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读者对混乱的材料产生不了什么兴趣，又没有透过表象追逐线索的特殊能力，读完以后通常会比读完以前更加思想混乱。有理解力的读者懂得怎样自己处理资料，因此还是会感谢作者的积累工作，但同时不得不认为，全书涉及的主要历史线索需要更好地厘清。顺便说一句，其他类似的作品并不比本书更强。
近代日本的泛亚洲主义
日本“满蒙政策”跟晚清以来的双重外交有关，后者又源于二十世纪初叶的国族构建和认同政治。日本自开化以来，一直深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斗争之中。从现实主义和国家利益的角度看，日本既然侥幸融入国际体系，获得了荣誉欧洲国家的地位，就应该以正常国家自居，在现有国际体系内部追求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条路线的问题在于，正常国家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西方中心的概念。日本精英有理由担心：如果接受了这种路线，日本的特殊国体还能不能保存。
现实主义者既是开化政策的主要既得利益者，又是特殊国体的主要既得利益者。东食西宿，态度自然暧昧。暧昧的角色难以胜任引导国民的任务，因此提不出理直气壮的国家使命。非既得利益者只能向泛亚洲主义寻找使命，他们的高见大致如下：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以物质利益为本，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落后国家具有侵略性。东方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不能因为暂时的弱势而丧失自信。日本现在迫于形势，只能接受西方游戏规则，但有朝一日发达了，绝不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性老路，而是要用王道的精髓提携那些不幸的东方兄弟。
孙文和革命党人是泛亚洲主义的第一批受益者。他们本着“革命排满”的宗旨，企图重新构建国族边界，提出了“日亲满疏”的原则。也就是说，日本、韩国和大明同属华夏文明圈。日本作为华夏各邦的先行者，应该支持“驱逐鞑虏”的共同事业。他们通过“支那亡国”（其实就是明清易代）的纪念活动凝聚人心，寄希望于亲邦日本的理想主义舆论。日本外务省在现实主义者主持下，走向国际协调主义：追随西方列强，承认条约体系，尊重大清的政治制度和领土完整，因此不能支持大清朝廷认定的颠覆分裂分子。
泛亚洲主义者却没有这样的顾忌。他们希望提携革命党人，将大清赶到长城以外，将俄罗斯赶到黑龙江以外。这样的革命将会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新东方文明圈，结束西方对远东的统治。在清日两国的泛亚主义者看来，这正是上天赋予他们的使命。只有这样的伟大事业，才配得上他们艰苦卓绝的牺牲。孙文在辛亥年间与日本达成的密约就是基于这种愿景，主要由于外务省和北洋的反对而作罢。后者认为推翻条约体系的革命行动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制，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新东方文明圈禁不住这样的打击。因此，大清遗产和条约体系必须维持。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必须继承大清的版图和条约义务，而非大明或其他想象共同体的版图。
日本“满蒙政策”演变的国际背景
民国最初二十年，泛亚主义在中日两国都陷入低谷。孙文多次呼吁日本重新举起泛亚主义和王道政治的旗帜，帮助他推翻帝国主义卵翼的北洋政府，但响应者越来越少。国民党最终对老朋友完全绝望，在苏联身上找到了新的希望。国民党的国内政策随着国际政策而逆转，一变为激进的中央集权主义者和同化论者。南京国民政府的新理论宣称：满蒙和其他族群都是中华民族之内的宗族，不是独立的民族。他们的首席理论家戴季陶将列宁主义和五帝神话结合起来，完善了国族建构的新理论。国民党的首席理论家戴季陶
日本的泛亚主义者认为，国民党已经背叛了自己，投入原先假想敌俄罗斯的怀抱，由亚洲解放者的朋友变成了亚洲压迫者的奴仆。他们现在支持国民党的迫害对象，就像在清朝末年支持同盟会一样正当和高尚。在朝的现实主义者知道并默许他们的活动，觉得这些活动在一定范围内有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但前提是不能公开和露骨地推翻条约体系，产生日本和西方直接对抗的危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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