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庚子事变，外国列强对中国武装入侵，最终以《辛丑条约》的签订而结束。《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偿列强军费白银4.5亿两，分39 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厘金等税做保证。在这种情形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最先在北京地区由《京话日报》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捐运动，为晚清史涂抹上了一层厚重的爱国色彩。
国民捐运动的缘起
国民捐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是《京话日报》的创办人彭翼仲。彭翼仲（1864?1921）名诒孙，字翼仲，别署归寄道人，祖籍江苏长洲县（今苏州市），却在北京长大。他出身于世代清华的诗礼簪缨之家，先世即以科甲盛于吴中。康熙年间的侍讲学士彭定求、乾隆年间的兵部尚书彭启丰，曾以“祖孙会状”在当地传为佳话，苏州城内葑门附近的三元坊，就是他们家的。彭翼仲的祖父彭蕴章，官至咸丰朝的武英殿大学士和军机大臣领班，他的伯父彭祖贤官至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也都是显宦。
彭翼仲曾经下过7次考场，始终没有得到过多大的功名，只当过通判一类的八品官。丁母忧后，弃官不为，客居北京。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他生活无着，曾经被迫流落在社会底层，因而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更多的了解，同情他们的疾苦。由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他受到过洋兵的欺侮，深感国破家亡之痛，在联军撤退以后，即决心以办报来唤起民众。他先后办过3种报，最先办的是《启蒙画报》，始于1902年夏间出版；其次是《京话日报》，始于1904年8月 16日出版；又其次是《中华报》，于1904年农历十一月出版。
《京话日报》是彭翼仲所办3种报纸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种，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对象，日出铅印一小张，设有演说、紧要新闻、本京新闻、各省新闻、各国新闻、宫门抄、电报、小说、时事新歌、儿童解字、来函和商情广告等栏目，间刊插图。“演说”相当于今天的社论，主要是发表重要的言论。这家报纸曾经停刊过两次，第一次出版到1906年9月29日被查封；1913年9月在彭翼仲主持下恢复出版，只发行了20来天就又因得罪了袁世凯，被再度查封。
《京话日报》的第一大特色是散发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并且把爱国反帝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指导人们如何去实践。从《京话日报》自身来说，它所有倡导的各次运动中声势最大的、得到了广泛响应的，莫如国民捐运动。
梁漱溟的父亲和彭翼仲交谊甚厚，因此梁漱溟得以亲历国民捐运动的全过程。对于国民捐运动的起源，梁漱溟晚年作过这样的记述：有一位热心的读者王子贞先生（基督教友，开设尚友照相馆），自己出资成立了“尚友讲报处”，专替《京话日报》做宣传。他在一次演讲中偶然提到庚子赔款4.5亿银两，莫如由全国4亿同胞一次凑齐还清的话。这话原是报上曾有过的话，他就写成一篇讲词，请彭翼仲阅正修改，随即作为彭、王二人合稿登出来，即是鼓吹国民捐的“演说 ”。不想马上有太医院院判张仲元投函说自己首先捐银200两，促请速订章程办法，早见实行。接连投函者纷纷而来，有个人，亦有集体（如消防队全体官兵），不出5天时间，累积认捐数字便达700多两。于是一篇议论就这样行动具体化起来。那篇讲稿大意说：庚子赔款言明4．5亿两，分年偿付，要到光绪六十几年上才得还完，连利息一起便是9亿两。这是中国人的沉重负担。现在东也加捐，西也加捐，各项加捐，要皆为此。为了抽捐，设局所，派员役，薪水工饭开支而外，还不免若干中饱，末后民间所出的恐怕一百亿两不止。民间负担不了，难免抗捐。官说“土匪抗捐”，民说“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设想。何如全国4亿人齐心合力，赶快一次自动地凑出来，救国救民即以自救。??这样就叫它为“国民捐”。
