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的前身是水手行帮

说起青帮，大家都知道它是清末民初三大秘密会党之一（另两个是洪门、红帮），也是近代上海一支非常重要的隐秘社会势力，当时盘踞上海滩的军政要人如张仁奎、张树声（冯玉祥部下），世家子弟如袁克文（袁世凯次子）、阮慕白，商界闻人如虞洽卿、顾竹轩，黑社会大佬如黄金荣、杜月笙，等等，都是青帮中人。青帮跺一脚，半个上海滩都会抖三抖。

青帮又名清帮、安清帮，其来历可以追溯到清初的漕运水手行帮，与明清秘密宗教罗教也有极深的渊源。青帮秘籍《通草》是这样记述的：

“康熙皇帝又为南漕朝夕踌躇，意将南方诸郡民税漕粮移运北京，以为满蒙禄食。传旨午门外张挂皇榜，招募义士，护国匡漕。翁、钱、潘三位老祖揭下皇榜，康熙皇帝下旨，命三位义士领帮匡漕，潘祖为正统，翁祖为左统，钱祖为右统。三祖奉了皇帝圣旨，领运通漕，名为安清帮。雍正四年，船齐下水，开始运粮。翁、钱、潘三祖因人类不齐，殊难约束，经漕督何公立邦奏明，恩准三祖各开山门，广收弟子，支配各船服务。再由徒传徒，人才日众。全帮合力合心，漕运于斯为盛。”

但这一“奉旨护国匡漕”的“光明出身”，其实是帮会中人以讹传讹或故意杜撰出来的。按清廷官方文件的记载，青帮的“翁、钱、潘三祖”原本是晚明的罗教信徒，从北方密云县到杭州府传教。罗教宣扬“无生父母”为救世主、“真空家乡”为芸芸众生的最后归宿，信罗教者可得拯救，免堕轮回。在杭州北新关外码头附近、漕船停泊之所，翁、钱、潘三人各修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后人遂将这三庵称为翁庵、钱庵、潘庵。虽然三庵成了漕船“回空”（指漕粮运至北京后，空船返回）之时，水手们上岸驻足容留之所，但“三祖揭皇榜”之说，显然是无稽之谈。

漕运作为给京城与军队供粮的生命线，事关重大，也不可能交由民间义士“承包”领运。所谓的“翁、钱、潘三祖”招兵买马、成立帮派，更是冒犯了朝廷的心腹大忌，岂可能获得皇帝的“恩准”？事实上，清代的漕粮押运，是由军事系统负责的，朝廷专设漕运总督驻在江苏，统辖与漕运有关的行政官员与卫军。漕运卫军又叫做“旗丁”、“运丁”，粮船的水手与舵工则是旗丁另行雇觅的。每船由一名旗丁领运，有水手与舵工若干人，每四五十条船组成一个船帮。青帮的“帮”字，本义并非帮派之帮，而是船帮之帮。

如果说旗丁是体制内的国家公务员，享有月粮与津贴；水手、舵工则是体制外的临时工了，收入非常微薄，一年所得不过一二两银子，头工的工价银多一些，大概有六七两。水手的这点收入，连养家糊口都远远不够（学者推算，清代江南的五口之家，一年生活支出约需三十两银）；漕运又是十分艰苦的活计，“蹈江涉河，经历寒暑”，终年漂泊不定，生死未卜，连朝廷的官员都觉得这些“苦累难言”的“赤贫穷汉”“深可悯恻”。但在运粮过程中，水手们还要遭受漕运系统与地方衙门官吏的层层盘剥，朝廷命官空有表示“悯恻”的奏章，却无法给他们建立有效的制度性救济。

