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的缘起及早期慰劳工作
劳军运动起源于一场名为“七七献金”的捐献活动。1938年7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筹备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之时，于武汉三镇各重要地区设置该厅艺术处设计的献金台，呼吁各界踊跃向献金台自由献金，以支援前方将士。对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发出通令，要求“各省市于市内适当地点，分设献金台若干处”，并且“当地党政军领袖先自献金，以资倡导”。此为抗战以来的第一次献金运动，因为抗战周年纪念日，故名为“七七献金”。当时武汉各界积极响应该次献金活动，并踊跃捐献个人财物，如黄金、首饰、古玩、法币等。其间，中共驻武汉代表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等六人亦前往献金地点代表中共捐献一千元。一时之间群情高涨，甚至武汉市救济委员会直属之乞丐收容所全体乞丐亦请求绝食一日，将“绝食所得之款，计一百零五元八角二分”予以捐献。鉴于社会反响良好，献金活动一直持续了五天。据统计，献金总额达百万元以上。
这场献金运动结束后，对于这笔献金的用途问题，各界都一致主张民众自动捐献的血汗钱，最好直接用到浴血作战的前方将士身上，而且应以民众的名义送到前方，以此鼓励前线官兵奋勇杀敌。为了更好地组织分配这笔献金，必须成立一个专门的慰劳团体专司其责。而各界正筹划慰劳组织之时，也正是国民政府号召“大武汉”保卫战的时候，军事委员会为了配合武汉保卫战及适应前线的需要，并将各界的献金迅速发生效用，便于1938年8月5日邀集党政军及有关团体，正式组织“武汉各界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后方勤务部武汉卫戍总部司令部、湖北省政府及党部、汉口市政府及党部、湖北省抗敌后援会、汉口市商会、武昌市商会等十四个单位代表组成，该会设常务委员三人，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湖北省政府代表担任，下设总务、运输、采购、保管、分发、宣传等七组，分担各项具体工作。
该组织成立后，8月8日在汉口三井洋行旧址开始正式办公。委员会感于对抗战将士的慰劳，除了物质上的馈赠以外，更应该在精神上加以慰问与鼓励。于是慰劳委员会就发动了征求三十万个慰劳袋和三十万封慰劳信的运动，其办公费由各委员机关分担，事业费则由军委会政治部在该次“七七献金”下划拨。该运动得到了全国及海外各文化团体和文化界的热烈响应，不到一个月时间，委员会就收到二十多万封慰劳信。在三十万封慰劳信运动之时，慰劳委员会还发动武汉的妇女团体及家庭妇女等三百余人缝制慰劳袋。由于战况紧急，当时武汉已经开始疏散，慰劳品购置较为困难，所以只完成了十万个慰劳袋。袋内放置了毛巾、草鞋、牛肉干、搪瓷碗、民生丹、明信片及宣传品等。此外委员会还制作了锦旗一百二十面，以献给第五、九战区师以上的单位，同时还购置了一些战时必需的药品，以此慰劳保卫武汉的前线将士。
为了将慰劳品顺利地送到前线，武汉各界还特地推举郭沫若等十余人组成各界前线慰劳团，携带慰劳品分赴武宁、南昌等最前线，向第五、九战区之各部队慰劳。北战场则委托政治部设计委员张申府等代表慰问并赠送慰劳品，同时对武汉附近各伤兵医院组织了多个慰劳队，分别前往前线演剧、唱歌、放映电影等，并替他们缝补、洗衣、理发、写信等服务工作，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慰劳总会迁移中的慰劳活动
随着武汉的沦陷，武汉各机关团体亦随军转进，而慰劳工作实为抗战所必需，因而该慰劳委员会也继续转移至后方。由于抗战形势的变化，该委员会亦已经迁离武汉，若仍冠以“武汉”则工作多有不便，乃举行会议将其名称改为“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并先后在长沙、衡阳、桂林流动工作。在长沙，由于地处前方，伤兵达五万人以上，慰劳总会在长沙发动了大规模的慰劳伤兵运动，动员各界人士前往各伤兵医院、各收容所去慰劳，还于1938年11月初邀集长沙各民众团体及艺术社团，组织慰劳队携带药品、宣传品等，分赴各伤兵医院慰问。12月初在桂林，再次发动慰劳伤兵运动，并且征求了二万余封慰劳信及一部分药品，送至湘鄂前线将士手中。
1939年5月，慰劳总会鉴于抗战进入新阶段，为激励前方士气起见，特发动了征求五十万封慰劳信运动。慰劳信内容要求通俗易懂，并表达对前线将士崇高的敬意及鼓励抗战情绪等。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总会还组织了竞赛活动，规定凡以个人名义征集慰劳信一百封以上五百封以下者发给名誉奖状，五百封以上一千五百封以下给予奖章，一千五百封以上五千封以下者，奖以名人捐赠纪念品。同时对各机关团体、学校也制定了相应的奖励措施。该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响应，结果所得慰劳信数目达到七十多万封。其中个人征集最多的为金鼎一，达五百封；机关团体为“全民抗战社”，征集共达十三万四千余封。