国民捐运动的发展
张仲元投捐以后不几天，又有一位响应者，是一位旗人，名叫崇普，吃5两钱粮的护军。他说自己祖祖辈辈吃国家钱粮，就是把手足捐出去也是应该，并将一两有余的一小块银子交到报社暂存。这位捐款者似乎很怕别人笑话，一再声明：“诸位可别笑话我，我实在是个糊涂人，所以要做这可笑的事。”
看到了人们的热情，彭翼仲和王子贞立刻着手制定章程，从8月9日开始分4天刊登在《京话日报》上。《国民捐简章》共分16条，对定名、劝导、收捐等都作了规定，国民捐的运动就开展起来了。
在劝捐的形式上，《京话日报》专门辟出一些篇幅，标题“国民义务”4字，每天专登各方认捐的衔名、姓名或集体（仍注明各个人名）和捐款数。由于认捐一天比一天踊跃，所占篇幅愈来愈大，势非另想办法不可。到426号报上（距其开始不过50天）即宣布其暂停，将其另印出一附张，随报附送。此后除有关国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在新闻栏登出外，报上即不再见认捐人名和数字。
在报上刊出的认捐人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达官显贵，他们的示范作用不容小觑。以庆亲王为首的5位军机大臣就都捐了，其中庆亲王奕?捐银 5000两，鹿传霖、瞿鸿?、荣庆、徐世昌、铁良各捐银1万两；管理内务府大臣世续下堂谕于内务府三旗来提倡；吉林达将军自捐1万两，还募集了4万多元；广东岑制台、河南陈抚台皆各捐1万两；直隶（今河北省）同乡京官全体则集合在松筠庵会商认捐及向全省劝捐事宜。
口头宣传是国民捐运动获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京话日报》在京城内外开办有许多阅报处，讲报人利用这个平台广为宣传。此外还有很多热心人帮助宣传，比如“武强县知县杨太令登县城内戏台演讲国民捐。并说创议国民捐的意思名为还国债，其实是各人还自己的债，并不是给国家聚敛民财。愿大家生爱国的热心，本官也不能勒派。听的人无不感动，各村正副董事一齐办起来了。”（《武强县登台演讲国民捐》，《京话日报》第569号）
官员的鼓动应该具有比较大的说服力，普通百姓的演说也有不俗的效力，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向公众演讲国民捐的好处。“固安县财神庙，新近开台唱戏，四乡来听戏的人，真真不少！本地志士王钰见这些人聚在一块儿，很是个好机会。趁着这个当口儿，正可以演说演说，叫他们也明白明白时事，心里盘算得很高兴。等到歇了戏，他就登上戏台，抖起精神来一演说，说的人人要落泪。后来就提到国民捐，大家无不感动，连庙里的和尚带做工的苦人，全要认捐，其余的人也就不待细说。请看演说的力量，效验大不大？可是有一节，演说也得有学问，随便瞎说那还是不中用。”（《登台演说》，《京话日报》第398号）这个王钰志士的演讲才能很是不错的，居然能够让和尚、苦工都来捐款，可见当时社会舆情之一斑。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起，户部银行（户部即当时的财政部，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设立捐款总经收处，开始正式收捐。户部银行对于收款即行生息，声明如国家将来不提用，便本息一并发还。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1906年9月29日），《京话日报》因《中华报》刊登《保皇党之结果》的报道受到牵连而被清廷警务部查封，彭翼仲被发配新疆，国民捐运动逐渐消沉下去。《京话日报》被封前1个月，北京户部银行共收捐银36万两，后来有的按规定退还本人。但到辛亥革命时，大清银行里还有国民捐款90多万两。
国民捐运动中的感人事迹
从《京话日报》的新闻中，我们能够知道一些贫苦人愿捐的感人事迹，下面就摘抄两则来自直隶省境内的消息：
1.自费印刷宣传国民捐