生存的艰辛与无助，使得漂泊在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大多加入了罗教。早在明代，罗教已在漕运水手中流传。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罗教不仅给了水手们精神上的寄托与慰藉，还为他们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庇护与福利，如水手无处住歇时，可以借宿罗教的庵堂；年老无依的水手，还可以“进庵看守”、“耕种余地以资糊口”；若水手因病亡故，也可埋葬于庵堂的义冢，不致生无立足之所、死无葬身之地。因此，罗教对于漕运水手的吸引力自不待言，皈依的水手越来越多，“以至日久相率归教”。到了清雍正年间，杭州北新关外的罗教庵堂，已从原来的翁、钱、潘三庵，一度增建到“七十余庵”。

看起来，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有点像近代社会的NGO组织，至少具有互济互助的NGO功能。可是，后面的历史已证明，水手罗教并没有随着近代的到来而发展成为合法的NGO，反而，它最后演化为见不得光的黑社会组织。这是为什么呢？

朝廷对水手罗教的毁禁

考察水手罗教向青帮演进的轨迹，应该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朝廷对罗教的一次严厉查禁切入。

这一年秋，浙江仁和县知县王庄听说杭州北新关外的拱宸桥一带，修有二十多处庙宇，通称为“庵”，因其“不僧不俗”，“供奉罗教经卷”，不像是朝廷批准修建的合法庵寺（清廷规定：非经礼部审批，不得私建寺庙，违者严惩不贷），形迹可疑，而清王朝对“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之类的民间宗教一直是非常忌讳的，这类未经朝廷认证的宗教团体，具有不受官方控制的组织资源与意识形态体系，极容易生成对抗正统权威的隐权力。所以，王知县立即派了官差前往查处。

这些庵堂，原来都是在翁、钱、潘三所老庵的基础上扩建的，其中翁庵因万姓改建，又称万庵，另有王庵、章庵、黄庵、虞庵、彭庵，俱由翁庵所出；钱庵则分出刘庵、陆云庵、八仙珠庵、滚盘珠庵、周庵、间庵、石庵等；潘庵又分出清凉庵、王庵、刘庵等。因为随着皈教水手的增长，旧庵已不敷居住，罗教信众又酿资分建了多处庵堂，还在庵外购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

仁和县官府从李庵内查获罗像二轴、罗经三箱，又从刘庵内查获罗经七部，从其余各庵搜查到罗经五十余卷。经查，发现崇奉罗教的水手，有吃素念经的，亦有不吃素念经的，而长期住庵管理之人，则是年老或有病而不能充任水手的老弱病残，看起来都不像是心图不轨之徒。而且，所查获的经卷大致也是一些“劝人修行”的鄙俚之语，“并无悖逆之处，亦无不法邪术”。设立庵堂的目的，无非是“以便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

尽管如此，王知县也不敢草率处理，毕竟民间私习旁门左道、异端邪术是朝廷大忌，所以九月初三，他将调查拱宸桥罗教庵堂的情况呈报给浙江巡抚觉罗永德，请领导定夺。觉罗永德是一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满族大吏，明白邪教最易惑众，何况漕船水手人多势众，尽是好勇斗狠之徒，声应气求，尤其容易“齐心生事”，所以他认为应该“从严查禁”，以绝后患。

九月初十，觉罗永德奏报朝廷，建议“将皈教之人从重处治，毁其经像，革除庵名，改为公所，仍许水手回空时栖止”。

这不是清廷地方大员对杭州罗教庵堂的第一次查禁。早在雍正年间，时任浙江巡抚的李卫一到浙江上任，即留心访察浙帮水手信奉罗教之事，并查实浙江北关一带，原有七十二处罗教庵堂，现在还余下三十余所，他向皇帝报告说，“细查其教，止吃斋念经，其可恶之处，在于借此心齐，欺人生事”。为防不测，已派人将各庵堂经像一概销毁，不准再以“罗教”之名相称，改为公所，作为水手回空时的暂栖之所。之所以保留公所，是李卫考虑到“若将此等庵堂尽行拆毁驱逐，则冬月空回各水手无所依归，反生事态”。不过李卫仍不时防范，在漕船回空的季节，派遣部属“带兵巡查，一有所犯，即行严拿，从重痛处”。雍正皇帝也认为李卫做得不错，有政治敏感，也有大局意识。

