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原子弹轰炸广岛后，远在偏僻之地的毛泽东是什么反应？赫鲁晓夫拒绝了在核建设方面对我们提供帮助，后来为什么又有了新的变化？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搞“两弹”，对当时的国家经济真的有致命影响吗？

回顾新中国走过的辉煌历程，研制“两弹”（导弹、原子弹）是非常值得自豪的篇章。新中国仅十几年就掌握了远程导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这一震惊世界的奇迹，与毛泽东在几个重大关键时刻的决策密不可分。

毛泽东于1945年广岛核爆炸后知道了原子弹，马上严厉批评了渲染其恐怖的《解放日报》负责人，表现出既重视又藐视的态度，其精辟见解和从容气度让今人也为之钦佩。

1945年8月6日原子裂变的火球在广岛出现前，研制这一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在几年间严格保密，连美国副总统长期也不知道，世界上的人们几乎都是在第一次核轰炸后才知道了原子弹。

8月9日，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一消息，并加上了“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的标题。

据当年报社的同志回忆，这天大家开庆祝会时，毛泽东却打来电话找到社长博古，批评这是“政治性很强的原则错误”。接着，毛泽东又把负责编辑的同志叫到枣园，严肃批评了一个多小时，认为不应该如此渲染原子弹的威力。

翌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的树荫下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谈笑风生纵论天下时谈到原子弹——开始翻译说成“scarecrow（稻草人）”，他认为译成“Paper Tiger（纸老虎）”才准确。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这句世界性的历史名言表现出的宏大从容气度，恰恰是敢于同美蒋反动派斗争并赢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并非不重视原子弹，看到爆炸的首篇报道便批评报社，就反映出他从一开始就预见到核武器所具有的物质破坏和精神威慑的双重作用。

广岛、长崎腾起的蘑菇云，给当时还套着几重枷锁的中国人带着新的压力，基本停留在农业社会的神州古国此刻还不能生产重型坦克、飞机等热能装备，核能武器的出现又会把中国远远抛在世界武器发展跑道的后面。在延安时期的困难条件下，毛泽东侧重于以豪迈的精神对抗威慑；一旦有了国家政权，他便准备以“跨代”的方式掌握具有巨大物质力量的原子弹。

1954年秋天，广西传来发现铀矿的消息，这使毛泽东确定决心具备了最起码的物质基础。毛泽东于何时确定搞两弹的决策？通常认为是1955年，其实1954年秋在会见赫鲁晓夫时便已初步确定。

1954年10月3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正式会谈，在双方的蜜月气氛中，毛泽东提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询问在这方面能不能有所帮助。赫鲁晓夫听后马上露出惊讶的表情，接着说：“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并认为中国如果真的搞核武器，现在就是把所有的电力都投入进去也不一定够用，苏联可以帮助先建一个小型原子堆，以此培训一批干部，并接收一些留学生去苏学习。

1989年至1992年间，我曾多次到位于木樨地的师哲家中，坐在那张简朴的客厅里，听这位长年给毛泽东当俄语翻译的老人讲述过与赫鲁晓夫的一次重要谈话。据师哲回忆，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正式提出准备搞核武器，不过却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

此刻中国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二年，仍然连一架飞机、一辆汽车都不能制造，却想搞最尖端的工业科技结晶的核武器，难怪会让赫鲁晓夫吃惊。当时从外部条件看，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对新中国一再实施核威胁，苏联“核保护伞”根本靠不住。

中国出兵入朝时，苏联担心引火上身，连出动空军掩护的诺言都能背弃，到危急关头还肯冒核大战的风险以原子弹掩护中国吗？从国际地位和世界战略格局考虑，正如法国总统戴高乐那句名言所说：“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算是大国”。

站起来的新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恢复大国雄风，也必须拥有核武器。从内部条件看，中国虽然缺乏工业基础，却有一批从国外回来的具有世界级水平的科学家。

苏联当时为解决核原料匮乏而与中国联合进行铀矿勘探开发，1954年秋天从广西传来发现铀矿的消息，这使毛泽东确定决心具备了最起码的物质基础。

赫鲁晓夫委婉地拒绝毛泽东的要求，表现出想垄断核武器以保证其对华“老大哥”地位的心理，也是对中国工业科技水平的轻视。按他的许诺，只援建一个实验性质的小型原子堆，再从头培训些科技干部和留学生，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起步。

中共中央接受了苏联很有限的帮助，又考虑到时不我待，随后自己便开始起步……

赫鲁晓夫走后三个月，毛泽东便确定了开始发展核武器的决心，并在中央会议上拍板说：“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如何把原子弹投向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飞机乎？导弹乎？”

