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王之争与组阁波澜
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迅速开始了新政府的筹建工作。1月3日，代理参议院召开临时副总统选举会，结果黎元洪以十七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同时决议并通过了孙中山交议的中央行政各部部长名单：陆军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英，外交总长王宠惠，内务总长程德全，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伍廷芳，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在孙中山组阁过程中，关于各部总长人选问题上，存在着颇多争议，曾经亲历孙中山组阁过程的国民党元老居正，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当时各方的争议：
总统就职之翌日，代表会开会，总统出席。按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各部长由总统提出，须得代表会之同意。先由代表开谈话会，总统交出部长名单，交换意见。当日初提黄兴陆军、黄钟英海军、王宠惠外交、宋教仁内务、陈锦涛财政、伍廷芳司法、汤寿潜交通、张季直实业、章炳麟教育。代表中有一派反对宋教仁与王宠惠及章炳麟者，又有以伍廷芳改任外交者，争持不决。继由克强与总统商，以钝初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理由甚充足。但在今日情势之下，新旧交替，而代表会又坚决反对钝初长内务，计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改为程德全长内务，蔡元培长教育，秩庸与亮畴对调。总统曰：“内、教两部，依兄议。外交问题我欲直接，秩老长者，诸多不便，故用亮畴，可以随时指示，我意甚决。”商之代表会，外交、司法勿变更。克强复出席代表谈话会，以所改名单及总统意告之，众无异议。乃移开正式会，按照提出名单，投同意票，一致通过，而政府成立矣。
从居正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来，在孙中山组阁的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平衡各派政治势力的问题，而且对宋教仁、章炳麟、王宠惠和伍廷芳的提名存在异议。在黄兴的居中调节之下，孙中山同意以程德全代替宋教仁长内务、蔡元培代替章炳麟长教育，而唯独对王宠惠长外交、伍廷芳长司法的任命态度十分坚决，而恰恰就是对王、伍的任命在民初的政坛上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孙中山的任命甫一公布，即引起了各方的非议，尤其是上海粤籍绅商反对尤甚，他们认为不任命伍廷芳出长外交“事属失察”，他们不但准备召开集会进行抗议，甚至于广肇公所认借给临时政府的四十万两白银也扬言拒付。此时，民国肇建，百废待兴，临时政府的财政处处捉襟见肘，粤籍绅商的举动，给刚刚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面对各方的非议，当事人的一方王宠惠，很快做出了回应，向孙中山递交了辞呈，其文曰：
南京孙大总统鉴：顷奉尊电，以惠承乏外交总长，无任惭悚。惠学识疏陋，且未尝周旋于外交界。当民国艰难缔造之时，对外交涉，关系甚大，非于外交富有经验之人，不能胜任。浅识如惠，即使一时为服务观念所迫，勉强担任，亦恐力不称职，贻误邦交。仅力陈固辞，尚祁见谅。此次民军初起，伍、温两公担任外交，使全国军民对外交涉，得所依托，而外国舆论，亦极表赞成。此时外交总长舍两公外，实难其人。尊意以伍公方驻沪全权办理议和事件，温公参赞其间，一时难以兼任他项繁剧之职，措置本极周匝，惟惠自顾，实不能当斯重任。请别择贤者，以重邦交，而维大局，不仅惠一人之幸，民国外交之幸也。
王宠惠的辞呈写得十分恳挚，既言词谦逊地恭维了伍廷芳的外交才能，又毫不掩饰地点明了持异议者的主要反对口实，即自己“未尝周旋外交界”，也就是缺乏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王宠惠提出辞职之后，广肇公所迅即于12月31日致函孙中山，指出：伍廷芳于外交颇有建树，中外闻名，而值“新政府甫成”之际，“急遽易人，中外疑惑”，请收回前议，以伍廷芳出长外交，“以释群疑，而维大局”。面对王宠惠的辞职和广肇公所的责难，孙中山不为所动，他一方面劝慰王宠惠留任原职，“勿怯也”；另一方面，于1月5日，致函给广肇公所和潮州会馆诸同乡，公开声明：“民国新立，司法重任非伍公不可。”第二天，又在答《大陆报》记者问时，详细地解释了不任命伍廷芳出长外交的原因，其大意约略如下：
本政府派伍博士为法部总长，并非失察。伍君固以外交见重于外人，惟吾华人以伍君法律胜于外交。伍君上年曾编辑新法律，故于法律上大有心得，吾人拟仿照伍君所定之法律，施行于共和民国。夫外交本为一国最要政策，第法律尚未编定，虽有俾斯麦、拿破仑之才，掌理外交，亦将无用。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本政府派伍博土任法部总长，职是故也。
从孙中山的解释来看，他主要强调了临时政府成立伊始，法制建设是临时政府面临的各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伍廷芳又“法律胜于外交”，所以任命伍廷芳出长司法是人尽其才，但是从伍廷芳的资历专长和从政轨迹来看，孙中山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
