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看出蒋介石不想分裂中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6月27日，杜鲁门以共产党占领台湾，将直接危及太平洋地区安全为由，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当时的蒋介石心情十分矛盾。

一方面，以他自己的兵力，不可能守住台湾，因此，他希望美国人帮助他守台湾，希望美国第七舰队这个“保护伞”能长期在台湾海峡存在。另一方面，他也看出美国人有分裂中国的阴谋，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就是他们分裂中国阴谋的一部分。

因此，在美国人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之前和他商谈此事时，他没有表示同意。经过反复思考和权衡，最后他下定决心，即使美国人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也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当美国人公开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时，他决定公开表示自己的这个态度。

6月28日，经蒋介石授权，国民党“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一方面接受美国关于台湾防务的计划，另一方面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仍为各国所公认，国民党接受美国防务计划，自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他特意在声明中表示：“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毛泽东看到叶公超这个声明后说，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不想分裂中国，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1954年12月，美台签署了针对大陆的“共同防御条约”。为了表示中国政府强烈的反对立场，打破美国使台湾海峡现状固定化的阴谋，毛泽东决定给美蒋以一定打击。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了建国以来首次陆海空三个军种协同作战，一举攻克了作为台湾门户的一江山岛。美蒋慌了手脚，他们一方面在台湾海峡增加兵力，另一方面也极力寻求国际上的“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蒋介石各有各的打算。蒋介石寻求国际支持，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多争取一些外援。而美国人则打算借此机会，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搞“两个中国”。美国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搞了一个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急切呼吁通过联合国的斡旋“来停止中国沿海的战斗”。他们还搞了大量外交活动，想通过联合国的介入来实现海峡两岸的停火，把台湾问题从中国一国之内的问题，变为必须通过联合国的国际问题。

对于美国人的这个阴谋，蒋介石也心知肚明，他决定不接受美国总统的这个“好意”。当年2月14日，蒋介石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汉贼不两立”，这也是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他还说：“我决不放弃收复大陆的神圣责任，大陆和台湾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不容割裂。”

毛泽东看到蒋介石这个谈话材料后表示：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蒋介石和美国人考虑的不一样。在毛泽东的决策下，中国政府也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到了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支持，挫败了美国人企图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后来，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特意向蒋介石说了这样的话：美国人是靠不住的。

“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

上世纪50年代末，在实行专制统治的国民党的眼皮下，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情况：台湾有些人，包括国民党内部一些人，也打出了民主选举的旗号，要竞选“总统”。原来，这背后有美国人的阴谋。

美国人见蒋介石对美国搞“两个中国”不配合，就打算把蒋介石换掉，让另外一个更听美国话的人来当“总统”。

在美国人的活动下，台湾政坛上出现了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活动。有人推举陈诚，也有人推举胡适。胡适是个亲美派头子，但他是个文人，没有从政经验，被选上“总统”的可能性不大。于是，美国人就倾全力支持陈诚。美国人支持陈诚竞选，是为了让陈诚当选后，在政治上实现一种过渡，让蒋放弃权力，他们也就便于挟持陈诚搞“两个中国”了。蒋介石对美国人搞这一套的阴谋很清楚。他表面上说同意搞民主竞选，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打算放弃权力。

正当此时，毛泽东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他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了这样的话：“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但凡在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毛泽东的这番话十分明确，我们共产党只希望蒋介石在台湾当“总统”，而且只要是蒋介石当台湾的“总统”，我们就会给他一定的国际活动空间，“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不去”。不仅如此，还要让蒋介石在台湾当“总统”当得“稳”，“给他一点兵”。

毛泽东是特意在外宾面前讲这些话的。这些话也确实造成了很大国际影响。后来蒋介石能够在所谓“总统选举”中获胜，再次当上“总统”，与毛泽东特意讲这些话，给他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是有关系的。

毛泽东和蒋介石第一次派人互相沟通

由于毛泽东与蒋介石在维护中国统一问题上见解一致，在挫败美国人搞“两个中国”阴谋问题上，配合也算默契，加上毛泽东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支持蒋介石当“总统”的意见，因此，蒋介石有了与毛泽东建立特殊联系的打算。

毛泽东也正想争取蒋介石，以便实现台湾和平解放，因此，也愿意与蒋介石沟通。周恩来于1956年5月5日在接见外宾时，请他们给蒋介石传话说：“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会宽恕他的。”蒋介石听了这个话，就更想早日与中共方面沟通了。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国共双方都努力寻找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这个人终于被找到了，他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密切接触，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大陆时，没有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政权工作，也没有跑到台湾去为国民党政权工作，而是跑到了香港。他想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观察者。