觉罗永德实际上是想沿用李卫的成例查禁水手罗教。但是，他的这一建议，受到乾隆皇帝的批评。九月十七日，皇帝给觉罗永德发来上谕，指出“毁其经像，革除庵名，改为公所”的查禁措施不足以杜绝后患，杭州的罗教庵堂“从前虽经李卫查毁经像，而房屋尚存，以致故态复萌，各庵内仍藏罗经罗像，是其恶习难返，非彻底毁禁，不能尽绝根株。”

说到这里，乾隆将觉罗永德教训了一通：永德啊永德，你的政治警惕性怎就这么低呢？如果真如你所奏，将庵堂改为公所，那么数年之后，“查察稍疏”，他们势必又将公所变为庵堂，历史的教训不是在眼前吗？漕运水手有无栖止之所，“原不必官为筹划”，不是我们官府的责任，你干嘛要多管闲事？那些人都是“临时雇募应用，更非官丁可比”，不是国家公务员，你替他们操什么闲心？况且，“有漕之处，不止浙江一省”，江南、湖广、河南、山东“均有粮船，均需水手”，怎么没有听说他们需要公所？“何独浙江为然”？你知不知道，这帮水手尽是“游手好事之人，群居一处，必至滋生事端，于地方又有何益”？

在这道上谕的最后，乾隆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诉觉罗永德：“除将本案从重办理外，所有各庵堂，概行拆毁，毋得仍前留存，复贻后患！钦此！”

皇帝都将话说到这个份上了，觉罗永德吓出一身冷汗，岂敢怠慢？立即饬令浙江各府县，彻底铲除罗教庵堂。一场轰轰烈烈的拆迁运动在乾隆三十三年的浙江、江苏铺展开来。北新关外查出的二十三所庵堂被全部拆毁，拆下来的物料及地基逐一估价，造册上报朝廷，留充地方公用。为首九人因“看守各庵、收藏罗教经卷、又于庵内念经”，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中一人“除收藏罗教经卷外，另有罗教图像，情节较重，从重发往乌鲁木齐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另有十几人只是“看守各庵，但未习念经卷”，以及“曾经皈教习念罗教经卷”的水手，罪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未皈依罗教的水手，杖一百；未入教、亦未吃素念经、仅仅“在庵往来寓歇”的水手，打三十大板，遣送回原籍。

表面看来，乾隆这次对水手罗教的毁禁，比他的父皇做得更为“成功”，在官府看得到的视线内，罗教庵堂以及那些危险的念经声全部消失了，应该不可能“故态复萌”了吧。然而，在传统王朝治下，权力的管制尚做不得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必有其力所不及的地方；另一方面，孤苦无依的漕运水手需要精神的寄托，更需要抱团取暖，需要以组织化的力量来增进他们索取与维护自身利益的权重，这些需求如同暗河的洪流不可堵塞。

于是，尽管修建在陆地的庵堂被拆毁了，但罗教系统内的水手又在茫茫江河之上建立他们的根据地——每个船帮，专有一只船用来供奉罗祖图像，称为“老堂船”，作为罗教水手的议事中心，各帮又“公派一人专管香火并通帮水手用钱账目，为当家”，当家称为“老管”（或“老官”），是各个船帮的最高首领。

水手行帮的权力化

从庵堂阶段到老堂船阶段，水手罗教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对它后来的演化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罗教水手的活动更加隐秘化。以前的庵堂虽然未取得官方承认的合法性，但至少是半公开地吸纳信徒、吃斋念经、讲习教义、给水手提供生活福利。而设于江河上的老堂船，已经摆脱了官府的监控。慑于官方对罗教的严厉打击态势，水手行帮不得不将他们的组织与活动方式转入地下状态，各帮船还建立起秘密的联络信号，如遇事即以传出“红箸”、“溜子”为号，“人即立聚”。随着时间的推进，后来的青帮还发展出一套隐语系统，用于交流、识别身份与发号施令。