1997年笔者作为总撰稿创作电视片《辉煌》时，摄制组采访了当年任地质部党组书记的刘杰。他曾和李四光、钱三强参加了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举行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事隔几十年后述说会上的情景仍是记忆犹新。

那一天下午，几十位中央领导及有关负责人聚集在颐年堂会议室，毛泽东开宗明义地便说：“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接着，李四光、钱三强带着矿石、仪器在现场进行了讲解和辐射演示，领导人们围过来有的亲自试一下，有的提问题。经过研究和听取汇报，认定我国已有发展核事业的物质基础和一定的科研力量。会上毛泽东一面听讲，一面吸着烟深思，征询了各种意见后最后总结说：“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在三个多小时的会议后，从不愿宴请党内同志的毛泽东破例留大家吃饭并准备了酒。这种先听取专家意见，经过充分科学论证再下决心的态度，是我国核事业后来兴旺发展的前提。人们也不禁由此感慨，若是1957年以后的各项决策都能如此，那该有多好！

原子弹以及比它威力更大的氢弹只是爆炸物，要把它投向敌方以形成有效打击力，又需要可靠的运载工具。轰炸机或是火箭发动机驱动的导弹，是两种最有力的运载手段。当时国防科研系统内产生的一个重大争论，便是以哪种运载手段为研究重点——“飞机乎？导弹乎？”

通过反复研究，多数人认识到，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拥有强大的远程航空兵，研制出了轰炸机，在无制空权的情况下也难突防进入敌后纵深。于是，中央军委确定了“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这使研制工作一开始便有了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指针。

1964年10月中国试验成功原子弹时，美国有些人还讥笑是“有弹无枪”。其实1960年11月中国便试验成功了国产的近程地对地导弹，又于1964年9月将国产的中近程导弹试射成功并进入批量生产。原子弹生产出来，便可以“两弹”结合，形成远程核打击力量。

当赫鲁晓夫在国内处境狼狈需要中国的支持时，我方及时抓住这一时机，争取到他同意提供核技术并援建有关工厂。两三年后苏联虽翻脸变卦，不过此前的援助毕竟使我们受了益。

1957年苏联在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了松动，很大程度上出于赫鲁晓夫个人的考虑。此刻他因波兰、匈牙利事件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党内的莫洛托夫等元老也想推翻他，赫鲁晓夫便想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巩固其动摇的地位，这又需要毛泽东的支持。中共中央抓住这一时机，于6月18日让聂荣臻会见苏联驻华经济技术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国防新技术的援助要求，7月20日苏联政府便回复同意，并请中国派团去谈判。

9月间代表团赴苏后，赫鲁晓夫表示说，原子弹、导弹都会给的，同时又请毛泽东到莫斯科来参加国际会议。面对着这个事实上的政治交换条件，毛泽东采取了高超的策略原则，起初态度含糊，10月15日正式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才正式同意去莫斯科。

90年代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证明，赫鲁晓夫下令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时，曾排除了军方的强烈反对。他的地位巩固后，见中国又不服从其“指挥棒”，便于1959年6月在原子弹样品已装箱准备运华前下令停运，翌年8月又撤退了全部专家。

对这种背信弃义予以谴责无疑是应该的，不过也要承认，中共中央前一段争取到的苏援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80年代后期，笔者曾向长期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周家鼎请教过这一问题，他以很公道的态度评说：“苏联撤退专家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程，可是我们完成它毕竟比新建省力多了！”

毛泽东认为苏援断绝“极好”，在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时支持了继续“上马”的意见……

1959年6月，苏联中断了原子弹等重要项目的援助，7月间中共中央便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毛泽东还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1961年夏天，当全国面对饥荒开始调整国民经济时，中央对核工业出现了“上马”、“下马”这两种意见之争。毛泽东面对这一争论，亲自征询聂荣臻等人的意见，批准了8月间国防科委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后来有些不明历史宏观情况的人曾抱怨，经济那么困难时何必节衣缩食搞原子弹。其实，“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不过是形容词，正如毛泽东于1961年9月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所讲的：“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我们用很少的一点钱搞试验。”60年代初期我国的国防费用每年仅几十亿元人民币，其中每年投入“两弹”的不过几个亿，对经济出现的困难和后来的恢复都产生不了多大影响。

中国掌握“两弹”用了远远少于美、苏、英、法的经济投入，其政治军事意义却极为巨大。

中国继1964年爆炸原子弹成功后，又于1967年成功试验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这种数量虽小、却使任何人不敢轻视的核反击力量，成为保卫我国安全的无价之宝，同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此过程中的探索，恰恰又代表了对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成果的追求。

受访者：师哲、刘杰、周家鼎等

采访/撰稿：国防大学教授徐焰

采访时间：1985年~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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