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县人。早年赴英留学，“学习刑名律例并万国公法”，获得了伦敦林肯法学院颁发的法学博士学位，并且取得了英国大律师资格，成为当时“国人得为外国律师者”的“第一人”。1902年，伍廷芳受命与沈家本同任修订法律大臣，负责筹建修订法律馆，对近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建构和法制意识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辛亥革命以前，伍廷芳的主要精力还是从事外交工作。伍廷芳留英返港后于1878年被第八任港督轩尼诗任命为第一位华人“太平绅士”，1880年又由香港当局聘为例局（今立法局）议员，这期间，他即接受清政府地方官吏邀请办理过一些对外交涉事务。1882年，伍廷芳进入李鸿章幕府，与闻了《中越边界通商章程》《马关条约》等条约的签订，参加了长崎兵捕斗殴事件、北京蚕池口教堂事件等中外纠纷的交涉。1896年，伍廷芳受命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1902年任满回国后，以商部左侍郎、外务部右侍郎等身份，参加了与英、美、日等国修订通商航海条约的工作。1907年，伍廷芳再次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先后主持与美国、秘鲁签订了《中美公断条约》和《中秘条约》。武昌起义爆发后，伍廷芳接受了革命党的邀请，在军政府担任外交工作，作为议和全权代表主持南北和谈。伍廷芳可以称得上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显赫政要，对晚清的法制和外交都颇有建树，但从其宦海沉浮的行迹来看，说他“外交胜于法律”似乎更为妥恰。
阁议缘起及深层动因
孙中山为什么舍弃外交耆宿伍廷芳不用，反而态度十分坚决地任命毫无外交经验的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呢？这是与民初的政情和孙中山对局势的判断息息相关。
首先，面对武昌起义后险象环生的革命形势，孙中山在组织南京临时政府过程中，想要将军事、外交等各项重要权力控制在革命派手中，从而确保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革命性。
武昌起义胜利之初，不仅袁世凯恃兵自重，立宪派、旧官僚等各种势力对政局仍然具有重要影响，而且革命派内部对大总统人选、政权组织形式等问题也是意见不一。12月12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提出的新政府首脑候选人有黎元洪、黄兴、袁世凯和孙中山等四人，由于黄兴力辞不就、黎元洪不负众望、袁世凯还在与民军作战，使得孙中山成为众望所归的人选，但是在革命派内部仍然存在很多不同意见。据胡汉民说，宋教仁早就有推黄兴为大总统，自任内阁总理的意向，章炳麟甚至宣称，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总之宋、章二人都没有推孙之意。孙中山抵达上海后的第二天，即12月26日，孙中山召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当讨论政府组织形式时，宋教仁提议未来政府采用内阁制，孙中山极力反对。他说：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不对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会议从白天开至晚上，双方“面红耳赤，几至不欢”，最终宋教仁“不得不服从党议”，这样实行总统制的政权组织形式才最终落锤定音。
在平息了革命派内部的争论之后，孙中山还不得不考虑如何平衡其它政治势力的问题。从内阁成员构成来看，在9名国务部长中，同盟会员3名，他们是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其余6名国务总长中，有旧官僚2名，立宪派2名，自由派专家2名，由上可见，虽然孙中山也吸收了一些旧官僚、立宪派参加临时政府，但是革命派占据了相对优势，尤其是在9个部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陆军和外交两部总长皆为同盟会员。孙中山虽然倡言临时政府的各项工作中“首重法律”，但实际上孙中山对临时政府的外交工作更为推重。武昌起义胜利后他没有直接回国，而是转道欧洲，主要是他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不难看出，孙中山将临时政府的外交视为各项工作的首务，当然他不想将外交重任委以旧官僚出身的伍廷芳，也就是孙中山所言的“破除所谓官僚资格”之意，任命王宠惠出长外交，实际上是孙中山确保南京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步棋。
其次，从王宠惠的学识、孙中山与王宠惠的深厚交谊、以及王宠惠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国际法学界的广泛影响等角度考虑，王宠惠也是能够得到各方势力接受的外交总长人选。
