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1部)》 杨帆 着人民日报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进行连载，禁止其它网站转载，如需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应该说，蒋介石一生命运的转折，在于他结识了陈其美。是陈其美引导他走上了革命之路，又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的1913年12月，第一次介绍他在日本谒见孙中山先生。

　　1916年5月陈其美在法租界遇刺身亡，蒋介石闻讯失声痛哭，随后赶往出事地点，为陈其美料理后事。在此后30年中，为了感谢恩师，蒋介石对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大加提携重用，使之管理党务，由此便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陈其美的离世，使孙中山失去一个得力助手，作为陈其美亲信的蒋介石，开始受到孙中山的重视。从1916年7月到1921年，蒋介石先后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大元帅府参军、粤军第二支队司令、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等职。

　　然而，由于粤军内派系纷争，蒋介石自己无一兵一卒，处处受制于人，此间多次请假、辞职，返回上海或奉化居住。在纳陈洁如为妾后，又将姚冶诚迁回奉化县城。他本人在离开粤军的时间内，大多时间在上海打理交易所的生意。

　　上海交易所开业之初，由于在社会上获得信用，营业十分火暴，蒋介石等人也因此大获其利，这部分利润，一部分支援粤军充做军费，其余便用于了各自开支。

　　然而到1921年冬，上海交易所出现“信交风潮”，大批交易所先后倒闭，蒋介石参加的“恒泰号”经纪行也因经营不善，导致巨额亏空，苟延残喘到1922年春垮台时，蒋介石已负债累累。

　　此时上海滩讨债成风，债主们因收不回现金，开始雇佣亡命徒代行收账。蒋介石东躲西藏，夜夜难寐。

　　风声鹤唳之中，蒋介石找到素有往来的交易所理事长虞洽卿，希望他能给想个办法。虞洽卿说：

　　“办法倒是有一个，那就是拜黄老板为师。”

　　虞洽卿所说的黄老板，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法租界华探黄金荣。蒋介石对此却不无担忧：

　　“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又负债累累，黄老板会收我为徒吗?”

　　“放心，凭我与黄老板的交情，不成问题。”

　　事实上，黄金荣收蒋介石为徒，不仅因为与虞洽卿素有交情，他更看重的是蒋介石多年追随孙中山这一事实。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黄金荣便为革命党人在租界的活动大开绿灯，并与孙中山一直保持联系，也曾在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对粤军给予经济援助。而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让黄金荣倍感亲近;加上黄金荣祖籍浙江余姚，虞洽卿来自浙江镇海，与蒋介石都是老乡，黄金荣当即答应帮助蒋介石渡过难关。

　　1922年5月的一天，在钧培里黄公馆，黄金荣为蒋介石举行了开香堂仪式。

　　这个仪式只是走个过场，黄金荣端坐在太师椅上，蒋介石递上一张拜师帖，上书“黄老夫子台鉴，受业门生蒋志清(蒋介石的学名)”，然后行一跪三叩之礼，整个拜师仪式便结束了。

　　从此，蒋介石正式成为了黄金荣的门生，称黄金荣为“先生”。尽管蒋介石发迹后，黄金荣送回了门生帖，蒋介石对“师傅”依旧执礼甚恭，并在百忙中数次登门给黄金荣拜寿。

　　拜师仪式结束后，蒋介石向债主们发出请柬，请大家到虞洽卿府上赴宴。

　　债主们不知道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欠债还钱，请吃饭不知是何道理。待赶到虞公馆大厅，发现酒宴上在座的不仅有蒋介石、虞洽卿，还有法租界权势熏天的黄金荣!债主们心生不祥预感。

黄金荣呵呵一笑，开门见山地说：

　　“大家都知道，志清是我和阿德哥(指虞洽卿)的小老乡。”说着，拍了拍蒋介石的肩膀，以示亲密，“但不知大家知不知道，志清还是我黄某人的门生。如今志清一时手头紧，他欠各位的债，就由我替他还了，大家随时可以到我府上领钱。”

　　债主们这才明白，这笔账不用要了，否则钱要不回事小，得罪了黄老板事大，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于是，纷纷赔着笑脸，表示前账作废，一笔勾销。

　　蒋介石坐在黄金荣身边，重重地松了口气，没想到对自己如千钧之重的事情，在黄金荣一句话之下化为乌有了。如今已无性命之虞，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然而，蒋介石的好觉没睡了几天，南方政府便发生了大变故!6月18日，蒋介石在奉化接到汪精卫从上海发来的电报，电报称：

　　“惊悉粤变，尤幸总理无恙。”