其二，罗教水手的组织结构更加严密化。庵堂时期的水手罗教尚是一个结构松散、有互助性质的宗教团体，各庵管理者通常由年迈孤苦的水手充任，并无权威的禀赋，其职责不过是看守庵产；入教的水手也只是将庵堂当成栖身之所，与庵主并不构成严格的权力等级关系；这时候的水手罗教除了宣传教义，也没有建立森严的家法体系。而到了老堂船时期，水手罗教已经具备了权力组织的形态特征：

首先，出现层级权力结构。各个船帮内部，各人的地位按辈份排列，水手入帮要拜师父，“凡投充水手，必拜一人为师，派到辈分，彼此照应”，师徒之间构成等级关系，帮中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的罗教信徒，选为当家老管。

其次，出现生杀予夺的权力。老管不但掌管一个船帮的“通帮水手用钱账目”，抓着经济大权；而且具有家长统治的绝对权威，“凡本船吃斋水手、牵夫（纤夫）服其管束”，如果“水手滋事，必送老官处治”。

再次，出现严厉的帮规、家法。帮中水手，不论何人，若违反帮规，即有家法伺候，视其罪责轻重，或棍打，或烧炙，或截耳，或割筋，甚至“立毙，沉入河中”，“决不宽容”，这叫做“替代祖法”。老堂船还设有木棍一根，名为“神棍”，是执法权的象征，后世青帮将“神棒”附会为“乾隆钦赐”，但乾隆怎么可能给令他寝食难安的水手罗教御赐什么执法棒呢？想必是青帮首领在借“钦赐”之名强化自己的权威吧。

总而言之，老堂船时期的水手罗教，俨然已是一个个镶嵌在官方漕运系统（由漕运总督、巡漕御使、督粮道、管粮同知、漕标、旗丁等组成）上，又自成一体的隐秘王国，有自选的国王（老管），有管辖的臣民（数量巨大的水手、舵工、纤夫），有私订的律法（帮规与家法），还有议事、决策的权力中枢（老堂船）。

从庵堂到老堂船，水手罗教的教门色彩趋淡，而帮会色彩渐浓。以前，共同的罗教信仰是水手们实现互济互助的重要纽带，并不需要出现一个权力中心，但是现在，罗祖图像虽然供奉在老堂船上，但宗教符号已不是整合水手的主要因素，他们被纳入到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中，这个权力结构才是罗教水手建立相互关系的安身立命之所，从组织传导出的权力信号才是联结他们的关键介质。水手罗教的这一变异，我称之为“权力化”。对变异后的罗教组织，我们也应该换个叫法，称其为“罗教水手帮”，以便和之前结构松散的水手罗教相区别。

水手行帮的“权力化”过程，大致是在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完成的。乾隆苦心孤诣非要斩断漕运水手与罗教泛组织之间的联系不可，然而事与愿违，在罗教水手们将活动中心转移到水上之后，加入罗教的漕运人员不减反增，到了道光初年，受老堂船控制的罗教水手已“不下四五万”，“沿途牵手（纤夫）尚不在此数”，实际上，在漕运线上随行觅食的纤夫，人口规模远远超过漕运水手，他们也是罗教信徒。这个统计数字，来自清廷大员的奏报，不会是捏造夸大之词。

我们已经知道，加入罗教水手帮，须服从老管、师父之号令，受到严厉帮规的束缚，稍有违逆，便有被责打乃至沉河之虞，而且，入教还得掏钱，“给予老管香钱一二百文不等（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可是，为什么水手群体还要对罗教趋之若鹜呢？说到底，无非是出于生存之需与利益之争。