王宠惠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不是突兀之举，孙中山与王宠惠之父王煜初交谊深厚。王煜初是香港道济会堂牧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院学习时，课余时常到王家攀谈，当时王宠惠虽然年幼，但是也为孙中山的“言论风采”所折服。王宠惠在北洋大学毕业后，赴日本研习法政，参与创办“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的《国民报》，课余则时常赴横滨“谒总理取进止焉”。继而王宠惠转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孙中山赴美时，时常与王宠惠晤谈，甚至在1904年就与王宠惠探讨过尚未成型的五权宪法思想，而王宠惠也协助孙中山起草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王宠惠转赴欧洲研究国际公法，此时他生活十分困顿，驰书求援于孙中山，孙中山即邮去了1500元，以解王宠惠的燃眉之急。此时正值河口之役前后，革命党人需索饷糈急如星火，孙的举动引起了其他同志的不满。孙解释说：一个法学家“可以抵得上雄兵十万”，“王君法学渊邃，且为吾党健者，吾党此时助其成功，即为将来国民政府建立预备也”。“众闻此论，始为释然”。此后，孙中山于1905、1910年两次出游欧洲，皆约王宠惠进行晤谈，并请他在留学生中发展同盟会员，并为革命筹款。
王宠惠也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他不仅是中国留学生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第一人，而且在欧洲留学期间获得了英国律师资格，当选为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更值得称道的是，1907年，他将德文版《德国民法典》翻译为英文，由英国伦敦著名的斯蒂芬斯书店出版，这是当时欧洲最早的《德国民法典》英译本之一。此译本一出版即博得广泛赞誉，成为英美各大学法律学院指定的必读课本，藉此奠定了他在国际法学界的地位。所以，当王宠惠回国后，就受到了政学各界，包括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当他抵达天津时，《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于11月21日在致达?狄?布拉姆的信中，特别介绍了王宠惠，除介绍他具有欧美的留学背景外，强调了他突出的个人能力，称赞王宠惠具有非凡的才华，是将来革命派中最有才智的一位。当王宠惠被任命为外交总长后，莫理循又称赞王宠惠是最为出色的“内阁成员”，这些表明了王宠惠在西方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所以说孙中山任命在西方具有较高知名度且刚过而立之年（王宠惠年仅31岁，伍廷芳已经70岁）的王宠惠出任外长，也是能够为各方所接受的。
面对着关于任命的纷争，当事人的另一方伍廷芳的态度较为豁达，他不仅对孙中山的任命表示了理解，并且竭力说服各方的不同意见，他于1月4日致函广东同乡会，坦言道：
窃维诸君子之意，殆以为新政府对于弟等位置失当，有所不平。然弟等观之，则新内阁之组织除弟廷芳滥竽而外，均甚得人，而诸君子之举动，于公于私，两皆未合……今幸政府成立，受任得人，弟等方可稍息仔肩，藉藏鸠拙，乃不料诸君子未明斯意，转似为弟等鸣其不平，是非蹈旧日官场之积习，即大失我共和国民之人格耶。见满廷未覆，隐患方滋，阋墙之争，最所当戒。举动稍一不慎，满廷知之，必笑我内讧之已起；外人闻之亦以为旧染之未除，此于我民国之前途，关系甚大，故窃为诸君子不取也。开会一事，务祈迅速取消，至认定借款，尤宜照数呈缴，以昭信用……至弟等现在经手事件，犹当竭力进行，即瓜代之后，凡有可为国民效力之处，虽不在位仍不敢不尽其天职也。
王宠惠和伍廷芳的态度可以说都较为妥恰，在孙中山的坚持下，维持了原议，王宠惠长外交，伍廷芳长司法，至此，南京临时政府的组阁风波告一段落。
结 语
通过对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组阁风波的梳理，可以管窥出孙中山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时的心态，也显现出辛亥革命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以及革命派内部的复杂态势。这次组阁风波对后世的民国政局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宠惠担任外交总长期间，积极协助孙中山处理临时政府的外交事务，尤其是在处理泗水事件上成效显著，但在其它问题上则乏善可陈。随后，王宠惠任职北京政府，以出任昙花一现的“好人政府”总理而名声大噪，继而他又出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院长、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成为了民国政坛上的一颗常青树。伍廷芳虽然不便明说，但也心存愤懑，种下了矛盾的种子。后来，在1915年3月，伍廷芳借西人之口，讥评孙中山对于那些“稍识新学，奢然自高，殊无事功之经验”的东西洋留学生，“不加甄别”，贸然“委以总次长之要津，获为专城之重寄”，绝非无的放矢。此后，他与革命派由合作而渐渐疏远。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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