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地说，1925年以前的贺衷寒，即使不能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还是可以划入革命青年或思想激进的青年之列，他虽然对共产党的某些领导(如张国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还是基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的，至少也可以说还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同时也确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抨击北洋军阀的统治方面，尤为突出。从1925年开始，贺衷寒就明显向右转了。此后、他就一直充当反共的急先锋，与无产阶级为敌。正如他的同僚好友袁守谦在其墓志铭中所说：“……自(民国)十四年参加孙文主义学会之创立，迄于病革绵(左右缀之右)之时，固未尝须臾放弃其挞伐之责任(指反共)。”

　　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因为羽翼尚未丰满，在处理国共两党和黄埔两派的纠纷中，虽然貌似公允，但他在骨子里是反共的。他实际上是右派势力的组织者和保护者，他在1926年上半年一手制造的陷害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亲自提出的排挤共产党员的《整理党务案》，就是他反共嘴脸的最早公开暴露。贺衷寒、缪斌、潘佑强等右派黄埔学生，对蒋介石当时的所作所为及其真实用心，在实践中也逐渐心领神会，他们实际上已把蒋介石作为自己的总后台，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庆集其“反共”的纛阴之下。这还得从黄埔岛上开始出现相互对立的两条阵线的斗争说起。

　　就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后不久，广州的反动势力就阴谋利用商团组织暴乱。为对付商团，1924年8月经蒋先云、李之龙、杨其纲、陈赓、贺衷寒等人发动，驻扎在广州的粤、桂、湘、滇各军的军官学校和海军部分军阀的革命军人，开始联合起来，并以“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的名义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后经报请党代表廖仲恺和校长蒋介石同意，代表会于1925年1月25日推举蒋先云、曾扩清、贺衷寒、何畏能4人负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1日，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贺衷寒担任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在成立大会上，他代表“青军会”宜读了3点志愿：一竭诚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二暂不做后起的军阀;三与农、工、商、学、妇各界大联合，一致进攻帝国主义与军阀，他还在当时第一期《青年军人》杂志上发表了一向《青年军人与军阀》的文章，历诉了近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军闷的罪恶，指出中国的祸乱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闷造成的，号召青年军人要打倒军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战。

　　青年军人联合会创建初期，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其领导人的想法比较简单，都想以这个组织来团结在粤的青年军人，削弱军间派系的势力，打倒陈炯明。到1925年的二三月间，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消息传到广州，人心颇为不安，国民党右派势力便开始抬头，乘机加紧活动，并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大肆加以攻击，惊呼“青军会是共产军”。当时，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里有名的“大炮”、强硬的反苏反共分子谢持，正在广州大沙头医院“住院”，黄埔军校中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王柏龄，便趁机把谢持请到黄埔岛，让他到接近右派观点的学生中游说。谢持说：“国共合作，实在是孙先生做的第一件大糊涂事。共产主义是豺狼蛇蝎，与豺狼蛇蝎焉能为伍。”又说：“孙先生年纪大了，虑事难免不周。我辈正当壮年、为党为国，都不可不中流涉险。”他还进一步煽动说：“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趁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都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他还对贺衷寒等人说，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们在里边工作是为共产党做嫁衣裳，等等。贺衷寒听着谢特的演说，很自然联想到张国焘那张讨厌的嘴脸，又回忆起在青军会内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每每与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员意见不一致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称赞谢持“见解精辟”。在谢持、王柏龄等国民党右派的煽动拉拢下，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这些平常与共产党同学关系不太和睦的学生，思想迅速向右转，当场就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大骂共产党。

　　为了对抗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主意，这就是以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名义，组织一个“学会”，以此来联合右派势力。1925年4月24日，在蒋介石、廖仲恺的支持下，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立的又一个军人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早期也称“中山主义学会”)，发表通电，宣告正式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就是贺衷寒和潘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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