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袭破旧的马褂、一顶瓜皮小帽压着的长辫子，以及关于缠足、纳妾等奇谈怪论闻名的旷世怪杰辜鸿铭，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东西南北人”。他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被孙中山、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难怪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他讲演的票价比梅兰芳的戏票还高
1857年7月18日(一说1856年)，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辜家属于福建移民，到辜鸿铭出生时已成为当地华侨第一望族。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曾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会讲英语和葡萄牙语。在这种家庭环境下生长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据传，其年过花甲时，还能背诵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而且一字不错。
由于父亲辜紫云和英国人布朗交好，所以辜鸿铭一出生，就被布朗认作义子，取名汤生。自幼布朗就培养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但后来辜鸿铭却推崇儒家学说，反对新文化;拥护帝制，反对民主共和，并主张一夫多妻制。所以，当时人们视其为“老顽固”，周作人说他是北大“顶古怪的人物”。但辜鸿铭是五四时期以前惟一有分量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文化的学者，他曾将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中庸》等译成英文、德文，刊行于国外，影响非常巨大。辜鸿铭不仅在国内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有一次，辜鸿铭在北京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但辜鸿铭却卖票，而且卖得很贵。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高的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他的门票则售二元，其风光之至可见一斑。
留学英国成知名学者后决定学汉语回祖国
1840年，英国的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蒙受屈辱。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死记硬背的方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卡莱尔的赏识。十几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1879年，完成学业的辜鸿铭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奉李鸿章之命归国的博士马建忠相识，长谈3天后，辜鸿铭决定改穿长袍马褂，吃中餐学汉语，埋头研究中国文化，并回到祖国。1885年，辜鸿铭被张之洞聘任为两广总督衙门的译员，后在张之洞的幕府中任职二十年。由于经常闲得无聊，辜鸿铭便以英文翻译《四书》自娱，翻译出的《论语》、《中庸》，在中外知识界名声大噪。晚年时，辜鸿铭有一妻一妾，妻为缠足之汉族女子，妾为日本女子。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居功至伟
辜鸿铭自幼留学西方，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曾十足欧化，到头来却对西方文明十分排斥，极力维护中国的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这位拖着长辫子的北大教授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用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教育那些四夷之邦。”从1901年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作为翻译家的辜鸿铭，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也是居功至伟。其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等译成英文，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著作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蔡元培的学生罗家伦在《回忆辜鸿铭先生》中说：“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辜鸿铭，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促成了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虽然他的某些思想是不对的，但其对中国文化的宣传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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