水手生活穷苦，老无所依，病无所治，但只要加入罗教水手帮，“派到辈分”，便可“彼此照应”。原来各帮通常设有一个“基金会”，股本来自水手的“雇值”（工钱），即每名入教的水手从他的年工资中抽出若干文钱，交给老管“收存生息”。以后如果有水手生病或身故，老管就从“基金会”中酌量拨资，用于支付医药费或丧葬费。这一救济功能，显然继承自水手罗教庵堂时期的互助互济精神，只不过“基金会”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老管手里，“平时未经出钱者，即无人为之照管”。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水手、纤夫、舵工都是社会底层，身份卑微，地位低下，不但觅食艰难，还要受有官方背景的千总、旗丁等剥削，如果加入罗教水手帮，情况就不同了，可以获得整个组织的庇护，不但免受旗丁盘剥，而且还能反过来盘剥旗丁。

按清代漕运惯例，漕帮水手的工钱发放有一个流程：先由各船帮“头船”的旗丁开写一份工资单，递交给后面各船，照单发钱，称为“溜子”（“溜子”后来成了老管发起闹事的信号）。水手的雇值，“向例不过一两二钱”，有帮会撑腰的水手往往以“雇值低微”为由，挟制旗丁加工资，每人索钱二、三十千文。沿途遇上“水浅停滞或催赶闸坝”时，水手又会借机向头船的旗丁加索钱文，逼写“溜子”，如果旗丁不肯开“溜子”，水手们便在漕船停泊于旷野处所的时候，“乘夜聚众滋闹，打船进舱，持刀恐吓”。

道光五年（1825年），漕船在浙江的码头装粮时，嘉白帮、杭三帮的水手勒逼旗丁给他们加派工钱和补贴“装米钱”；到了运粮途中，水手又捏称旗丁侵蚀了他们的银两，那是道光元年的“皇赏”（五年前的钱，可能是一笔糊涂账了），现在必须还给他们，每条船五十三千文钱，兑换成银子，大概是每船二三十两。水手们“传发溜子，挨船讹诈”。而“旗丁惧祸，不敢不给，或写立欠票，或变卖客货”。据称这场索钱行动持续了数月之久，其他船帮也先后效尤。

旗丁不是有官方身份吗？怎么斗不过水手呢？官方的报告说是水手“人众势汹”，其实是因为闹事水手的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组织——罗教水手帮。岂但旗丁对水手畏之如虎，就连职权更高的粮船押运官“丞?运弁”，亦不敢过问。在罗教势力鼎盛之时，老管甚至自己开写“溜子”，传给各船水手索取工钱，而“旗丁不敢不从”。

水手罗教“权力化”转型的结果就是，老管凭恃罗教水手帮的组织资源、家长统治的绝对权威，能够动员大量水手、舵工、纤夫，从而拥有在一定程度上与漕运的官方代表对抗的隐权力。而老管治下的罗教水手们，也凭借组织的力量，获得了夺取更大利益的可能。

为了争夺更多的利益或更大的势力范围，不同老管所统治的不同船帮、不同派系之间（一个船帮可能分出若干派系，若干个船帮也可能同属一个派系），还时常相互斗殴。庐江帮与苏州白粮帮；镇江帮与湖州八帮，都长年争斗不休。道光五年，嘉白帮的潘安（安即庵的谐音。罗教庵堂被禁毁之后，罗教各派系不叫庵名，改称“安”）系与钱安系，为争八条新造漕船的归属，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持刀凶斗了四日，事后从江中捞出尸体五六十具。

不管是争地盘的厮杀，还是对旗丁的要挟，固然可以看出组织化的漕运水手并非善茬，更反映了当时水手行帮的利益分配，缺乏明晰的分配制度与谈判机制，只能取决于各利益集团的暴力资源。

向黑社会演进

尽管老堂船时期的水手行帮形成了严密的组织，出现了黑帮化的苗头，不过，在前面我们的叙述中，罗教水手帮与其说是黑社会组织，不如说更像是给漕运工人提供福利、主张利益的“工会”。虽然他们抗争的手段不那么合法（问题是当时有合法的抗争渠道吗？），不那么文明，甚至有些血腥，但毕竟还很少见到水手行帮从事组织化的犯罪活动、出现普遍化的反社会行为。

