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中国人对物理学进行深入研究,是从20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于上海设立物理研究所,1929年,在北平研究院也设立物理研究所。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南开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20多所大学也相继设立了物理系,除了进行物理教学外,还开展物理研究。193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物理学会。从1932年至1950年,历任会长的是李书华(法国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叶企孙(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吴有训(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严济慈(法国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周培源(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 化学:1907年12月,留学欧洲的7位中国学生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选举了会长、书记、会员,发展会员,开展了一些活动。1922年9月,留学美国的庄长恭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化学会,1925年5月,选举了中华化学会理事会,首任会长王箴(美国密执安大学)。1932年8月,在南京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化学会,推选陈裕光为首届会长。从1932年至1949年,中国化学会的历任会长是陈裕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昭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吴承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张洪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范旭东(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都是留学生出身。 生物学:我国生物学的奠基人是留美学生秉志(美国康耐尔哲学博士)、胡先?(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博士)、钱崇澍(美国伊利诺大学学士、康耐尔大学硕士)等人。1922年,秉志与胡先?、钱崇澍等发起,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由秉志任第一任所长。该所主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丛刊》。1928年,北平建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秉志任所长。秉志、胡先?、殷宏章(美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张景钺(美利兹大学博士)、童第周(比利时比京大学物理学博士)、陈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贝时璋(德国士滨根大学博士)等有突出成就的生物学家都是留学生出身。 社会科学: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各门学科移植到中国来的,也是留学生。以哲学为例,一批留学生将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介绍到中国来,胡适宣扬杜威的实验主义,张君劢、张东荪宣传德国柏格森学说,陈大齐、冯友兰、金岳霖等人宣传新实在论。在输入西方哲学思潮的同时,西方哲学的一套严密的思维方法也随之引入,并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整合。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以留学生为媒介进行的。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上是一批留日学生,随后留法、留苏学生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在社会学方面,据1947年12月的调查,全国144名社会学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中,有10名美国人,其余134名中国教师中,有107名是留学生出身。留学生是近代收回主权外交活动的主持者
留学生熟悉国外情况,熟悉外国语言,西方制度也惯常把外交、军事独立起来,称职业外交官和职业军人,他们较少受政府内阁更迭影响,以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事实上,清末留美幼童回国后,很快在外交领域崭露头角。到民国时期,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成为外交队伍的主体,在外交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清末的100名留美幼童回国后,从事外交行政工作的有24名,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梁敦彦、梁如浩、唐绍仪是他们中的佼佼者。1904年,唐绍仪担任驻英公使,赴印度加尔各答和英方代表就《拉萨条约》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唐绍仪坚持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迫使英国政府作出“让步”,部分地挽回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成立内阁,梁敦彦出任外务大臣,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第一次成为外交最高主官。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留学欧美、日本的留学生先后归国,服务于外交界。据1935年出版的《中国外交年鉴》中的《现任重要外交官及领事官》记载,在外交部86名重要职员中,留学生出身的有73人,占84.88%。从1912年起,正式担任过外交总长的有王宠惠、陆征祥、梁如浩、孙宝琦、曹汝霖、唐绍仪、陈锦涛、伍廷芳、汪大燮、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沈瑞麟、胡惟德、施肇基。除陆征祥、孙宝琦、汪大燮、沈瑞麟等少数几人外,其余全是留学生出身。民国时期一批享有盛誉的职业外交家,如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全是留美学生出身。 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家深受西方思想影响,他们大多具有爱心,在外交工作中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收回部分主权作了很大努力。 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顾维钧据理力争,驳斥日本代表的无理要求,获得各方面广泛的同情和赞扬。顾维钧也因此一举成名。 1920年8月,颜惠庆出任外交总长后,首先取消对帝俄之承认,停止对帝俄支付庚子赔款,同时派人接收了天津、汉口和在华俄人的治外法权。苏维埃政府为此声明表示满意,并希望互派代表建立外交关系。1921年5月20日,颜惠庆主持签订中德复交条约,废止战前德国在华一切特权,并以巨款赔偿我国参战损失,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签订平等条约。同年7月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提出关税自主、交还山东、取消“二十一条”等八项要求。3位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在会上义正辞严,据理力争,在会下则进行广泛交往折冲,争得不少同情,孤立了日本。尽管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不多,但它终究是一次维护主权的外交胜利。留学生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传播者
