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中国人对物理学进行深入研究，是从20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于上海设立物理研究所，1929年，在北平研究院也设立物理研究所。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南开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20多所大学也相继设立了物理系，除了进行物理教学外，还开展物理研究。193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物理学会。从1932年至1950年，历任会长的是李书华（法国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叶企孙（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吴有训（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严济慈（法国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周培源（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 化学：1907年12月，留学欧洲的7位中国学生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选举了会长、书记、会员，发展会员，开展了一些活动。1922年9月，留学美国的庄长恭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化学会，1925年5月，选举了中华化学会理事会，首任会长王箴（美国密执安大学）。1932年8月，在南京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化学会，推选陈裕光为首届会长。从1932年至1949年，中国化学会的历任会长是陈裕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昭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吴承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张洪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范旭东（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都是留学生出身。 生物学：我国生物学的奠基人是留美学生秉志（美国康耐尔哲学博士）、胡先?（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博士）、钱崇澍（美国伊利诺大学学士、康耐尔大学硕士）等人。1922年，秉志与胡先?、钱崇澍等发起，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由秉志任第一任所长。该所主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丛刊》。1928年，北平建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秉志任所长。秉志、胡先?、殷宏章（美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张景钺（美利兹大学博士）、童第周（比利时比京大学物理学博士）、陈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贝时璋（德国士滨根大学博士）等有突出成就的生物学家都是留学生出身。 社会科学：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各门学科移植到中国来的，也是留学生。以哲学为例，一批留学生将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介绍到中国来，胡适宣扬杜威的实验主义，张君劢、张东荪宣传德国柏格森学说，陈大齐、冯友兰、金岳霖等人宣传新实在论。在输入西方哲学思潮的同时，西方哲学的一套严密的思维方法也随之引入，并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整合。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以留学生为媒介进行的。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上是一批留日学生，随后留法、留苏学生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在社会学方面，据1947年12月的调查，全国144名社会学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中，有10名美国人，其余134名中国教师中，有107名是留学生出身。留学生是近代收回主权外交活动的主持者
留学生熟悉国外情况，熟悉外国语言，西方制度也惯常把外交、军事独立起来，称职业外交官和职业军人，他们较少受政府内阁更迭影响，以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事实上，清末留美幼童回国后，很快在外交领域崭露头角。到民国时期，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成为外交队伍的主体，在外交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清末的100名留美幼童回国后，从事外交行政工作的有24名，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梁敦彦、梁如浩、唐绍仪是他们中的佼佼者。1904年，唐绍仪担任驻英公使，赴印度加尔各答和英方代表就《拉萨条约》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唐绍仪坚持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迫使英国政府作出“让步”，部分地挽回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成立内阁，梁敦彦出任外务大臣，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第一次成为外交最高主官。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留学欧美、日本的留学生先后归国，服务于外交界。据1935年出版的《中国外交年鉴》中的《现任重要外交官及领事官》记载，在外交部86名重要职员中，留学生出身的有73人，占84．88％。从1912年起，正式担任过外交总长的有王宠惠、陆征祥、梁如浩、孙宝琦、曹汝霖、唐绍仪、陈锦涛、伍廷芳、汪大燮、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沈瑞麟、胡惟德、施肇基。除陆征祥、孙宝琦、汪大燮、沈瑞麟等少数几人外，其余全是留学生出身。民国时期一批享有盛誉的职业外交家，如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全是留美学生出身。 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家深受西方思想影响，他们大多具有爱心，在外交工作中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收回部分主权作了很大努力。 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顾维钧据理力争，驳斥日本代表的无理要求，获得各方面广泛的同情和赞扬。顾维钧也因此一举成名。 1920年8月，颜惠庆出任外交总长后，首先取消对帝俄之承认，停止对帝俄支付庚子赔款，同时派人接收了天津、汉口和在华俄人的治外法权。苏维埃政府为此声明表示满意，并希望互派代表建立外交关系。1921年5月20日，颜惠庆主持签订中德复交条约，废止战前德国在华一切特权，并以巨款赔偿我国参战损失，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签订平等条约。同年7月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提出关税自主、交还山东、取消“二十一条”等八项要求。3位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在会上义正辞严，据理力争，在会下则进行广泛交往折冲，争得不少同情，孤立了日本。尽管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不多，但它终究是一次维护主权的外交胜利。留学生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传播者
