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少帅张学良在西安绑架了蒋介石。我对这个事件很清楚，因为我是当时少数几个在场的外国人之一。W.H.端纳，那个浅棕色头发的澳大利亚人,当时是少帅和蒋总司令的高级顾问。这件事，他比包括蒋总司令、蒋夫人和少帅在内的任何人都要知道得多，可他至今还保持着沉默。

　　我给少帅开的那架波音-247飞机，也是蒋总司令最喜欢的交通工具，当时成了联络张学良部、南京方面以及中国其他各方面力量的主要工具。

　　事变发生后，有的在积极备战，有的想折中调和，有的则是静观其变。蒋介石夫人就是这时抵达西安的。可以说，她是在一种非常紧张的局势下降落的。此时，中国有四股军事力量卷入了西安事变：忠于总司令的和不忠于总司令的同盟军，还有少帅和杨虎城将军各自的军队。这四方面都在积极备战，战争一触即发。城墙外面，人们正在挖一条长达几英里的纵横交错的战壕。每一个可能要交火的地方，人们正在修筑机枪掩体，同时安置用来打飞机的高射炮。士兵们的岗哨无处不在，城里所有的店铺都用木板把门脸儿堵严实了。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安城的西边。每一辆马车、卡车都要经过彻底检查，看它们有没有运载粮食和燃料。

　　人们都在说，这次谈判将会有一个和平的结果，然而，军事方面的种种乱象跟这些谣传形成了明显的矛盾。我见到了少帅，他看起来精神很好，也很高兴，尽管他看上去好像很多天都没怎么睡觉似的。他说这儿不会有更多的战斗了，并要我转告传教士不用担心。他补充说，万一真的打起来，他会提供军用卡车护送他们到安全的地方。关于在中国飞行员之间盛传的他将要飞到俄国然后到欧洲的谣言，他未置一词。不过我注意到，有两个身着俄军军装的飞行员正察看机场上那一长溜被扣的军用飞机。

蒋介石与张学良合影

　　与此同时，少帅住处背后的总司令的房间里，正发生着一些令人吃惊的事。端纳对局势了如指掌，尽管总司令根本不答应，他还是劝说总司令见一下黑胡子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听听红军方面是怎么看待这一争端的。

　　圣诞节的早上，温格特不见了。通常是我睡得晚他起得早，所以我也不担心，以为他在机场呢。吃午饭时他还是没有露面，我感到很恼火，因为头天夜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一块分享那最后一听橘子罐头来庆祝圣诞节。现在我只好独自一个人吃了。橘子没有原先那么好吃。我快吃完橘子时，厨师报告说，少帅的汽车在等我。于是，我立刻上了汽车，火速赶往少帅府。少帅把我带进密室，问我能否在十分钟内准备好飞机离开西安，我说可以。

　　上了汽车，司机急速将我送回家。我抓起行李包，叫上塔兰丁，急忙向机场奔去。等到了机场，我发现这里已经有少帅的四支队伍在警戒。他们全都脸朝外，枪上装好刺刀，子弹上了膛。汽车在飞机旁一停，我就立刻跳下车，把发动机下面的几个加热炭炉猛地推到一边，扯下帐篷盖子。到机场后一分钟，我就做好了起飞的准备。此时，我注意到机场一角，有一大群学生手举闪闪发光的横幅大标语，旁边还有一支管乐队，他们操着锃亮的乐器站在那里。

20世纪30年代华清池

　　少帅的三辆小车全速驶向飞机，随后我听到了拐弯时轮胎那又长又尖的刹车声。学生们看到小车到了飞机跟前，纷纷向前拥去。少帅从第一辆车下来，命令士兵把学生往后推。在场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很激动。少帅钻进机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位上。稍后我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带着美国腔说：

　　“准备好了吗?”

　　我转过身去，看见了一位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中国女人。这位女士当时坐在机舱左手的前排，她便是蒋介石夫人。她的到来使我更想搞清楚此行的目的，因为她的德国军官和德国乘务员就站在离我们一百英尺以内的地方。

　　“好了，”我回答说，“随时可以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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