　　当天，孙中山发自广州的电报接踵而至：

　　“事紧急，盼速来。”

　　其实，早在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初，便与陈炯明因政见不合，矛盾凸显。陈炯明多年致力于联省自治，以和平协商的方式统一中国;与孙中山奉行中央集权、以武力征战统一中国的主张相背离。

　　此后，蒋介石发现陈炯明有谋叛之心，多次提醒孙中山讨伐陈部，然后再行北伐，均未被采纳。

　　果然，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下令4000叛军围攻总统府，炮轰孙中山在观音山麓的住所粤秀楼。孙中山冒着枪林弹雨，突出重围，逃入停泊在珠江上的宝璧舰，次日登上永丰舰，同时电令蒋介石南下救驾。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赶到上海，于6月25日启程南下，29日抵达黄埔，登上永丰舰晋见孙中山。

　　?阴差阳错，登上国民党权力巅峰

　　1. 永丰舰上共生死

　　陈炯明占领广州后，自任粤军总司令。由于他没有海军控制权，无法对孙中山进行海上追击。

　　孙中山被困永丰舰，手中有7艘军舰可以调用，他决定先由舰队讨伐叛军，同时电令北伐诸军回师广东，“水陆并进，以歼叛军”。

　　可是，舰队内部叛变投敌事件迭起，令身陷困境的孙中山一筹莫展。就在孙中山苦苦冥思破敌之计时，蒋介石登上中山舰。

　　“先生，您受惊了!”看到心力交瘁的孙中山，蒋介石颇为动容。

　　“你来了就好，现将海上指挥全权交给你，一切就靠你了!”

　　长期以来，蒋介石在孙中山身边，屡屡拟写军事计划，提出军事建议，亲冒镝石指挥作战，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深得孙中山的肯定与赏识。

　　孙中山精神抖擞地对前来采访的外国记者说：

　　“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

　　蒋介石临危受命，不遗余力组织反击。他坐镇舵楼，指挥作战，形势很快发生好转。同时，蒋介石还和水手们一起洗刷甲板，亲自上岸采购食物，以鼓舞士气。

　　但坚持到8月初，由于舰队内部三大巡洋舰叛变，北伐军第一师变节，致使回师救援受阻。孤立无援，继续留在军舰上已毫无作用。鉴于形势的变化，蒋介石建议孙中山离粤返沪。

　　8月9日，在蒋介石的护卫下，孙中山安全撤离永丰舰，乘英国“摩汉号”炮舰赴港。10日，转乘“俄罗斯皇后号”邮船抵达上海。

　　42天生死与共，使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迅速攀升。后来蒋介石所着《 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便由孙中山为之作序，序称：

　　“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于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兹纪殆为实录。”

　　1923年2月，孙中山依靠粤军将领许崇智以及滇、桂军支援，返回广州，准备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

　　4月20日，蒋介石赴穗就职，却因内部争斗，只干了3个月，就愤而辞职，转而去了香港。蒋介石前脚到了香港，后脚就传来消息，说孙中山将组团赴苏联考察军事，以便建立新军。

　　蒋介石一直梦想手中握有一支军队，觉得这是个好机会，立即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毛遂自荐。

　　孙中山原打算让廖仲恺带队赴苏考察，但因廖仲恺是其得力助手，实在离不开，最终同意由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代表团成员有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

　　8月16日，蒋介石心满意足地登上“神田丸”号轮船，抵达大连后转乘火车，于9月2日下午1时到达目的地莫斯科。

　　两个多月后，蒋介石失望而归。

　　之所以失望，因为孙中山想在蒙古南部建立一支军事力量，苏联方面表示拒绝，蒋介石知道苏联对蒙古图谋不轨，十分生气。

　　到苏联之前，蒋介石受“以俄为师”的流行思想影响，对苏联很有好感。到苏联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对富农等敌对势力的镇压政策让他十分反感。

　　12月15日蒋介石回到上海，此时孙中山已计划筹办黄埔军校，打算让蒋介石出任军校筹备委员长。蒋介石见没有让他当校长的意思，心里很不高兴，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 》，便登船回奉化老家去了。

　　此时军校招生、考试在即，蒋介石在关键时刻撂挑子，令孙中山十分着急。孙中山连发6封电报，催他速回广州，直到1924年1月16日，他才慢吞吞到广州复命。

　　蒋介石选在这个时间来广州，是因为3天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在这里召开。蒋介石揣摩着，凭他追随孙中山多年的经历，即使当不上中央执行委员，起码也能当个候补委员。

　　20日大会如期召开，选出24名中央执行委员，除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外，蒋介石的把兄弟张静江、戴季陶都名列其中，唯独没有蒋介石!

