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做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就是搞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使新中国有了一个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一定威慑力。建国60年来，我们国家能有几十年的安全，不能不说是享受了三线建设的好处。三线建设，在世界军事史和经济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第一次对苏联人说“不”

建国初期，毛泽东多次提到：我们在经济建设问题上要学习苏联。他们那里有现成的经验，这些经验也是成功的。他们已经“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为什么不学?

上世纪50年代，苏联也是诚心诚意地援助中国。但是，苏联人是按照他们搞建设的思路和习惯援助中国的。当时，在中国怎样建设的问题上，中苏两国高层是共同协商，而协商的结果，往往是中国高层听从苏联高层的意见。苏联高级经济专家和政府首脑曾经提出：中国的经济建设要想快速发展，必须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区搞建设。因此，中国在制定“一五”计划时，基本接受了苏联方面的意见。“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展开的，苏联方面打算按照原来的意见，把援建中国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这样做，工业建设的各方面配套条件较好，企业上马快，见效明显，又可与苏联的工业建设相联系。但是这时毛泽东有了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如果把156项工程全部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和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显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国防工业，都建在与正在打仗的朝鲜相邻的东北地区和易受美蒋飞机袭击的沿海大城市，更不妥当。就在马上要确定“一五”计划的前几天，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找到菊香书屋专门商量156项工程的安排问题。毛泽东说，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实际，不能完全按照苏联方面的意见办。最后，他们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既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又要有自己的主张。

中国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呢?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156个建设项目不能全部放在沿海和东北地区，要安排近一半到西部去。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反复协商。在中苏双方协商的基础上，最后决定：106项民用工业企业的21项，要建在西部地区，44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21项，要摆在西部。这一决策的实施使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西部地区建起了一批轻、重工业。其中，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企业初具规模，并且初步形成了相互衔接的关系。

到了1956年，苏联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此时毛泽东更感到，对苏联的经验绝不能照搬。他认为，苏联人走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走。基于这一考虑，他对我国经济建设布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他看到，我国西部地区虽然已有了一些工业企业，但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底子还很薄，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很大。他说：“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毛泽东的决策下，我国重新调整了经济建设布局，在新的经济建设布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毛泽东特别注意把国防科技工业摆在西部地区。“一五”和“二五”期间，我国的飞机、坦克、火炮、舰艇等重型武器生产基地都部署在西部地区。西安、重庆、成都、太原、兰州等西部大城市也很快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在那个时候，苏联经验几乎是神圣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照搬苏联经验，而毛泽东却敢于对苏联人说了“不”。因为他是从中国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并且是立足于中国的，他思虑的是国家经济长远、全面地发展。

在核威胁下，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中国未来作战新思路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周边局势。1960年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咄咄逼人，妄图反攻大陆;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核战争演习，疯狂扩大侵越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并不害怕，他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并不可怕。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加以对待。为此，毛泽东做出了两个选择：第一个是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毛泽东并不把搞原子弹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他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马利谈话时说：我们也准备搞一点原子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中国要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毛泽东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扎扎实实搞三线建设上，因此，他的第二个选择，就是搞三线建设，而搞原子弹也是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线搞原子弹。所以，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毛泽东是着重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的。他看到：我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在苏美核武器威胁之下。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毁于一旦，而如果敌方使用核武器，后果会更加严重。而西部地区则处于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之外，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蒋的武器装备，都还打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打不到西南地区。

毛泽东的这个考虑，正好与军委总参谋部的考虑不谋而合。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经济布局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全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过多、交通枢纽和港口码头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附近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因此，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袭。于是，毛泽东毅然决定，中止原来“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设想，从1964年起转而加紧进行战备工作。他把他原来的发展西部的思路进一步强化，形成了把我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造成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而把三线作为建设重点的新思路。从1964年5月起，他多次就三线建设问题发表谈话。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战争。在世界上存在原子弹时期，中国没有后方不行。现在沿海地区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搬家是大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大学、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总之，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搞“三线建设”的主张，并且表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毛泽东的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从此，全国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三线建设”全面启动。

三线建设需要大量投资。为了保证三线建设的投资，毛泽东指示，今后新建项目大多要摆在西部地区，现在就要搞勘探设计，不要耽误时间。对沿海地区所有要求增加投资的部门，都不要批，以便把钱大部用到三线建设上去。

毛泽东依据他对于三线建设的总构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这就是：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是我国搞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围绕这一重点军事工程，毛泽东在过去已经调派了很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调派了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三线，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核研制基地在三线地区的建成，为三线建设描上了最浓重的一笔。

毛泽东还亲自选将搞三线建设。他在做出搞三线建设的决策之后，曾选派聂荣臻及不少将军去三线搞建设，一批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如钱三强、邓稼先等也被选派到三线地区搞建设。他曾选派彭德怀到三线去领导建设工作。此外，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在中央，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在地方，先后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个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均由该地方中央局第一书记担任。

从1965年起，我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则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建立起一个敌人战略核武器打不到的，能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实行工农结合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基地，进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

三线建设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效。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196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 面对苏联威胁，毛泽东提出小三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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