公。
郑抱真获情报后，立即给在上海的王亚樵发去密语快电：“康叔准于22日晚乘快车去沪，23日到北站，望迎接勿误。”暗示宋去沪后及时动手。
郑抱真发完电报，刚刚回到住处，便遇到从上海专程来报告情况的“小泥鳅”。他急切地说：“我探到了日本特务的计划，很紧急……”他说，在买到烟幕弹后顺便探听到了常玉清正在和田中隆吉组织一次“特别行动”……
安清帮的“特别行动”
“小泥鳅”购买浪人烟幕弹时发现，他们那里还有同样的两枚东西，经套话才知道，田中隆吉已雇佣常玉清在上海北站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然后嫁祸给铁血除奸团。他们已经探知，重光把办事基地放在上海总领事馆，每周一次到南京公使馆办公，按时往返，已成规律。他在南京，主要是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打交道，但也和外交委员宋子文有很多来往。二人来往宁沪时间大体一致，所以经常同乘一列车尾挂花的车，到沪停车后待一般旅客走光才下车，肩并肩走到出口处，在那里，彼此还要谦让一番方才出站。他们认为这是行刺的最好时机，安排在此下手可保万无一失。得手后，同样施放烟幕弹撤退，同时故意在站内外丢下武器及写有“斧头党”（铁血锄奸团前身）字样的未响炸弹，以示王亚樵所为。这一来，中国人就必须承担事端的责任，日本陆军也就可以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萨拉热窝事件一样，“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了！
“紧急措施”
“小泥鳅”还了解到，常玉清已经知道宋子文明日（23日）返沪，拟届时狙击。他在上海找不到王亚樵报告，便只好找到南京来。
郑抱真听了报告感到问题严重。这事情太巧了，明天宋子文返沪，重光也返沪；明天王亚樵行刺（宋子文）常玉清也行刺（重光葵），如果王亚樵按照自己的密语电报所示准时动手，那么就正好为常玉清刺重光作了掩护，并为日本特务的栽诬留了空隙，有口难分辩。由此而引起中、日两国的武装冲突，王亚樵就会成为万世唾骂、洗刷不清的民族罪人。如果停止刺宋，则怕是箭在弦上，撤不出来了。华克之主张立即拍发一份加急电报，暗示情况起了变化，郑抱真认为不妥：万一王亚樵未能及时披阅怎么办（他在上海住处极秘密）？万一泄密怎么办？而且作为国士，应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才对！
二人商议到最后，郑抱真毅然决定，郑、华同时搭乘当晚快车，与宋子文、重光葵同车去沪，到达北站时，在一般旅客走光之后，抢在宋子文与重光葵出车厢之前对空鸣枪，给宋与重光以信号，叫他们勿出车厢，以破坏常玉清的行刺计划，同时也通知王亚樵撤出战斗。至于刺宋，能成则成，不成则罢，事后再向王亚樵解释。无疑，这是个巧妙、勇敢而又富于正义的“紧急措施！
南京刺宋小组的人一致同意这一措施，郑抱真便去购票抢搭当夜快车。现在，这个一向仇视日帝、蒋系的人倒是成了他们的“护卫者”。
双方都在云雾中
在上海的王亚樵接到密语电报后就作了周密的布置。由他亲自率领张四明、孙凤鸣、萧佩伟把守北站月台迎击；龚春圃率刘刚、龚林、唐明、李凯、彭光耀进入候车室堵截；谢文达率黄立群、刘文成、陶惠吾在车站外马路上接应，各守一段，各负其责。他当然没有料到还有什么帮派在打另外的主意。为了不致引人怀疑，他还让这些人扮作旅客，连夜守在候车室内，事实上如果郑抱真发来停止执行的电报，王亚樵也很难及时撤出全部人马。
就在王亚樵紧急指挥的同时，常玉清也率领人马来到现场作了部署。他在料定重光葵有可能进入的贵宾室门前配置两名化装杂役的刺客待机而动；另外又在出口处作了重点布置。在那里，他安排两名做擦皮鞋生意的小瘪三监视列车，及时发出重光公使是否到站的信号，由两名化装旅店侍者，杂在群众中按信号行刺。同时又在马路边沿铁栅栏处隐匿二人专司栽诬，一旦得手便悄悄丢下事先准备好的包裹，内藏一枚手榴弹并附一纸，上写“斧头党专炸日本人”。
火车到来前，常玉清特别交待给负责监视的人注意对象的特征：重光葵历来都和宋子文并肩走出车站，在出口处看到同宋子文谦让的人便是重光无疑，下手勿迟！当然，他也不知道还有王亚樵做了什么布置，更不会知道郑抱真的“紧急措施！”于是一场巧合的好戏“错中错”便等着开台。
重光葵的“官脾气”救了他一命！