由于夏天到来，前线疾病流行，严重影响抗战将士的健康，慰劳总会发动征募防疫及治伤病的药品，将征募到的药品分成三万组送至前线。除此之外还发动了征集书报杂志运动及组织了南北两路前线将士慰劳团。尤其是组织南北两路慰劳团，分驰大江南北各战区广泛进行慰劳。其中南团自6月23日由重庆启程，至10月底始返回，由马超俊为团长，历经川、黔、桂、湘、赣、闽等九省，形成二万多里，慰问第三、四、六、九各战区；北团自6月底出发12月初始返回，由张继为总团长，历经陕、甘、宁、青、豫等七省，行程亦两万余里，慰问第一、二、五、八、十各战区。两团每到一处对高级将领及全体将士进行隆重献旗典礼，并举行代表座谈，同时对一般将士及沿途伤病官兵分别加以慰问及赠送慰问金，南北慰问团所到之处，无不备受当地军民热烈欢迎。
为了及时通报慰劳情况及供给前方将士精神食粮，慰劳总会还特地出版了《慰劳半月刊》，该刊尽管由于日军轰炸导致印刷条件日益困难，只出了7期，但该刊物的创刊得到了最高当局的支持，蒋介石还专门为该刊题写了刊名。《半月刊》上的文章以通俗易懂、鼓励士气为原则，如在其创刊号上刊登的文章就有《寄给征夫》《日本快要发生大地震了》《大除奸》等。
多种多样的慰劳活动
除征求慰问信及药品、组织慰问团等，全国慰劳总会迁至重庆后，还举行了多种多样的慰劳活动。如春礼劳军运动、慰劳空军运动、出钱劳军运动等。而春礼劳军运动则是全国慰劳总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劳军运动，为以后的劳军运动准备了有利条件。
春节，乃我国的传统佳节。在民间都有亲友相互馈赠礼物的习俗，以增进亲睦，但颇多无谓消费。1940年中国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而民间对此积习已深，骤难更改，慰劳总会希望全国同胞顾念战时财力、物力之匮乏，将准备馈赠亲友的礼品转赠前方将士、伤病官兵以及军属烈属等。如此，既可以表示后方同胞对于抗战将士艰苦奋斗的答谢和慰问，又可以增强全国人民的抗战使命感、责任感。该行动得到了各界人士的积极支持，1940年1月10日，慰劳总会在重庆约集中央与地方百余单位开会，决定成立重庆市各界春礼劳军筹备运动委员会，推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社会部、国民精神总动员会、新生活运动总会等机关分任总务、宣传、推行三项工作。征集礼品以鼓励杀敌情绪、增强抗战力量及发扬民族精神，且以便于携带、经久不坏为原则，如日常用品、药品、食品、图书等。
在宣传方面，慰劳总会将1940年2月1日至7日定为春礼劳军宣传周，发动重庆市各机关团体、戏剧社、话剧社及童子军等组织各队前往各重要市区举行街头宣传，中国电影制片厂还备车2辆在市内外巡回放映抗战影片。1日，总会还印发告全市同胞书，各重要报纸纷纷转载，并出版春礼劳军画刊等,同时邀请冯玉祥、张群、王世杰等国民政府要人发表广播演讲。为了扩大影响，总会还在公共场所、公司商店张贴各种传单、图标，并鼓励各机关团体悬挂大型横幅。一时之间，全市充满“春礼劳军”的热烈气氛。
为了方便大家献礼，总会将2月10日定为献礼日，并在后方各县市要道或公共场所设立送礼台，为渲染气氛，送礼台旁还安排军乐队、歌咏队或演讲队鼓励民众献礼。在慰劳总会的精心布置下，后方人民献礼活动十分热烈。献礼日当天上午9时在重庆川东师范大操场举行春礼劳军开幕大会。到会各机关团体组织之送礼队达两百有余，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重庆市市长吴国桢先后登台演讲，并有飞机在操场上空散发传单，会场情绪空前高涨。散会后，送礼正式开始，台前人山人海，礼品更是堆积如山，直至晚6时当日的献礼才结束。据统计，10日重庆共收礼金60余万元，实用礼品如毛巾、布鞋、草鞋等之数量更是远远超出预计。而在其他后方省份，该次献礼也是得到了热烈的支持。如在湖南，献礼日自2月1日至15日止，该省献礼者十分踊跃，下辖各县也组织了春礼劳军筹备会，并印发各种宣传单以号召该县民众积极支持春礼劳军。此次献礼结束后，湖南省共得礼金12万余。除此之外，此次春礼献金在广东、广西、陕西、宁夏、上海等地甚至海外侨胞中也得到了积极响应。这些物资的集中，对于正处于抗战艰难时期的前线将士来说，可能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其产生的精神鼓励作用却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
除利用春节来慰劳前线外，1940年8月，慰劳总会鉴于抗战以来我国空军凭借低劣的装备与强敌浴血奋战，不少将士血洒长空，而全国尚未对空军进行大规模的慰劳活动。为了激励士气及向空军将士致敬，特发动全国性的慰劳空军活动。如对各空军司令部驻地进行慰劳，发表《全国慰劳总会慰劳空军将士告全国同胞书》，募集物资及举行慰劳大会等。此次慰劳行动，对于激励军队士气，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结语
在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的大力运作下，劳军运动自1938年起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结束。除以上慰劳活动外，慰劳总会还发动了秋礼劳军、义诊运动、贺年信运动及出钱劳军运动等。据总会后来统计，抗战期间各种劳军捐款达到5亿4千余万元，这些款项对坚持八年抗战的军队来说可能是杯水车薪，但从这场劳军运动中折射出战时人们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高尚情怀，却不应该因此而湮没于历史长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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