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差异:何时会晤周恩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各界民众游行，拥护张学良、杨虎城联合抗日的爱国行动
一般来说，亲笔日记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的事实的。但是，比对蒋介石、宋子文所记西安事变日记(见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宋子文档案和蒋介石日记内，宋这部分日记自1936年12月20日他抵达西安记起，至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至，原件系英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俊义翻译成中文，载《百年潮》2004年第7期；蒋西安事变日记见《百年潮》2007年第10期)，我们发现事变的这两个重要的当事人，对事实的记载，却差异很大。如：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关键之一，蒋介石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时度势，同意宋庆龄、宋子文兄妹全权代表他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交涉、谈判，最终所达成的释放蒋、解决事变的条款等内容，在蒋介石的日记内或矢口不提，或简而略之；而在宋子文的日记中则有较详细的记录。再如：两人的日记都记述了蒋介石和周恩来有过两次会晤，为我们解开了长期以来西安事变中周、蒋到底会谈了几次之谜，但二人所记会面时间却有出入。类此不同之处，还有很多。那么，既然二人都是亲历者，何以会出现如此差异？以下根据两人的日记作一对比和考订。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冲破南京“讨伐派”的阻拦，以私人身份飞抵西安，陪同他的有曾在杨虎城幕下做事的郭增恺以及随从秘书陈凤?、陈康齐等人。宋是日日记载，他首先见了张学良，张告诉他，蒋介石已于17日接受了四项条件，即一、改组政府，采纳抗日分子；二、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三、发动抗日运动；四、释放被捕七人。还告诉他，蒋在今晨又反悔了，“谓其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接着，宋子文又见了英籍澳大利亚人、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他在事变发生后奉宋美龄令于14日飞西安，了解真相。随后宋子文才拜见蒋介石。蒋对宋的到来，“甚为感动，失声大泣”，同时表示拒绝接受上述四条，主张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针对蒋介石态度出现反复，宋向蒋分析局势，认为：军事上的成功，并不能确保他性命之保全，而且将使国家陷于分裂，内战四起。他的性命悠关整个国家之命运，并非其个人一己之事。只有张、杨被迫作出退让，才可保全其性命。宋请求蒋同意，由他谋划一和平解决之道。
当日傍晚，宋子文再次见蒋介石。由于上午宋为蒋分析了形势的危险性，蒋的头脑开始冷静，因此下午在张学良和他见面时，他已答应：一、允其军队开往绥远；二、召开中央执监大会讨论四项条件(即上述改组国民政府等条件)；三、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蒋要宋和张、杨接洽讨论。宋随与张、杨商谈，张、杨认为四项条件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蒋说经中央执监大会讨论通过，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只要他个人同意，南京方面定能执行。张、杨对蒋的表态不满意。
总之，宋子文到西安一天来经和张学良、杨虎城、端纳、蒋介石等的接触与观察，得出的印象是：虽然蒋介石的生命暂时安全，但他的“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指张、杨)已走向极端，如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蒋介石这天日记记录简单。他和宋子文的两次单独会见，第一次因怕谈话时间长引起张学良怀疑，只谈了约半小时，便催宋速出。谈话内容仅有“余将余之日记为张所得及其阅余日记后之言行告之”，以及要宋转达中央迅速进兵西安，“并示以进兵之方略”。第二次也大约谈了半小时，记录仅有“余告以此时之处置与营救，应为公，而不可为私”。此外，还记录有张学良来见，希望趁宋子文在，“最好以改组政府与释放六人事决定办了，使事得早日结束”，蒋以释放他回南京相要挟。
比照蒋介石、宋子文这天的日记，其不同之处有如下几点：
第一，蒋介石是日日记根本不提宋子文向他分析形势后，他态度变缓，答应张学良同意其部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等，却记载了他要求宋转达中央，迅速向西安进兵。与此相反，蒋省略的正是宋较详细记载的。何以如此？笔者以为，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方式扣押了蒋，已使他羞辱甚极，如果他再于日记内记录其在武力方式下做出让步，将严重损伤其政治威望，日后何以服人？多半是出于此种顾虑，下笔有所忌讳。宋子文则不同，他是以蒋姻亲的身份来进行和平劝说，营救蒋，因而能够真实地记录事实。这一方面的差异，贯穿与蒋、宋全篇日记内。
第二，宋第一次拜见蒋介石时，蒋日记为宋和端纳、张学良一同来见，其已泪流满面，看了宋美龄给他的亲笔信中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更加情绪失控，呜咽说不出话来，于是宋乃命张和端纳出外，由他和蒋单独谈话。宋的日记则是由他一人“单独拜见”蒋，蒋对他的到来深为感动，失声大泣。众所周知，自“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宋主张对日采取强硬立场，并反对蒋为“剿共”军事大举国债，和蒋发生意见分歧，被摒弃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决策圈之外，在他身系囹圄的状态下，宋不计恩怨冒险前来，其感动哭泣是人之常情，此记载当是事实。
第三，蒋日记说，在张学良和端纳出去后，他即将写给宋美龄、两儿蒋经国和蒋纬国及全国国民三份遗嘱给宋子文转交宋美龄，即宋第一次见蒋时交给他。宋子文是日未有记录遗嘱事，但写在了次日(21日)，而且说蒋要他把这几份遗嘱给张学良看，结果被张扣下，张说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不允许发送。无论蒋当日日记还是宋次日日记，均无记录遗嘱内容。在西安事变两周年之际，蒋找出了这三份遗嘱，并把前两份抄入1938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把给全国国民的抄在20日的日记内。从三份遗嘱落款时间来说，均系20日完成。此外，蒋在这之前于15日写有和遗嘱内容相差无几的给宋美龄及两儿的信，交奉宋美龄命随同端纳一起来西安了解真相、也是深得宋和蒋信任的黄仁霖转交，但被张学良扣留；18日，张学良已告知蒋宋子文将来西安，因此，蒋的记述应是准确的。
第四，宋子文日记说，张学良告诉他，蒋介石已于17日同意“释放被捕七人”等四项条件；蒋日记记载，当晚张学良来言：“趁子文在此之机，最好以改组政府与释放六人事决定办了，俾事得早日结束。”七人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史良、沙千里，因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1月23日在上海被捕，后移送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其中史良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第二次发出拘票逮捕时，躲避在外，于12月30日才去苏州投案。所以蒋记录张学良要求先释放六人而不是七人，不包括史良在内。由此可以证明宋的日记系事后追记整理而成。
21日，宋子文日记记载，他分析了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方面的局势，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他认为“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由戴笠代表黄埔系来西安，亲身观察当地局势；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发生的军事问题。他的想法获得张、杨同意。于是他向蒋介石辞行回南京。蒋嘱咐他不要让宋美龄来西安，也让宋子文不要再返回。当日下午，宋子文回到南京。他先见了宋美龄、宋霭龄和戴笠，“毫无保留”地报告了他西安一行的所见所闻。并根据戴笠的建议，拜会了政府要员叶楚伧、顾祝同、蒋鼎文、孔祥熙、熊式辉、何应钦等人，告知西安方面所提四项条件。为了说服“讨伐派”以和平手段解决西安事变，他说明采取军事解决只能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并模棱两可地说：“若能寻得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不希望看到再发生内战。”他要求：“四天之内，飞机不能轰炸，陆军不得进攻。但假若四天期限已过，尚未寻出解决方案，此时委员长亦离开西安，他们可放手让飞机大炮轰炸攻打西安，及其他任何彼等欲攻打之地方。”
蒋介石是日日记，仅简略记录了宋辞行前两人生死离别的情形，以及他坚持主张南京出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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