但是，罗教水手帮到底不同于近代意义上的工会，而是沿着秘密会党的逻辑，继续向着黑社会的方向演化。

如果说，乾隆后期出现的老堂船，是水手罗教发生嬗变的标志，那么道光年间漕运水手与私盐贩子的合流，则是水手行帮再一次发生嬗变的起点。虽然我们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年份来对应这个起点。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简单插述一下帝国的盐政制度。跟以前的朝代一样，清王朝也是实行严格的食盐专卖制，食盐不可自由买卖，只能先由官方认为的“盐浦”收购，然后，盐商向官府申领“盐引”（食盐专卖凭证），再到指定的“盐浦”买盐，按照指定的路线运到指定的地点销售。朝廷派出的盐运使，就是全国唯一的食盐批发商兼缉私部门。这种专卖体制，无可避免地会催生两项后果，一是腐败，盐商为获得更多的食盐配额，向盐政官行贿；二是出现私盐市场，食盐走私活动猖獗。

而水手行帮借着千里航运之便，一直就存在“私带客货，冒渡关津”的痼弊。早在雍正年间，漕运线上已活跃着一类走私团伙，叫做“风客”，“风客”惯与水手相串通，在运粮时搭载货物，运至扬淮托给当地商人，交待他们卖掉货物，买入食盐，预屯于码头，等漕船空回时，再将食盐装船，运至各地销售。”

水手行帮结成严密组织之后，更是有了得天独厚的走私优势。大宗的走私，离不开组织化的资源、一呼百应的首领、充沛的运输力量、严厉的保密机制，而罗教水手帮正好能满足这些要求。

道光年间，水手运贩私盐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因应这一地下市场之需，漕运线上出现了一种叫做“青皮党”的盐枭集团，或盘踞于码头，或跟随船帮上下，专为水手行帮散销私盐。江苏淮安府的安东、清河一带，又有罗教游民“私结党羽”，自号“安清道友”，专在淮河、运河上走私货物、贩卖私盐，有时甚至冒充兵勇，以查河为名，骚扰商旅，抢劫民财，名曰“站码头”。其后，“安清道友”与“青皮党”“引类呼朋，恃众把持”，融为一体。这“安清道友”便是青帮的雏形之一，也是“青帮”名称的由来。

咸丰三年（1853年），南漕完全停止河运，改为海运，数以十万计的漕运水手、舵工、纤夫突然失业，沦为游民，虽然部分水手获得朝廷给资遣散，或被招募为水勇，但绝大多数人是一下子“无可仰食”。这支庞大的失业水手队伍，流落在长江中下游，涌向旱地码头，并利用原来的帮会资源与走私渠道，跟当地“青皮党”相融合，以贩卖私盐为主业，同时兼营赌博、绑架、抢劫等暴力业务。

在水手行帮与私盐走私集团合流、完成黑帮化转型之后，一部分帮中头目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积累了巨大财富，并逐渐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随着帮会对社会的动员力、控制力、影响力的递增，一些有头面的人物也加入了帮中。光绪二年五月廿四日的《申报》说，原来只是“无业游民”、“刑伤匪类”入帮，但是现在，居然有“武庠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愍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而头面人物的加盟，又进一步强化了帮会的势力。这个时候，不能继续叫它“水手行帮”或“罗教水手帮”了，我们就正式称之为“青帮”吧。

青帮的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字辈，字辈是区分众人在帮中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师徒关系则是青帮的核心关系，师父对徒弟具有家长制的绝对权威；青帮还发展出一整套完备的帮规体系，包括“十大帮规”、“十禁”、“十戒”、“十要”、“家法十条”；还制订了复杂的仪式体系，开香堂收徒、执行家法等都要举行严肃的仪式。加入了青帮，相当于同上一条船，按帮规要求，大伙应该“同参互助”、“患难相扶”。