首先,留学生是西方近代化教育思想的主要传播者。 清末和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教育思想有军国民教育思想、实利主义教育思想、义务教育思想、平民主义教育思想,这些西方的教育思想大多是以留学生为媒介传播到中国来的。以平民主义教育思想为例,最早鼓吹平民教育的是章太炎、李大钊等人。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他提出办刊宗旨之一是“提倡平民普及教育”。辛亥革命后,要求民主的呼声日高,平民教育思想也随之更多受到重视。李大钊于1919年2月发表《劳动教育》一文,主张广泛设立劳工补习教育机关,给工人以知识教育。接着,胡适、蒋梦麟、晏阳初、傅葆琛等一批留美学生回国,也加入了鼓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行列。1919年9月,《教育杂志》出版专号,刊登了数篇留美学生撰写的有关平民主义教育的文章。他们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军国民教育曾使日本一战而败中国,再战而败俄国。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军国民教育的德国却败于平民主义教育的美国及协约国。由此可见,军国民教育已不适于世界潮流,因而提倡平民主义教育。 在中国提倡平民主义教育,且身体力行的是留美学生晏阳初、陶行知、陈鹤琴等人。他们分别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其次,留学生是新式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走出了“学而优则仕”的独木桥,就业选择趋向多元化。不过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的生产力非常低下,产业不发达科学文化事业也很落后,这在客观上又制约了知识分子的就业选择的范围。留学生回国后,就业的主要是从政或教书。尤其教育界是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高等教育界之人员十分之九以上(据民国十四年东南大学、北京师大同学录)为留学生……高等以上学校之科学教师,更无非留学生,现在国内学校科学教师、科学用品与科学教科书者,亦莫不由留学生间接直接传衍而来。” 另有人对193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进行统计发现,在该书收录的1103位教育界名人中,留学生出身的多达904人,占82%。其中留美学生又占了51%。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中,十有八九均是留学生出身。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留学生确实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力量。 留学生是近代中国文学革命的发动者
留学生是中国近代文学革命的发动者。首先,留日学生在大量翻译日文书籍的过程中,大量输入日本语词汇,从而丰富了汉语词汇。本来,日本的汉字,都是从中国一点一画地学过去的。但日本人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借用汉字创造了许多新语。例如“文学”一词,是日本人借用中国成语“文章博学”的字汇而创造的用来代表英语所谓“literature”的意义。现在“文学”一词已融入中文。日本自近代以来,大量翻译西方书籍以输入西方文化。他们遇到难以表述的西方新事物新思想时,就组合不同的汉字来制作新语。例如以“哲学”表philosophy,“说明”表explanation,“断交”表rupture等。上述新词汇,虽然都是由汉字荟萃而成,却非传统中国语文所固有的。据学者研究,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多达800多个。如“一元论”、“二重奏”、“反革命”、“共产主义”等都是。这些现代汉语外来语都是通过留日学生引入进来的。这些外来语的引入,对中国的文章体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现代汉语词汇中外来词的主要来源之一。 如果说留日学生的贡献是输入日语词汇,那么留美学生的贡献则是发动文学革命。这场文学革命的先驱是胡适等留美学生。1917年1月,胡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主张改良文学须从八事入手,这篇文章被称为“文学革命的第一次正式宣言书”,接着陈独秀于2月份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 留学生不仅是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而且在早期文学家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列举一部分: 留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张资平郑伯奇、夏衍、欧阳予倩、丰子恺、穆木天、冯乃超、朱镜我、胡风周扬等。 留美:胡适、陈衡哲、冰心、梁实秋、闻一多、林语堂(美、德)朱湘、徐志摩(美、英)、许地山(美、英)、洪深、熊佛西等。 留欧:戴望舒(法)、李?人(法)、巴金(法)、李金发(法)、艾青(法)、王独清(法)、老舍(英)、朱自清(英)、丁西林(英)、钱钟书(英、法)、刘半农(英、法)、宗白华(德)、冯至(德)、聂绀弩(苏)、韦素园(苏)、曹靖华(苏)、蒋光慈(苏)、李健吾(法)、梁宗岱(法)、朱光潜(英)。 出身不同国度的留学生,将各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如写实主义、浪漫主义、新写实主义等,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使中国文坛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和风格。
除了以上几个领域以外,留学生在中国近代政治、军事、经济上也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辛亥革命以来,在留学生当中既出了几代革命领袖,也出现过拥兵作乱的军阀,既产生了许多爱国的实业家,也产生过卖国求荣的汉奸。但是总的看来,绝大多数人还是那些为祖国近代的事业而献身的人,他们当中有的成了思想家、学者、科学家和教育家,同样的,更多的还是那些几十年如一日终其一生而默默耕耘的人。留学生是近代收回主权外交活动的主持者 留学生熟悉国外情况,熟悉外国语言,西方制度也惯常把外交、军事独立起来,称职业外交官和职业军人,他们较少受政府内阁更迭影响,以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事实上,清末留美幼童回国后,很快在外交领域崭露头角。到民国时期,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成为外交队伍的主体,在外交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清末的100名留美幼童回国后,从事外交行政工作的有24名,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梁敦彦、梁如浩、唐绍仪是他们中的佼佼者。1904年,唐绍仪担任驻英公使,赴印度加尔各答和英方代表就《拉萨条约》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唐绍仪坚持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迫使英国政府作出“让步”,部分地挽回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成立内阁,梁敦彦出任外务大臣,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第一次成为外交最高主官。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留学欧美、日本的留学生先后归国,服务于外交界。据1935年出版的《中国外交年鉴》中的《现任重要外交官及领事官》记载,在外交部86名重要职员中,留学生出身的有73人,占84.88%。从1912年起,正式担任过外交总长的有王宠惠、陆征祥、梁如浩、孙宝琦、曹汝霖、唐绍仪、陈锦涛、伍廷芳、汪大燮、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沈瑞麟、胡惟德、施肇基。除陆征祥、孙宝琦、汪大燮、沈瑞麟等少数几人外,其余全是留学生出身。民国时期一批享有盛誉的职业外交家,如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全是留美学生出身。 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家深受西方思想影响,他们大多具有爱心,在外交工作中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收回部分主权作了很大努力。 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顾维钧据理力争,驳斥日本代表的无理要求,获得各方面广泛的同情和赞扬。顾维钧也因此一举成名。
1920年8月,颜惠庆出任外交总长后,首先取消对帝俄之承认,停止对帝俄支付庚子赔款,同时派人接收了天津、汉口和在华俄人的治外法权。苏维埃政府为此声明表示满意,并希望互派代表建立外交关系。1921年5月20日,颜惠庆主持签订中德复交条约,废止战前德国在华一切特权,并以巨款赔偿我国参战损失,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签订平等条约。同年7月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提出关税自主、交还山东、取消“二十一条”等八项要求。3位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在会上义正辞严,据理力争,在会下则进行广泛交往折冲,争得不少同情,孤立了日本。尽管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不多,但它终究是一次维护主权的外交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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