　　在随后选出的17位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产党人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人名列其中，依旧没有蒋介石!

蒋介石大失所望。

　　对孙中山如此重用共产党人，而不重用自己，蒋介石十分窝火，而他奉命筹建黄埔军校，校长人选一直没有明确。也就是说，校长一职另有其人，这让他实在无法接受。勉强坚持到2月下旬，21日，蒋介石即递交辞呈，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蒋介石第一时间内找到张静江。张静江在这个时候见到蒋介石，却是十分惊讶：

　　“听说军校3月21日就要举行入学考试了，这个节骨眼上你不在广州，反而跑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手头紧了，需要多少尽管说。”

　　“我个人倒不缺钱。”

　　“那是为什么?”

　　“黄埔岛那个弹丸之地，一片荒凉，既没钱又没粮，白手起家办军校谈何容易!可孙先生又不放权，也没有要我当校长的意思，弄得我到处碰壁，我实在不愿意给别人做嫁衣裳!”

　　“会有这种事?孙大炮做得也太过分了!”见盟弟受了委屈，张静江安慰说：“你放心，我马上给孙大炮写信，校长一职非你莫属，我的话还是有作用的!”

　　张静江如此敢说大话，与他国民党元老身份不无关系。他曾对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给予大力经济援助，并于1906年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也是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的积极支持者，又在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他的话自然有分量。

　　见过张静江，蒋介石随后返回奉化。

　　2. 争得了黄埔校长

　　蒋介石离开广州后，孙中山令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长，继续筹办军校事宜;并在几天后的2月29日，给蒋介石发来电报，请他回粤复职。

　　3月2日，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蒋介石对孙中山所依靠的“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表示了极大不满，称他们“皆不过趋炎附势，依阿谄谀之徒”，并称：

　　“若夫赤忱耿耿，蹈白刃而愿牺牲，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如英士(陈其美字)与中正者，恐无他之人矣。”

　　蒋介石提到陈其美，自然是想提醒孙中山，在他最失意的时候，很多朋友离他而去，蒋介石则在陈其美的引荐下，赴日本拜见孙中山以及赴难永丰舰，有几人能对孙中山如此忠心耿耿，连性命都可不要。

　　蒋介石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孙中山信任自己，重用自己，不要被国民党左派以及共产党人所左右。

　　此时，筹备黄埔军校的事务，全由廖仲恺一个人承担，但他只是代理，很多事情还需要蒋介石来决定。他左等右等不见蒋介石归来，实在扛不住了，于3月26日给蒋介石去电，要求蒋介石给个明确答复，到底来还是不来。

　　蒋介石回电称：我一定去，勿念，并在电报中对校务作了一些安排。

　　回过电报，蒋介石并没有动身的迹象。他在等，等孙中山作出决定，到底让不让他当校长。但孙中山等不了，他派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出马，赴奉化请回蒋介石。

　　许崇智绝非等闲之辈，他的祖父曾是前清浙闽总督，他本人则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清末即官至协统。论资历，蒋介石和他差了十万八千里。

　　许崇智帮助孙中山讨伐陈炯明时，蒋介石任他的参谋长，两人还是结拜兄弟，他早就摸清了蒋介石的脾气，知道请将不如激将更有效。

　　蒋介石见许崇智来了，心中暗喜，但表面上不动声色，幽怨地说：

　　“我宁可一辈子辅佐你镇守南关，至于黄埔那边，要枪没枪，要钱没钱的……”

　　“你继续这样待下去，就要与世隔绝，不知外间事了。”

　　许崇智打断蒋介石的话，告诉他说：

　　“苏联答应给孙先生几千支枪，已经在路上了，还有大批款项，四周的军阀都红了眼。你倒好，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把一个聚宝盆拱手相让!”

　　这个消息令蒋介石蓦然一惊。

　　“孙先生说，你若再不回军校，他就考虑让别人当校长!”

　　这句话更令蒋介石紧张起来，立刻问：

　　“孙先生都考虑谁来着?”

　　“不瞒你说，在下就是一个，但我怎会去夺自家兄弟的位子!”

　　其实蒋介石早就听说，孙中山属意许崇智当校长，但许崇智不愿做这份差事。

　　“还有谁?”

　　“先生还考虑谭延?，但他也不愿担这份差事。”

　　蒋介石点点头。谭延?是湘军总司令，曾在护法、讨袁运动中立下战功，领兵打仗虽很在行，但对管理军校不擅长也没兴趣。

　　“所以孙先生想破格提拔卫队长姚观顺，他曾护驾有功!”