上海开埠后，大批青帮中人前往沪上“打天下”。这个租界割据、社会控制乏力、地下经济（以黄赌毒为主）泛滥、龙蛇混杂的都市，给青帮势力的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青帮为代表的黑社会势力，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可以左右上海政局、商界、社会秩序的隐秘力量。直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上海滩王旗变换，新政权以雷霆万钧之力接管上海社会，原来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势力才迅速土崩瓦解。昔日不可一世的黑帮大佬黄金荣，在新时代成了蝼蚁一只，不得不拖着老迈之躯，到“大世界”门口打扫卫生。

结语

回顾水手行帮向青帮的演进史，可以说，清政府在无意中充当了推手与孵化器的角色。

社会这个大空间，要么由国家权力全盘接管，但如此一来，社会必如一潭死水，人民呈原子化生存；要么由社会自组织充分自治，而优良的社会治理总是建立在自组织发育成熟的社会结构之上。

假如国家权力既无力完成全方位的接管，又恨不得将自组织消灭殆尽，那么，社会必然在阴暗处发育出畸形的秘密结社，罗教水手帮、青帮其实正是这种畸变了的社会自组织。如果清白自组织的合法性与自治权不被承认，那么，社会最终要面对的可能就是横行江湖的黑帮隐权力，罗教水手帮蜕变为青帮的过程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应当承认，传统中国并非完全排斥社会自组织，以乡绅为主体的社会领袖、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以业缘为纽带的行会商会、以地缘相联结的同乡会馆，都获得了相当成熟的发育，而且政府也承认他们的合法性与自治权力。然而，对于游民群体的组织化，朝廷却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与严厉打击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从不曾出现过合法的游民组织，而所有秘密教门、地下会党的主体成员，则总是由游民群体组成。这不会是偶然的社会现象。

其政治性的原因，在前文引述的乾隆上谕中，已透露了几分玄机：首先，政府并不打算管顾漕运水手的生老病死，“原不必官为筹划”；那么好吧，水手们不指望官府眷顾了，自己组织起来互助互济吧，官府也坚决不同意，“游手好事之人，群居一处，必至滋生事端”，不彻底查禁怎么行？可笑后世青帮却编了一个“奉旨匡漕”的出身，一段乾隆爷“钦赐”家法棒的秘史，拼命跟皇帝套近乎，这若不是拉大旗作虎皮，便是十足的自作多情。

问题是，朝廷可以毁掉水手自组织的外壳——庵堂，却无法消灭水手们对组织化的需求。自组织的一个外壳被铲除了，另一种形式的外壳又会偷偷生长出来；你看，庵堂刚被拆毁，老堂船就出现了。事实上，朝廷拒绝在陆地上给水手们留一处遮风挡雨的庵堂或公所，等于是将这个庞大群体驱赶入茫茫江河，放逐到官方权力鞭长莫及的地方，就好比是将一只你非常讨厌的蛋，扔到一个你看不见、却有着孵化温度的地方。所以说，水手行帮踏上秘密结社的老堂船、走上“权力化”的路子，首先要“归功”于朝廷的驱逐之力。

当然，秘密结社未必一定是黑社会组织。黑社会通常应满足如下特征：有稳定组织；有规则体系；处于秘密状态；反社会性；从事有组织性的犯罪。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青帮之所以被孵出来，还因为水手行帮本身已具备了黑社会的因子。这些因子，隐藏在罗教水手帮的组织结构中——隐秘的组织形态、森严的权力等级、家长制的统治权威、严厉的家法约束、对暴力资源的依赖。这些因素，完全合乎江湖社会的基因图谱，非常适合于搞“犯罪辛迪加”。水手行帮的“犯罪辛迪加”色彩，主要体现在大规模贩运私盐与武装抢劫上。当水手们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古老的漕运行帮也就彻头彻尾沦为黑社会组织了。

假如历史可以假设，我想这么假设一下——如果朝廷允许罗教庵堂作为NGO机构向漕运水手提供精神救助与生活救济，或者准许水手行帮建立工会性质的老堂船给自己维权，那么，在近代舞台上，还有没有青帮粉墨登场的机会呢？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12006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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