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挥师北伐。当时国内态势：北伐军有8个军10万之众，同时在绥远有冯玉祥残部约3万人做战略呼应。作为北伐的对象：吴佩孚占据河南、湖北、湖南三省，拥兵20万;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踞有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拥兵20万;张作霖雄据东北，有30万军队。在国内其他地方，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军阀，这些军阀中除了河北、山东两省的褚玉璞、张宗昌外，其他都是骑墙派。

　　北伐军的劣势是敌方多，势力大，在北伐过程中侧后极易受到另一军阀的攻击。三大军阀的劣势是内部矛盾重重，不易形成合力，较大的可能是在本方未受到直接威胁时采取观望态度。因此，北伐军确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长驱直入的战略，先击破吴佩孚，再消灭孙传芳，最后讨伐张作霖。

　　对吴佩孚的作战

　　北伐军首先集中主力进军两湖战场，讨伐吴佩孚，同时为了保卫广东后方，在粤、赣、闽边界地区部署了1万余人监视福建、江西之敌。吴佩孚虽有20万军队，但在湖南境内只有10万战斗力较低的偏师。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吴佩孚的主力当时正在北方对付冯玉祥部，必欲灭之而后快;二是北洋军阀对孙中山的历次北伐，向来视为乌合之众，因而此次北伐，吴佩孚开始时亦未重视，及至湖南守军惨败，武汉形势告急，吴佩孚始仓促率主力南下。北伐军占领长沙后决定，第2、第3军集结于醴陵地区警戒江西(醴陵、萍乡历来为江西进入湖南的要道)，防止被孙传芳侧击;主力直取武汉。经汀泗桥、贺胜桥、武昌三战后，吴佩孚的主力被消灭，北伐军实现了首先消灭吴佩孚的战略目标。在北伐军讨伐吴佩孚的过程中，北伐军两次分兵监视孙传芳部，在坚持主要任务的同时没有忽略次要方向的威胁。反观北洋三派，首先是吴佩孚战略判断错误，主次不明。主力在北方逗留过长，直到北伐军占领全湘后才进入战场。

　　其次是孙传芳有自己的打算。孙传芳虽掌握苏、皖、浙、闽、赣五省地盘和二十几万军队，但形成这一集团为时不过一年，地位并不巩固。孙传芳与张作霖虽然都是北伐的对象，但双方一年前还是兵戎相见的对手，彼此互相戒备。因而在北伐战争初期，他并不想过早投入战斗，同时也怕吴佩孚吞并他，于是采取旁观的态度。当北伐军入湘及至攻下岳阳之前，吴佩孚即迭次电促孙出兵湖南，孙均婉拒。孙传芳如果及时进攻广东，或者由宜春、萍乡一线进攻湖南，势必对北伐军造成极大压力。直到吴佩孚失败在即，孙传芳才决定参战，但这时吴佩孚已无法给他支援，孙传芳就必须独自面对北伐军的压力。再次是张作霖，一是因为地盘与两湖隔得远;二是侧后受到冯玉祥部威胁，山西阎锡山态度一直不明;三是张作霖和孙传芳两派直到北伐军即将攻占武汉前夕才达成和平协定。所以奉系30万军队在北伐第一阶段不光在观望，客观上还牵制了友军力量。

　　对孙传芳的作战

　　北伐军占领两湖、消灭吴佩孚后，南北力量有了极大变化。首先是北伐军主体通过收编、扩军后实力大增;二是北方冯玉祥部固甘援陕，使陕甘绥三省连成一片，所部也迅速发展到20万人;三是西南各省的小军阀在局势逐渐明朗后，大多投奔革命，如贵州周西成、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贺龙;四川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云南龙云和胡若愚。由此西南基本为国民革命控制，进一步稳定了后方，消除了侧后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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