重光葵和宋子文所乘车厢，是一节挂在列车尾部的“花车”，只有他二人和随员。重光带的是公使馆书记官堀内干城和林出贤；宋子文带了六名贴身卫士和极得信任的机要秘书唐腴胪。唐当年三十二岁，十年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得硕士学位，刚刚结婚不久，此次专程陪宋回沪，听侯调遣。
说来也巧，每次重光与宋子文乘这班车回上海，都是在列车过真茹站后，列车员才把熟睡的贵宾唤醒，偏是在这一天，列车员鬼使神差，在比往常早得多的时间叫醒了重光葵。这位公使大人美梦正甜，被扰醒后看看时间还早，便发起了官脾气，索兴穿好衣服来大骂特骂，愈骂愈气。每次他都是邀宋子文一齐下车，而这次，车刚停稳便跳了下来，连招呼也不打迳自走向出口，混在人群中走出月台。这似乎是故意做给宋子文看，以示抗议，但却迷惑了常玉清布置的刺客和车上的郑抱真。
担负监视任务的小瘪三，还在等待着与宋子文并肩而行的重光公使，想不到他已经轻装简从到达门外，上了汽车。车厢里的宋子文看看重光呕气的架式感到过意不去，便没等一般旅客走光就赶了上去，希望作点解释，也杂在人群中。这时，守在车厢中待机的郑抱真、华克之还在等待旅客走完再发出信号，以免误伤无辜，不料忽然看到宋子文走近出口，眼看就要进入常玉清的狙击圈内，似乎重光就在他身侧，感到形势危急，便不顾一切跳出车厢，对空鸣枪，以示警告。此时，宋子文的卫士听到枪声便拔枪还击；王亚樵布置的孙凤鸣、萧佩伟等人看到郑抱真信号还以为需要支援，便与卫士展开枪战，一时站内站外，子弹横飞。
正是枪响一刹那，宋子文适在出口处。此时同他并肩走的已不是日本公使，而是机要秘书唐腴胪。他身披雨衣，手持日式黑色公文皮包，又与宋子文“肩并肩”，这在专司情报的人看来，无疑就是“重光公使”，遂发出“目标已到”的信号，于是杂在人群中的常玉清刺客立即趁乱集中射击这位“重光”。
唐腴胪连中三弹，倒在血泊中不醒人事。常玉清见已击中“目标”，便示意撤退，而此时华克之也已令孙凤鸣掷出烟幕弹撒出战斗，无异于掩护了常玉清。常玉清还在乱中丢下事先备就的栽赃物，后来据报，在排除该物时还伤了三四人。
事后，宋子文自己谈的情况与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他说“尽管未受丝毫之伤，殊属不可思议”。他哪里知道，“醉翁之意”根本不在于他，而在历来同他肩并肩的人。他又说“予先曾屡得警告，谓广州方面将不利于予”，岂不知开枪的不只是“广州方面”，同时还有“友好公使”方面的人。
重光葵大曝内幕
退出现场后，常玉清也不知道这次行动为什么会如此顺利，连个蛛丝马迹也未败露，待他到了虹口东华纱厂内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会见在那里坐镇指挥的田中隆吉，才知道王亚樵“掩护”了他们，而且他们击中的是唐腴胪而根本不是重光！田中隆吉非但不给事先答应的两万元，反而要找他的麻烦。常玉清不敢违拗日本主子，只好答应另外挑选谋刺对象以挑起中、日冲突。后来，他果然带人化装三友工人，杀死日莲宗和尚，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王亚樵布置的人虽多，亦无一人被捕、受伤。但他一直以为唐腴胪是自己人误伤，几次埋怨郑抱真、华克之不该不事先通知。同时他也怀疑过：常玉清从不抛头露面，这一天怎的偏要去北站？自己的人只顾同卫士枪战，怎的唐腴胪会中弹？带去烟幕弹已经用完，怎的站外会有未响的炸弹？他一面吩咐行动人员去香港避风，一面托人暗中送唐家一千二百元，以宽内咎。于是，这一谜案就将错就错，传了下来。
但是，侥幸身免的重光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当天，他去宋子文和唐腴胪府邸慰问，就满怀着“替我受难”的感激情意。过后不久，发生了“一·二八事变”，田中隆吉在****得手后竟然得意忘形，向林出贤书记官透露了那次行刺的内情。战后，田中隆吉又亲口对他说了实话，向他道歉，这时他才知道“同这一计划汇合到一起的，还有田中隆吉的阴谋。他们的打算是要把致力改善日华关系的重光公使和与他共事的宋子文一起杀害”。
这幕国际性“错中错”行刺疑案终于大白天下！ （重庆市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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