有一位李君，自称李凉心（凉、良同音），也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君子。按着字面上说，李君的心可是凉透了，他所办的事却比说空话的人心更热。自从看了八月初四日的演说，把那张报纸拿到刷印局，重新印了一百张，印刷局多送了他二十三张，凡印此等物件，不能多算工价。跑到各铺户去送人，有爱看的，有不明白他的用意，回复说不看洋报的。李凉心苦口傻劝，劝醒了的也有好几位了。可惜手中钱少，不能多印，散一张要得一张的益处，除非先用口说。可见天下的事情绝没有容易办的，不但无自己的便宜，外带着还得赔钱。办一件好事，必得出几个大傻子，机灵鬼儿都检现成的办，并且还是一毛不拔。（《心血不凉》，《京话日报》第415号）
这位李君是保定人，他把印有《普劝四万万同胞努力报效国民捐》的报纸自费印刷出来，并且苦口婆心地劝说人们报效国民捐，确实很感动人。
2.老农自认国民捐
固安县有一个老农姓潘名耀宗，并不认识几个字。听见国民捐的事，特意来京打听。据说在家听说此事，官不压制，差不经手，随心量力，大家还大家的债，心里实在喜欢。近新典了一项地，算计着每年出产总有一百两银子。情愿把这项钱报了国民捐，并愿年年捐一百两，认捐五年。天下的事勉强存的总不自然，像潘耀宗这五百银子，又谁来勉强他呢？出在一个不识字的老农，可敬又可敬呀！（《老农仗义》，《京话日报》第423号）
一个不识字的老农，自愿捐出5年的土地出息，公心自然值得表彰。如果天下人都像他那样仗义，国民捐的事情可能会办得更好。
另外，涿州在监囚犯亦有31人投函认捐，而远远的南洋群岛华侨亦闻风响应，可见国民捐运动的影响之大之远。上海吴芝瑛女士有感于北京国民捐而兴办女子国民捐，并号召全国女性各立分会，称“赔款一日不了，此捐一日不停”。吴芝瑛女士的母亲也来支持女儿，创办山东女子国民捐。这些普通人的热情足以令今人感动，没有强制，没有命令，只有那一份份的满腔热情成就了国民捐的巨大成功。
国民捐运动中的不和谐音符
国民捐运动中也有不同的声音，质疑、反对、挑唆等等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多多。一般情况下，对国民捐持反对态度的多为乡下的恶劣士绅和农民，借着乡下风气闭塞的环境把持舆论，迷惑乡民，给国民捐运动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城内有一位热心的志士朱九丹倡议劝办国民捐，并立演说收捐处。自己首先捐银40元，邀请村中几位正绅，分任劝导的义务。事情初有点眉目，就出了一个劣绅，绰号人称土圣人。素常把持公事，鱼肉乡里，最喜与新学反对。他就在各村镇散布谣言，说是你们要上外国捐吗？真是糊涂极啦，本村修庙迎神许多的善事全不肯捐，为什么你们全捐在外国去呀？如果给外国捐一元，本村必须捐十倍才对，这种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好厉害呀！好厉害呀！乡下的愚民知道什么，土圣人一句话真比上谕还要紧，顶好的善举，被他几句话破坏了，你说可气不可气，可笑不可笑！这种小人到处都有，我敬劝直隶的同乡，我警告热心志士，千千万万想法子防范这种人，国民捐才能够办起来，国民捐才有个告成的日子。（《请看永清县的土圣人》，《京话日报》第626号）
“土圣人”就是把持乡里的一个典型。可话说回来，他为什么能够得到好多村民的支持？恐怕跟村民的视野狭窄、唯恐上当的心理有关。
文安县胜芳镇（今属霸州市??编者注）是京南有名的地方，富户大商实在不少，可惜没人劝导，多半都是顽固。有两位绅士认了点国民捐，心想着提倡起来，别人必然都肯认。却没有想到乡民不明白国民捐的意思，反笑话他们是冤大头，传遍乡村，当做笑话，说这两个人白扔银钱，可怜不可怜！二位绅士，若有热心的，非赶快提倡演说不可。”（《乡人糊涂》，《京话日报》第634号)
乡民的愚昧才是最大的隐患，他们不能够理解国民捐的益处，只是从自己的狭隘思想出发考虑问题，使得开明绅士也无法起到好的带头作用。
此外，有些官员用命令方式劝捐，引来民众的怨怒。例如，河南府永宁县知县不仅不给民众讲道理，专用压制手段，还借端勒派，引起百姓围城事件。再如，北京镶黄旗汉军的国民捐一律从饷银里扣，官员扣了也不交给银行，兵丁很有怨言。所有这些，都对国民捐的声誉产生了不良影响。
国民捐运动是晚清时期一次规模较大的自发性的国民义务行动，尽管当时还没有“公民意识”这类的词语，但是这场运动还确实称得上是公民意识的集体觉醒。从总体效果上评价，国民捐运动获得了极大成功，尽管其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彭翼仲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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