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林最后一次与孙中山等人进行谈话时，孙突然用英语愤愤地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
问题是，“二七”惨案发生之后，党内的激进情绪已大为软化。蔡和森和张国焘等人的主张没有能够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马林的理由很有说服力，既然中共几年之内很难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无论如何不能等到中共有条件发展壮大之后再来进行国民革命。既然国民党有充足的政治资源，又具有国民革命的明显倾向，苏联也决定全力支持国民党，中共当然责无旁贷地应当加入国民党，利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协助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并推动它走向反帝革命。总不能因为“怕加入国民党有危险，而留在党外”。更没有必要担心工人群众会因为加入国民党而被扼杀了革命精神。恰恰相反，要想推动国民党走向革命，就必须在国民党大量充实革命分子，培养强有力的国民党左派，从而克服国民党的种种错误倾向。马林最终促使中共三大作出决议：不仅正式批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且没有直接提到任何旨在争取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实际目标。
马林对通过共产党来发展、推动国民党充满了热情。他为此甚至不惜写信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尖锐批评那些对他说三道四的人。他说：“我不懂，为什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策略是阻止国民革命的发展?”“莫斯科的意向是让党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吗?”实际上，中国“党是个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它的“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鼓励同志们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不应凭想象去工作”。“绝对不要为此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能在工会的宣传中利用这面旗帜”。因为第一，许多人“害怕共产主义”;第二，它会“削弱俄国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合作”，“那些希望我们集中全力去建设群众性共产党的人”，恐怕“是完全忽略了事情的实际情况”。
孙中山
马林的热情未能够得到孙中山的配合。1923年初，广州克复，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本营，重新埋头于军政事务之中，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因此逐渐停顿。这不能不让马林倍感沮丧。马林到底还是一位共产党人，在他的观念中，革命只能像法国以及俄国革命那样，在中心城市宣传和组织群众来进行。为此，自与孙中山接触以来，马林始终都在强调党的组织和宣传的意义，反对任何利用军阀夺取地盘的“革命”方式。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在中共的刊物上化名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只会使自己日益背离下层民众的意愿和需要。由于1922年夏天以后孙中山丢掉了广州，马林的这些批评意见确实很少引起国民党人的反感。但在1923年初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之后，马林就无法再用过去的方式向国民党提意见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5月6日山东临城发生土匪抢劫火车，打死一名英国人，劫掠二十六名外国人。事后，孙中山委任负责外交事务的伍朝枢起草电报，以国民党中央名义致电北京外交使团，要求各国撤销对应负此事责任的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认，以便给予中国人民另行建设全国公认政府的机会。马林对国民党请求列强帮助的作法极感不满。他除了写文章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公开批评以外，还当面向孙中山提出异议。结果，孙中山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对他重提加紧改组国民党工作和加强政治宣传问题，干脆也一口回绝，坚持一切必须等到军事问题基本上解决之后。
马林对孙中山态度的变化，十分焦虑。他终于不能不转而注视中共的作用，企图通过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引导国民党去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他提出，只有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在国民党内部展开宣传，“促进国民党的新生”。马林据此推动中共中央通过决定，以中央委员会诸委员的名义，联名致函孙中山，要求他在华南停止军事行动，到上海去，组织工、商、学界的国民会议，把现有的各联合会组织成为自治政府。他建议，如果孙中山不能接受，“李大钊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其他同志，就要着手去把国民党的地方支部争取过来，采取党的这个新策略”。
按照马林的建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陈独秀等五名中央执行委员起草并向孙中山提交了建议信。信中强调，由于曹锟逼走黎元洪，试图取得总统地位，遭到上海乃至整个北方民众的强烈反对，上海各马路商会已经公开要求组织国民会议解决问题。国民党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公开站出来领导民众斗争，并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为此，“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广州的战事，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家政局危急之时去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以便争取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上，组成一个新的政府，进而建立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国民革命的新军队。但是，孙中山在与陈独秀等人的谈话中明白表示，他既不会与曹锟等人合作，也不会按照各方建议，将国会召来广州，同时也不会支持上海商人的行动，因为他看不出这会有什么结果。孙中山坚持，当前关键的问题，还是要争取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军队。据陈独秀报告说：当他询问孙中山，在国民党尚未成功改组并扩大自己的阵地之前，如何能够建立这样一支军队的问题时，孙的回答是：“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的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将使革命取得胜利。召开国民会议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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