首先，留学生是西方近代化教育思想的主要传播者。 清末和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教育思想有军国民教育思想、实利主义教育思想、义务教育思想、平民主义教育思想，这些西方的教育思想大多是以留学生为媒介传播到中国来的。以平民主义教育思想为例，最早鼓吹平民教育的是章太炎、李大钊等人。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他提出办刊宗旨之一是“提倡平民普及教育”。辛亥革命后，要求民主的呼声日高，平民教育思想也随之更多受到重视。李大钊于1919年2月发表《劳动教育》一文，主张广泛设立劳工补习教育机关，给工人以知识教育。接着，胡适、蒋梦麟、晏阳初、傅葆琛等一批留美学生回国，也加入了鼓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行列。1919年9月，《教育杂志》出版专号，刊登了数篇留美学生撰写的有关平民主义教育的文章。他们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军国民教育曾使日本一战而败中国，再战而败俄国。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军国民教育的德国却败于平民主义教育的美国及协约国。由此可见，军国民教育已不适于世界潮流，因而提倡平民主义教育。 在中国提倡平民主义教育，且身体力行的是留美学生晏阳初、陶行知、陈鹤琴等人。他们分别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其次，留学生是新式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走出了“学而优则仕”的独木桥，就业选择趋向多元化。不过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的生产力非常低下，产业不发达科学文化事业也很落后，这在客观上又制约了知识分子的就业选择的范围。留学生回国后，就业的主要是从政或教书。尤其教育界是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高等教育界之人员十分之九以上（据民国十四年东南大学、北京师大同学录）为留学生……高等以上学校之科学教师，更无非留学生，现在国内学校科学教师、科学用品与科学教科书者，亦莫不由留学生间接直接传衍而来。” 另有人对193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进行统计发现，在该书收录的1103位教育界名人中，留学生出身的多达904人，占82％。其中留美学生又占了51％。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中，十有八九均是留学生出身。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留学生确实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力量。 留学生是近代中国文学革命的发动者
留学生是中国近代文学革命的发动者。首先，留日学生在大量翻译日文书籍的过程中，大量输入日本语词汇，从而丰富了汉语词汇。本来，日本的汉字，都是从中国一点一画地学过去的。但日本人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借用汉字创造了许多新语。例如“文学”一词，是日本人借用中国成语“文章博学”的字汇而创造的用来代表英语所谓“literature”的意义。现在“文学”一词已融入中文。日本自近代以来，大量翻译西方书籍以输入西方文化。他们遇到难以表述的西方新事物新思想时，就组合不同的汉字来制作新语。例如以“哲学”表philosophy，“说明”表explanation，“断交”表rupture等。上述新词汇，虽然都是由汉字荟萃而成，却非传统中国语文所固有的。据学者研究，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多达800多个。如“一元论”、“二重奏”、“反革命”、“共产主义”等都是。这些现代汉语外来语都是通过留日学生引入进来的。这些外来语的引入，对中国的文章体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现代汉语词汇中外来词的主要来源之一。 如果说留日学生的贡献是输入日语词汇，那么留美学生的贡献则是发动文学革命。这场文学革命的先驱是胡适等留美学生。1917年1月，胡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主张改良文学须从八事入手，这篇文章被称为“文学革命的第一次正式宣言书”，接着陈独秀于2月份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 留学生不仅是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而且在早期文学家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列举一部分： 留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张资平郑伯奇、夏衍、欧阳予倩、丰子恺、穆木天、冯乃超、朱镜我、胡风周扬等。 留美：胡适、陈衡哲、冰心、梁实秋、闻一多、林语堂（美、德）朱湘、徐志摩（美、英）、许地山（美、英）、洪深、熊佛西等。 留欧：戴望舒（法）、李?人（法）、巴金（法）、李金发（法）、艾青（法）、王独清（法）、老舍（英）、朱自清（英）、丁西林（英）、钱钟书（英、法）、刘半农（英、法）、宗白华（德）、冯至（德）、聂绀弩（苏）、韦素园（苏）、曹靖华（苏）、蒋光慈（苏）、李健吾（法）、梁宗岱（法）、朱光潜（英）。 出身不同国度的留学生，将各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如写实主义、浪漫主义、新写实主义等，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使中国文坛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和风格。
除了以上几个领域以外，留学生在中国近代政治、军事、经济上也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辛亥革命以来，在留学生当中既出了几代革命领袖，也出现过拥兵作乱的军阀，既产生了许多爱国的实业家，也产生过卖国求荣的汉奸。但是总的看来，绝大多数人还是那些为祖国近代的事业而献身的人，他们当中有的成了思想家、学者、科学家和教育家，同样的，更多的还是那些几十年如一日终其一生而默默耕耘的人。留学生是近代收回主权外交活动的主持者 留学生熟悉国外情况，熟悉外国语言，西方制度也惯常把外交、军事独立起来，称职业外交官和职业军人，他们较少受政府内阁更迭影响，以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事实上，清末留美幼童回国后，很快在外交领域崭露头角。到民国时期，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成为外交队伍的主体，在外交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清末的100名留美幼童回国后，从事外交行政工作的有24名，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梁敦彦、梁如浩、唐绍仪是他们中的佼佼者。1904年，唐绍仪担任驻英公使，赴印度加尔各答和英方代表就《拉萨条约》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唐绍仪坚持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迫使英国政府作出“让步”，部分地挽回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成立内阁，梁敦彦出任外务大臣，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第一次成为外交最高主官。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留学欧美、日本的留学生先后归国，服务于外交界。据1935年出版的《中国外交年鉴》中的《现任重要外交官及领事官》记载，在外交部86名重要职员中，留学生出身的有73人，占84．88％。从1912年起，正式担任过外交总长的有王宠惠、陆征祥、梁如浩、孙宝琦、曹汝霖、唐绍仪、陈锦涛、伍廷芳、汪大燮、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沈瑞麟、胡惟德、施肇基。除陆征祥、孙宝琦、汪大燮、沈瑞麟等少数几人外，其余全是留学生出身。民国时期一批享有盛誉的职业外交家，如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全是留美学生出身。 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家深受西方思想影响，他们大多具有爱心，在外交工作中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收回部分主权作了很大努力。 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顾维钧据理力争，驳斥日本代表的无理要求，获得各方面广泛的同情和赞扬。顾维钧也因此一举成名。
1920年8月，颜惠庆出任外交总长后，首先取消对帝俄之承认，停止对帝俄支付庚子赔款，同时派人接收了天津、汉口和在华俄人的治外法权。苏维埃政府为此声明表示满意，并希望互派代表建立外交关系。1921年5月20日，颜惠庆主持签订中德复交条约，废止战前德国在华一切特权，并以巨款赔偿我国参战损失，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签订平等条约。同年7月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提出关税自主、交还山东、取消“二十一条”等八项要求。3位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在会上义正辞严，据理力争，在会下则进行广泛交往折冲，争得不少同情，孤立了日本。尽管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不多，但它终究是一次维护主权的外交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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