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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他们带了少数随行人员向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甘海子进发。朱德闻讯，接出了十多里外，在大路边翘首等待。

本文摘自：《贺龙的非常之路》，作者：顾永忠，出版：人民出版社

对贺龙和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都非常重视。

为了迎接红二、六军团，搞好两军的会师，徐向前专门召开了动员会，他在会上特别强调指出：“红军是一家人，我们与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会后，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加紧迎接两军会师的各项准备工作，热烈开展赶制慰问品的活动，编织了2万多件毛衣、毛裤、毛袜，缝制皮衣，为红二、六军团筹集了大量的粮食、牛羊等。

对群众也广泛进行宣传。

在红二、六军团经过之地，贴满了“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当时的西康省，今属四川省）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等巨幅标语，组织藏民群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

腾出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子，准备了柴火，烧好了开水，为红二、六军团准备了很好的生活条件，体现了两支兄弟部队之间团结一致的深厚阶级感情，使二、六军团指战员深受感动。

贺龙过去已经历了两次会师：第一次在1930年7月，他率领红四军在洪湖与红六军会师；第二次是1934年10月，他率领红三军在贵州与红六军团的会师，被称为“模范会师”。

此次与红四方面军是第三次会师。

所以，贺龙、任弼时等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对这次会师也非常重视，向部队进行了团结友爱，遵守纪律等教育。

要求会师后主动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搞好团结，不利于红军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

大力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宣传中央红军在陕甘的胜利，宣传三大民主和红军西北会师的美好前途，号召指战员向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学习，为两军会师做好思想准备。

但是，在两军会师的前后，张国焘同朱德、刘伯承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红二、六军团领导的心态、想法和言行是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

张国焘在两军会师前，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同红军总司令朱德一起签发电报，让红二、六军团北上会师，他的目的是妄图拉拢和控制红二、六军团，以增强他继续与中央对抗的资本。

所以，当红二、六军团刚到甘孜附近的甲洼、绒坝岔、蒲玉隆地区，他立即对两军团进行分化拉拢，派遣“工作组”煽动对党中央的不满，散发反对党中央，批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的文件和小册子。

张国焘还亲自把红六军团的领导找去一个一个地谈话，想把红六军团拉过去。

朱德、刘伯承是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路线和方针政策的。

但他们随红四方面军行动，处境很孤立，很困难，也积极主张红二、六军团北上，想把两军团的力量拉过来。

因为朱德、刘伯承深知贺龙、任弼时等二、六军团领导一贯对党忠心耿耿，党性很强，一定会坚决拥护党中央，如与贺龙、任弼时一会合，他们的腰杆子就硬了。

因此，朱德说，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师，“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

“二方面军过江，我们就气壮了，（促使张国焘）北上就有把握了。”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12562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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