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蒋经国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两次找到曹聚仁。一次是蒋经国秘密派一艘小型军舰，到香港把曹接到台湾，与曹密谈如何由曹出面建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沟通渠道。另一次是蒋经国亲自到香港找曹聚仁，与他再次商谈如何与共产党沟通的问题。曹聚仁答应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后，蒋介石就把曹请去了台北。蒋介石、蒋经国在阳明公园会见了曹。会见中，蒋介石向曹表达了自己愿意与大陆沟通的想法，同时告诉曹：“你此番去大陆一定要摸清大陆方面的真实意图。”

曹聚仁于1956年7月到达北京。7月16日，周恩来在颐和园接见了他。周恩来在听了曹介绍的蒋介石的意愿之后，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方针。周恩来说，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目的，就是实现祖国统一。对于台湾，“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

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曹聚仁，对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打算。毛泽东表示：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中起的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他还让曹到各处去走走看看。第二天，周恩来宴请曹聚仁时，告诉他，今后你就是大陆的常客，什么时候都可以来。

此后曹聚仁多次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为国共两党的沟通而奔忙。曹每次到大陆，毛泽东、周恩来都与他秘密谈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话中都表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图，并且答应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后，给蒋介石以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曹也在返回香港后转道台湾，直接与蒋氏父子见面，转告中共方面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

经过多次沟通，国共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一些共识，比如，国共两党都坚持一个中国，都维护祖国统一；国共两党也都有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更重要的是，通过曹的沟通，双方也都有了一定的信任感了。

毛泽东给蒋介石制定了“一纲四目”的宽大政策

炮击金门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曹聚仁并请他吃饭。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不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毛泽东还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

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当在场的有人提出，美国人一走，美国对台湾的军援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曹聚仁问：“那么，台湾人民还可以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吗？”毛泽东答道：“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从上面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蒋介石是采取十分宽大的政策的，前提是台湾回归祖国，不和美国人搞在一起。

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一直心有疑虑，后来，在曹聚仁说了毛泽东讲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的话以后，蒋介石才对毛泽东的话有一些相信，开始考虑毛泽东提的宽大条件。对此，蒋氏父子私下反复议论过，但一直没有提出来。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把曾经提出的给蒋氏父子的宽大政策，加以细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形成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总体构想。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些构想概括为“一纲四目”。毛泽东、周恩来都向曹聚仁谈了“一纲四目”。他们怕蒋介石不放心，还于1963年通过过去与蒋介石、陈诚二人关系都比较好的张治中致信陈诚，在信中转达了“一纲四目”的基本内容。

“一纲四目”的具体内容是：“一纲”：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第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第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第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毛泽东、周恩来在与曹聚仁的谈话中除了再次强调这“一纲四目”的内容外，还强调：过去我们谈的意见，不是我们个人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意见，是官方的，请蒋介石放心。毛泽东还提到，蒋介石有什么条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们一定认真考虑。

曹聚仁到台北后，向蒋氏父子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经过一番研究，决定提出他们的一些条件。他们的这些条件，有与毛泽东想法一样的，也有与毛泽东的想法不太一样的。曹聚仁带着这些意见，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沟通。经过一番努力，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

1965年7月，毛泽东与曹谈话中间，毛泽东亲笔写了一首词《临江仙》，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表达了毛泽东希望蒋介石回大陆安度晚年的诚意。7月20 日，回到台湾的曹聚仁在台北日月潭的涵碧楼，向蒋氏父子介绍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并且向蒋介石转交了毛泽东题的诗。蒋介石看了毛泽东的诗后表示，十分感谢毛泽东的好意。

同时，蒋氏父子根据他们与大陆沟通的结果，拟出了六个条件。蒋氏父子要曹向毛泽东转达这六个条件，然后双方再进一步商量。这六个条件是：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内政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3、台湾不得接受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这些条件，实际上是蒋介石通过曹聚仁和毛泽东多次交涉后形成的，应该说，对双方都有利。特别是在军队问题上、由于毛泽东过去有过让国民党保留一点军队的意见，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能达成统一认识，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可惜由于不久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受到冲击，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疑虑，便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

毛泽东答应把庐山送给蒋介石养老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一纲四目”中没有提到让蒋介石回住庐山的问题，而在1965年7月蒋氏父子商量条件时，却特意把“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写入六条之中。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蒋介石对庐山情有独钟。他喜欢庐山那美丽的景色和宜人的气候。在大陆时，他曾经有13年是住在庐山的。他在30年代初期，在庐山办过军官训练团。之后，他经常在庐山办公，在那里接见各方面政客和外国使节，还经常在那里召开有国民党要员参加的小型会议。1933年蒋介石出钱买下了原为英国西伊勋爵的别墅，并且对之进行了改造，增建了别墅西边的联体副房。购买庐山房屋后，蒋介石每年中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庐山的。

