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撞蒋介石却全身而退1928年，刘文典出狱不久，即前往苏州拜访恩师章太炎，后者抱病接见，这是很高的礼遇了。两位以清狂高傲着称的学者要惺惺相惜并不容易。章太炎是海内文章之伯，天下学问之雄，他绝对不会放低身架去敷衍一名庸常弟子。临别前，章太炎欣然命笔，为刘文典题写一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嵇中散是嵇康，三国魏末的诗人和音乐家，曹魏宗室的女婿，对司马氏政治集团抱有恶感，坚持不合作态度。他崇尚老庄，喜言养生服食之事，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封建礼教视之蔑如。嵇康的养生观是“任自然以托身”、“无措是非”、“神形相亲”、“与万物和”。章太炎说“未羡”，是因为嵇康知行脱节，过于逼近险恶的政治漩涡，结果死于非命。祢衡字正平，东汉末期的文学新锐，他全裸出镜，击鼓骂曹，堪称古代行为艺术的巅峰之作，因此狂名播九州，成为史上疾恶如仇的头号典范。章太炎以祢正平比作刘文典，颇有孔融推许祢衡之意。
祢衡骂曹操是“奸贼”，不久就踏上了黄泉路，直接杀害他的尽管是刘表的大将黄祖，那也是曹操耍了借刀杀人的心计。刘文典骂蒋介石为“新军阀”，居然寄头于颈，总让人捏一把冷汗。毕竟时代不同了，草菅名士的血腥妖氛已有所淡薄。
1928年11月，安徽大学爆发学潮。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身份亲临安庆，施行弹压。他专门召见相关人员，痛加训斥，指出这次学潮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自然首当其冲。可他并不知“罪”，见到蒋介石只称“先生”，不称“主席”，扫了对方颜面。更出格的事情还在后头，蒋介石寒着脸要刘文典交出学生领袖名单，必须对罢课分子严惩不贷。刘文典根本不买账，还将蒋顶上南墙：“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针尖对上了麦芒。蒋介石恼怒不已，当众拍桌，声色俱厉地大骂：“你是学阀!”刘文典素性恃才不羁，也戟指回击：“你是新军阀!”蒋介石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岂容手握笔杆子的文弱书生挑衅他的戎威?盛怒之下，杀气腾腾，不仅掴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还以“治学不严”罪名将这位名士关进监狱，并且发出死亡威胁。
刘文典身陷囹圄，性命危在旦夕。好在全国学界和新闻界并非万马齐喑，“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的呼声随之而起，安徽学运也有余烬复燃之势。蔡元培出面力保这位早期同盟会员、孙中山的老秘书，陈立夫也从中斡旋，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这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刘文典。
蒋介石的两记耳光确实响亮，刘文典的名声也因此响了起来。蒋介石的偶然之举成就了狂士刘文典的一世英名，正与曹操的必然之举成就了狂士祢衡的千古流芳一样。当然，话得说回来，倘若刘文典的学问不入流，蒋介石再怎么发飙也帮衬不了他。《淮南鸿烈集解》是刘文典的首项学术成果，用力久而勤，取法严而慎，胡适为之作序，称道它“岂非今日治国学者之先务哉”，“最精严有法”。刘文典将《淮南子》这部久被忽略和误读的古书刮垢磨光了，令学术界为之一惊，他的声誉和地位也因此确立。刘文典的独门绝学是《庄子》研究，他在大学里开设这门课程，起头儿貌似谦虚，实则清狂：“《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这样藏着掖着讲话不过瘾，终于他还是忍不住，放出大话来：“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是刘文典。至于那半个嘛……还不晓得是谁。”陈寅恪为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作序，道是：“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庄子补正》成书于1939年，学术界至今允为杰构。除此之外，刘文典对《昭明文选》和杜诗也颇有研究。
校勘古籍讲求字字皆有来历，刘文典出书，校对从不假他人之手。他致信胡适，坦诚相告：“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他征引古人的注释，特别强调查证原文，避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
看得起陈寅恪，看不起朱自清、沈从文诚然，狂傲者若无充足的底气，最多也只能浪得虚名，但沦为笑柄的可能性更大。狂傲者若有真才实学，他发作起来，别人未必舒服，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刘文典眼高于顶，却并非目中无物，他早年师从国学大家刘师培，精研《说文解字》和《文选》，对前辈学问家章太炎和同辈学问家陈寅恪低首下心，知所恭敬，除此之外，能入他法眼的文人学者不多。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刘文典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寅恪的万分之一，还告诉学生：“我对陈先生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敬佩。”他宣称，西南联大总共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一个，冯友兰一个，他和唐兰各算半个。试想，西南联大差不多集结了全国的学界精英，他自鸣得意的“三个教授论”会得罪多少同行?
刘文典最看不起从事新文学创作的诗人、小说家，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巴金、朱自清和沈从文在他的心目中全是跳蚤过秤——没斤没两的。当年，空袭警报一响，教师和学生就要赶紧疏散到昆明郊外，美其名曰“跑警报”。跑警报时个个只恨爹妈生的腿短，哪顾得上什么斯文气象?有一回，刘文典慌不择路，冷不丁发现“山民”沈从文的脚力极佳，倏忽间就如脱兔般抢到前面，成了领跑员，他立刻面露不悦之色，对身边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警报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西南联大给沈从文发教授聘书，刘文典更加不悦，当众吼吼有声：“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沈从文讲授的语体文写作，在刘文典看来，简直就是小儿科，难登大雅之堂。好在沈从文生性谦和，克己忍让，对刘文典的轻侮之词并没有抗辩的意思。但闻一多是火烈性情，爱打抱不平，可咽不下这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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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踢蒋介石的刘文典反右时怎没了脾气?