　　“姚观顺，他连讲武堂都未进过，怎能去办现代军校?”

　　蒋介石好像受了莫大的侮辱，委屈地说：

　　“先生看中姚观顺，却看不中我，既然这样，我也不用回广州了。”

　　“你这话说错了，其实先生是偏爱你的，本就有意让你出任校长，如今张静江又写信给先生，先生也就决定由你做校长了!”许崇智见时机已到，终于说出孙中山的最终决定。

　　听到这里，蒋介石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4月14日，蒋介石同许崇智一道，踏上归穗的路途;4月21日，蒋介石抵达广州，晋谒孙中山;5月3日，蒋介石被正式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

　　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

3. 廖案中意外升迁

　　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为蒋介石的一生大业奠定了军事基础。正因为手中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队伍，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展现，政治地位不断攀升。

　　1925年2月1日，蒋介石率黄埔军校教导团、粤军一部，东征讨伐陈炯明;

　　4月29日，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基础的国民党党军宣告成立，蒋介石被任命为党军司令官;

　　6月中旬，蒋介石率党军与各路联军配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滇桂军叛乱;

　　而在此间，孙中山于3月12日在北平病逝，国民党群龙无首，很快内讧迭起。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廖仲恺负责政府政务。

　　这四人均地位显赫，势力不分上下，乃国民党内“四大巨头”。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何况是四虎。四虎你争我夺，很快发生流血事件。

　　8月20日上午，廖仲恺携妻子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在党部门前被杀。

　　光天化日之下，国民党要员遇刺身亡，立刻在党内和社会上掀起惊涛巨浪。

　　广东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立即决定，为“廖案”成立“特别委员会”。此时，已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蒋介石脱颖而出，与汪精卫、许崇智同任“特别委员会”委员，被授予政、军、警全权，追查此案。

　　案件真相很快浮出水面，刺杀廖仲恺的主谋乃胡毅生——胡汉民的弟弟，于是，胡汉民被卷入其中。

　　孙中山去世前，曾赴北京参加国民会议，这一时期由胡汉民代表孙中山执掌广州政府政务，因此在胡汉民看来，孙中山逝世后，他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但在临时会议选举时，汪精卫出乎意料当选国民政府主席，而这得益于廖仲恺的支持。胡汉民得知此事后，多次派人对廖仲恺进行攻击和批评。不久，“廖案”发生，主谋是其弟，他本人自然难脱干系。

　　在与汪精卫商议之后，蒋介石派人将胡汉民带到黄埔军校，以保护安全为名将其软禁，不久即令胡汉民辞职赴苏联考察。

　　转瞬之间，“四巨头”变为“二巨头”，连同新加入的蒋介石，即形成“新三巨头”的格局。

　　胡汉民是汪精卫的政治对手，他走了，汪精卫一枝独秀。殊不料，汪精卫并未就此罢休，有一天，他突然告诉蒋介石一个意外的消息：

　　“参与‘廖案’的名单中有两个人，你或许想不到是谁!”

　　“哦?”汪精卫重提“廖案”，令蒋介石陡然一惊。

　　“朱卓文与梁鸿锴!”

　　这两人都是许崇智的属下，蒋介石立即明白了汪精卫的用意。

　　“你现在能控制多少兵力?”

　　“至多1个师。”

　　“许崇智呢?”

　　“3个师。”

　　“嗯，如果许崇智倒了，那么你的出头之日就到了。”汪精卫点明要害。

　　蒋介石何曾不明白这一点，正是因为许崇智手中兵力远在蒋介石之上，蒋介石才难以获得更大发展。

　　蒋介石曾向军事委员会提出统一军事、统一财政建议，就是为了集权于军委会，达到削弱许崇智实权的目的。汪精卫支持这项建议，军委会通过了这项决议，但许崇智不予执行，蒋介石无可奈何。

　　如今，扳倒许崇智的机会终于来了。

　　于是，汪、蒋联手，对许崇智进行审查，在许崇智作出引咎自责和负责追查的表示之后，蒋介石又以其把持地方财力、为所欲为、所部粤军军纪废弛等，对其大加贬斥。并收买许部旅长，争取了其他粤军将领的同情与支持。

做完了这些，蒋介石找到许崇智，称：

　　“如今粤军将领各怀鬼胎，已不可靠，还是让我的学生担任你的警卫吧，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安全。”