1948年8月，蒋介石在庐山他的住所一块巨大石碑上题写了“美庐”两个字。蒋介石逃台后，整个庐山上的建筑均为国家没收，包括“美庐”，改建成中共中央的招待机关，后来中共中央又经常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

1956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曹聚仁时对他说：我知道蒋介石很惦记他的家乡和他在大陆的一些房产，你可以到处走一走，顺便去那些地方看一看。这样，曹就在当年10月先上了庐山，在庐山住了一个星期，还专门拍摄了“美庐”的照片。他对“美庐”管理得很好表示高兴。之后，曹又去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看到蒋家祖坟保护得也很好。

他回到香港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他到庐山、奉化、萧山、宁波、杭州游历的情况，同时附上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三张是“美庐”的。曹在信中详细介绍了“美庐”受到保护的情况，说：那里面的珍贵物品一样都没有少，都放在原来位置，连宋美龄用过的钢琴也放在原来的位置，餐厅里的银制餐具一样也没有少，蒋介石用过的轿子还摆在原来的房子里。当然，曹在信中也讲道，现在庐山已经归中共中央庐山管理局所有了，剧院等的名称也改了。

曹怕蒋介石对此不高兴，在信的最后写道：“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景，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至意。最高方面，当不至有介于怀？”曹在信中还说：“前年宋庆龄先生上山，曾在庐中小住。近又在整理。这些都是中共方面期待你能回到大陆，到时好请你去游山的意思。那时，你原来的别墅，正好准备你来居住。这个意思，我不能不告诉你。”

曹还给蒋介石出主意说：如果能够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你回大陆的主要居住地应该是庐山。“唯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留庐山，请仔细酌定。”他还说，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他与中共高层共同的意思。没有想到，蒋介石看了这封信后，不仅没有介怀庐山归为中共中央管理局所有，而且十分高兴。他仔细看了三张照片，感慨万千。他让曹向毛泽东表达他的感激之意。

不久，曹聚仁把蒋介石的态度回复给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大方地表示，如果国共第三次合作，蒋介石回大陆，庐山可以作为蒋介石养老的地方。毛泽东把这件事情记在了心里。1959年他上庐山开会时，发现工作人员正欲凿除蒋介石在石碑上写的“美庐”二字，连忙制止，让蒋介石题写的这两个字保留了下来。

蒋介石听到曹聚仁向他转达的毛泽东的这个意思，更加感激毛泽东，同时也把这件事情记住了。在1965年拟定条件时，他特意把庐山要作为自己住所一事写了上去。

晚年的蒋介石曾经密约毛泽东访台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听到大陆方面发生一些极端的事情，对中共的疑虑更深了。1968年，他听说一些红卫兵去了他的老家溪口，炸毁了慈庵，十分气愤。他曾嘱咐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裕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是他不久又听说，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了他家在溪口的一切房产和祖坟，心里对中共高层又产生了十分感激之情。

晚年，蒋介石经常想起他在大陆的日子，想到与大陆沟通的问题。就在他出任第五届“总统”之前的一个月，即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竟把他称为“老朋友”。这个消息在美国和香港传了很久。蒋介石注意到，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对毛泽东说的这句话，蒋介石思考了很久。

此时的蒋介石十分孤立。在国际上，中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则越来越小，连美国总统、日本首相也都访问了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与中共联系有些犹豫。他认为这时主动向中共提出沟通，有点近似于投降。正在蒋介石这么犹豫之时，中共方面却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在大陆，中共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也出面发表讲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中共方面又特赦了国民党数百名战犯和特务，还给他们的一些人安排了工作，愿意去台湾或者香港的，也可任其选择。

蒋介石得到这些消息后，心中佩服毛泽东胸怀之博大，但还是没有采取主动行动。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沟通人选。曹聚仁已于1972年去世。

正在这时，毛泽东却派人来了。毛泽东派的这个人，是章士钊。章士钊也是一个与国共两党上层领导人都有很深交情的人，但他长期在大陆与共产党共事，与蒋介石等当然没有联系，不过，因为他过去的资望，他到台湾来，当然会受到蒋介石的礼遇。当时章士钊已经92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但他还是接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委托，愿意承担沟通两岸的任务。

为了保障章先生的健康，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随侍章先生左右。章先生于1973年5月乘飞机到了香港。他到香港后，就急忙找原来的各种关系，以便恢复与台湾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和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他当时乐观地派他的女儿章含之回北京，要她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各方面关系初步接上，他在香港顶多住三个月即可完成任务回北京。不料，章先生由于劳累，休息不好，于7月1日在香港去世。因为章先生的去世，此次的国共沟通当然就没有建立起来。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实现两岸沟通的努力。找不到合适的沟通人选，他就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向大陆方面打出信号。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

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待：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

他说：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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