关于“刘文典不畏蒋介石”的老故事，借助现代网络，传得更加沸沸扬扬。故事大意是：1929年安徽大学闹学潮，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到校指责校长刘文典包庇纵容学生，刘文典不服，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刘文典不甘示弱，奋起还击，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
这个“学者大战元首”的传奇，虽然细节多有出入，但总体并非空穴来风、有证可寻，鲁迅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基本可信。同时，刘文典还讲过一句名言：大学不是衙门。由此，其一代大师风骨光耀人生。
然而，同样是这位刘文典先生，在五十年代大学校园里，则彻底没了脾气。
刘文典在1949后被安排到云南大学当一级教授，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待遇不低。1956年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亲切过问先生的学术研究近况”，刘文典在毛泽东面前表现出和郭沫若等文人同样的谦恭，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表示“很侥幸地、很光荣地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
如果事态一直这样发展着，刘文典的人生也算是顺风顺水。但不幸的是，1957年的反右开始了，刘文典和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劫难逃。1958年反右“交心运动”降临到刘文典所在学校——云南大学。
伴随反右深入，云南大学开展了“向党交心和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运动”。在运动中，为了表达向党交心要忠诚老实，云大校党委居然以“大跃进精神”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写大字报和个人交心竞赛。
再看看刘文典先生在运动中的表现。反右斗争后期，刘文典被校党委内定为“中右”，校党委安排刘文典在会上作检查。起初刘文典检查“避重就轻”，表露出对其批判漫不经心。当然，这样的检查没有自己“脱裤子”，当然是过不了关的。
既然自己不肯“脱裤子”，那么组织就强行“割尾巴”了。校党委组织校员工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群众大批判”，由刘文典所在的文史两系教师联合揭批他。这些人大都是刘文典的师兄弟级，高校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揭批刘文典时，用词之激烈前所未有。
经历无数次会议批判后，刘文典终于身心疲惫，倒了。他首次在批斗会上低头“认错”，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我的问题最严重，我需要改造”。
昔日大师，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完成了随波逐流的自我作践。当然，同时，他的精神和生命一起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一个深夜，他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
一向刚强固执的刘文典，为什么平生第一次违心忍辱地作自我批判呢?
在《炎黄春秋》的这篇文章中，刘文典的儿子提出了与我们同样的疑问。对于父亲在“忍辱自污”，他的结论是“父亲已饱尝政治斗争的无情和人性的冷漠，已对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再抱任何希望。当一个老人的命运走到如此可悲的境地，面对那些是是非非的批判及人格的侮辱不免心灰意冷。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无情打击必会引发脑溢血加速了他的死亡。”
可以说，刘文典家人的总结固然在理，但意犹未尽。如果延展开来，刘文典的命运可谓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缩影，同时也暴露出中国文人的三处“七寸”短板——先于文革，在反右时期就被拿捏了。
一怕断粮。三十年代的刘文典，工作自己找，可以“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即使被本单位开除了，也不愁没地方接受继续工作，所以他能够在校“不畏强权”;但五十年代的刘文典，工作都是政府统一安排，组织安排什么你干什么，本校开除你就等于全国没你容身之地，口粮就彻底没地方领了。你怎么还敢跟领导“斗气”?
二怕断头。因言获罪在历代都是常景，但动辄入狱杀头则属于“非常时代”，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反右，可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的预演。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文人即便不是很“过分发牢骚”，就因为一句话成为“现行反革命”掉脑袋的风险相当存在，“放言的成本”要比过去高数十倍，所以“自古胆子都是统治者给的文人”，便噤若寒蝉了。
三怕侮辱刑。这个是最厉害，也是最折磨人的。
尽管中国文人大多胆小怕事，但有些也是很有气节的，他们一不怕死，二不怕饿，他们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可以“视死如归”，但却对人格和精神折磨的侮辱难以忍受。刘文典遭遇的反右从整风运动开始，动辄“脱裤子、割尾巴”，由亲人同事战友伙伴检举揭发，一把把刺刀扎到了人的心灵深处。刘文典这样把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文人，情何以堪?
刘文典“准自杀”八年后，文革降临，“畏罪自杀”的人越来越多，自杀者大多是文人。文革结束后，连原文化部长、样板戏的创作者于会泳、这样在文革中风光无限的文化人也“畏罪自杀”了。因为粉碎“四人帮”后，于会泳被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他写了近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请求“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谈一次话”，结果得到“组长没时间”答复，深感会遭到昔日被整人同样待遇，于是将自己刷牙杯中的“来苏水”喝了下去。他不知道，三中全会后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比起他所处的文革，已经渐趋文明，依他的作为，不至于死，甚至牢狱之灾也未可及……
敢踢蒋介石的刘文典也好，创作现代京剧的于会泳也罢，虽然他们不是一股道上的文人，但同样带着对“非人道待遇”的恐惧而离开人世。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家会离人性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如果时代作美，他们或都有成为大师的可能，留下更传奇的佳话，但是，那终需一个文明的人性的制度环境，使每个置身其中的人免于恐惧而非无尊严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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