　　许崇智信以为真，蒋介石借机派兵将他监管起来。9月20日，蒋介石指挥所部袭击许崇智的部队，并将其缴械，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接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准予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财政监督许崇智卸职。很快，许崇智解职离粤，到上海做了寓公。

　　“廖案”的发生，使“四大巨头”一死两出局，为蒋介石的晋升创造了机遇，这是蒋介石本人不曾预料到的。

　　汪精卫掌握党权，蒋介石掌握军权，这是汪、蒋合作办理“廖案”的收益，两人都是最大赢家。

　　4. 季山嘉处处设障

　　1925年10月，国民政府进行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与第一次东征不同的是，蒋介石由东征军参谋长晋升为东征军总司令。至年底，广东境内敌人基本肃清，不久两广统一。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蒋介石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

　　直到这时蒋介石才知道，为他创造机会赶走许崇智、将他推上权力巅峰的，不仅是汪精卫一人，发挥更重要作用的是鲍罗廷等苏联顾问。而此后想把他推下权力巅峰的，也正是苏联顾问。

　　这一时期，蒋介石将汪精卫视为可交心的上峰与朋友，与汪切磋协商各种问题，相处和谐。

　　对蒋介石形成巨大压力的，是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对蒋介石处处挑剔，常常冷嘲暗讽，尤其反对蒋介石的北伐主张，令蒋介石心中极为不快。

　　而蒋介石并不知道，季山嘉的所作所为，都与斯大林及共产国际东方部不无关系。

　　蒋介石以继承总理遗愿为己任，坚决主张北伐。但斯大林及共产国际东方部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共产党此时还不够强大，担心土耳其凯末尔噩梦在中国重演，因此极力反对北伐。季山嘉正是秉承其旨意，千方百计分化瓦解蒋介石的军事实力，以阻挠北伐的顺利实施。

　　于是，军事委员会忽然削减已定好的黄埔军校经费，将削减部分挪给第1军第2师，该师原本经费充足，并不需要增加经费。而该师师长王懋功，与季山嘉关系密切!

　　蒋介石有理由认为，季山嘉在捣鬼，有意分裂蒋介石的嫡系第1军，将其属下第2师拉出去独立成军。

　　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立即扣押王懋功，令亲信刘峙接任第2师师长，接着找到汪精卫，气呼呼威胁道：

　　“季山嘉专横跋扈，若不将他免职，不仅会对党国有害，而且也不利于中苏邦交。若不让他回苏联，我就辞职!”

　　汪精卫一向以苏联顾问团为靠山，自然知道季山嘉的所作所为，更知道季山嘉做得有些过分，赶紧出来圆场，对蒋介石劝慰说：

　　“季山嘉已经知道错了，而且他也有回苏联的打算，你不用担心，以后不会有事了。”

　　蒋介石稍稍放心，但他向来多疑，在季山嘉返回苏联之前，他不能放松警惕。而随后的事实证明，季山嘉根本没有辞职回国的意思，蒋介石因此担心季山嘉仍会采取手段对他进行报复。

　　“你不止是欺负我个人，不止是压迫我一个人，你完全是欺负我们中国国民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哪里可以放过你!”

　　但是，蒋介石在迁都问题上态度的变化，令武汉国民党左派极为不满。蒋介石一行返回南昌后，一个大张旗鼓的“恢复党权运动”，便在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共产党人的发动下开展起来，该运动以打倒“昏庸腐朽分子”为名，矛头直指张静江与蒋介石。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重定党政军领导体制，免去蒋介石中常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等职，蒋在党政方面的权力被全部消除。鲍罗廷及武汉国民党左派用党权、政权限制和对抗握有军权的蒋介石，已基本达到目的。

　　但在旧中国，军权大于一切，有过“中山舰事件”经验的蒋介石，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他开始考虑另立中央，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

　　尤其武汉中央已经公开把此前的“容共”主张，变成了实际的“联共”政策，蒋介石认为，武汉中央一系列做法都是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在背后主导。因此，他将矛头对准了共产党。

　　1927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爆发。当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驻上海龙华，兵不血刃地拿下上海。随后，北伐军攻占南京。

　　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在取得江浙财团和青帮势力支持后，开始了“清党”的准备工作。

　　4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密令，要求所控制的各省一致“清党”。

　　4月12日，上海帮会打手向工人纠察队发起进攻。随后，新成立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凤岐，以制止械斗为名，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对于次日总工会组织的示威游行、罢工罢市，白崇禧则下令军队开枪。这就是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与此同时，粤浙赣苏闽等地相继“清党”。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共产国际担心的凯末尔噩梦，最终在中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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