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善于从长远出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预见;他也善于从全局出发，进行战略部署，绝不因小失大;他还善于把握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及时调整外交战略，最大程度地为中华民族赢得利益。

着眼长远的科学预见

毛泽东曾经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这可谓对毛泽东战略思维的最好注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一时处于低潮，而反革命力量却异常强大。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用各种手段残酷镇压革命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倒在了血泊之中。

中国共产党人不甘于坐以待毙，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但是反革命的力量异常强大，红军在强敌的“围剿”之下处于危险境地。面对这种敌强我弱的严峻局面，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以及党内其他一些同志对红军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长远出发，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科学预见。1930年1月5日，他写了给林彪的回信，就是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信中，毛泽东除对右倾悲观思想做了批评外，更多的是阐发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毛泽东写道：“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2 of 10 他强调指出，红军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目的是勉励林彪及其他一些红军指战员振作精神，克服悲观心理，激起他们对于在农村创造大片红色割据局面的热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走了毛泽东所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如果没有毛泽东这种科学预见，就不能回答当时广大党员心中的疑惑，就不会有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可能使中国革命在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条件下胜利发展。杨尚昆在《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书中说道：“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什么?中国革命用什么方法才能取得胜利?长期以来，我们党包括中央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是毛泽东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常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是毛泽东以其深邃的历史眼光顺应了历史潮流。抗战时期，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曾经提出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成功地战胜他的众多对手而成为公认的领袖?”通过接触和深入的了解，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他目光远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力，中华民族能不能抵挡住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将敌人赶出国门，这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疑虑。“亡国论”和“速胜论”颇为流行。国民党亲日派到处扬言“亡国论”，说什么“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而共产党和革命阵营内部的盲目乐观派则低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鼓吹“速胜论”，甚至认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为了揭露“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撰写了军事名篇《论持久战》。毛泽东通过考察、分析、比较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并描绘出抗日战争战略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三个阶段的蓝图，坚定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和信心。1945年9月2日，在日本投降正式签订投降书的当天，美国的一家报纸发表了这样的文章《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文章说，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永远都是正确的;毛泽东的科学预见就像总设计师似的准确，而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也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的审时度势、高瞻远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随着重庆谈判的进行，中国一度出现了和平局面。但是自恃拥有美国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蒋介石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很快发动了内战。当时蒋介石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430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只有61万的正规军、66万的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127万，双方兵力对比悬殊。

蒋介石对发动这场大规模的战争充满了自信。1946年6月，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部队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特种兵以及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他还提出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声称“因为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而他们匪军则是绝对没有的”，因此“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战争是敌对双方实力的竞赛。面对国共双方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战胜蒋介石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首先需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出回答的问题。

毛泽东科学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揭露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他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得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1946年8月6日下午3时，雨后初晴的延安空气格外清新。在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斯特朗见到了毛泽东。看到客人来了，毛泽东走出窑洞，来到院子里欢迎。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他那天特意穿了一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们一起坐在窑洞门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旁，娓娓而谈。

毛泽东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很多问题。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列举了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力量从表面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当斯特朗十分担心地问毛泽东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爽朗地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原子弹当然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最后又谈到蒋介石发动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期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一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种预见是多么正确。1960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这篇文章中，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这次谈话。文章说：“毛主席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一生，就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面对现实、回顾历史、预见未来的一生。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着眼长远，都对革命和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前景做出过科学预见。这些科学预见，作为行动的先导，一次又一次使中国人民看清了前进的方向。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胸怀全局的战略部署

战略思维要求着眼大局、胸怀全局，不能只盯着局部，只有这样才能够不因小失大。毛泽东也曾经说：“没有全局在胸，是投不下一着好棋的。”在井冈山时期，在黄洋界的荷树下，原来有一块小草坪，每当毛泽东和战士们挑着粮食从宁冈登上黄洋界在草坪上歇脚的时候，战士们总是喜欢围坐在毛泽东的身边听他讲革命道理。有一次，他问战士，站在荷树下能看多远。有的战士回答说：“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江西。”有的说：“还可以看到湖南。”毛泽东接着大家的话说：“对，我们革命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站在井冈山，不仅要看到江西、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毛泽东的开阔胸襟、全局视角、战略思维溢于言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曾经一度对和平比较乐观。但是形势的发展促使中共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到了准备对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毛泽东对经营东北分外重视。因为东北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同山东半岛相望，人口3000余万人，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于是，急迫地想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增强美国对苏联的力量，进而维持全球均势，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作为一个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当然注意到美方所作出的姿态，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引人注目地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次日会见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种事情的发生当然不是偶然的。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向斯诺透露了欢迎尼克松来华的意思。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翌年2月尼克松亲访中国，并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逐步恢复，不仅使双方放弃了敌对立场，而且为两国联合抗苏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10 of 10毛泽东敏锐观察到国际局势发生的变化：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由于美国的削弱和与中国关系的改善，中美矛盾已从主要矛盾降到次要矛盾;而苏联的扩张和武装挑衅，则使它与中国的矛盾激化，由次要矛盾升为主要矛盾。为此，毛泽东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反帝、反修”而主要是“反帝”的国际战略，适时地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一条线”的思想。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所谓“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都在这条线上;“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的所有的国家。“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想是毛泽东新的外交战略，其主旨就是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国家，即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所作出的新的国际战略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开展外交工作的。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毛泽东制定的各个时期的外交战略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总的来说是顺应国际形势及世界格局变化的，也符合国内政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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