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当上了纺织女工

吴桂贤祖籍河南，很小时随家人逃荒到陕西咸阳。父亲有点文化，在一家粮店作记账先生，母亲操持家务。家中大大小小9个孩子，她是老大。她说，小时候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菜是什么味儿，整年都是吃野菜。从记事起，就天天跟穷孩子们一起去捡煤核儿以补家用。

1951年，西北国棉一厂招女工，吴桂贤参加了招工考试，考试先考眼疾手快，这些都顺利地通过了。量个头儿，刚刚够高。体重本不够，多亏小姐妹们相互传招，她事先在兜里放了一些石头子才勉强通过。问年龄时，她知道只收16岁以上的，便一口咬定自己是16岁。其实，她瞒了3岁。

第二天，厂里进行工人阶级启蒙教育，主要讲工人阶级是新社会的新主人，一定要对党对祖国忠诚。讲完后，填表登记。5个女孩老老实实地写上了13岁。厂里说13岁的要退回，5个女孩哭作一团，谁都不肯走。那年头，家里都穷啊!师傅问：“你们还都是小孩，夜班一干1O个小时，顶得住吗?”吴桂贤带头表态：“没问题!”就这样，几个赶不走的小童工就被留下来了。

同期入厂的赵梦桃比吴桂贤大3岁，她们在一个车间一个小组工作。赵梦桃小组共有24个女工，赵梦桃是小组长，吴桂贤是党小组长。

从1951年到1974年，吴桂贤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光荣的集体。她的辛苦、她的成就、她的命运，都与西北国棉一厂在一起。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意想不到的事太多。

做梦也没想到担任副总理

“您是怎么当上副总理的？”

“1974年9月，我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陈永贵作为农民的代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会议。开完会，毛主席把我和陈永贵留了下来，让我们在中央工作，我们感到很突然，那时吃饭是要交粮票的，由于事先不知道，我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一个纺织女工，当了3年国务院副总理。当问她当副总理的感觉时，她连连说有很多的不习惯。吴桂贤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后，开始中央办公厅要给她配秘书和警卫，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所有的文件都由她自己保管。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她改变了不配秘书的主意。“有一次，一份文件找不到了，当时，我把文件摆了一地，数来数去就是少一份。陈永贵的秘书来家收文件，我只好说文件没整理好，明天再交。我趴在地上找啊找啊，心里都快急死了。后来，发现夹在抽屉后缝里了，这才松了一口气。事后，我对汪东兴说，还是给配个秘书吧。以后，从陕西调来一个叫王杰的女干部，她是我的第一个秘书。后来，我分管了工、青、妇，卫生部、纺织部，各类文件一天一大堆，我就又要了一个秘书张健民。但是，我一直没要警卫。”

同江青做邻居不自在

吴桂贤到中央后不久，就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

江青住在吴桂贤附近的10号楼。1975年春节过后，吴桂贤的丈夫带着4岁的儿子来探亲。“当时，我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一天晚上，我丈夫和儿子在门前走走，碰巧江青也出来散步。她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我的楼。一般情况下，首长间相互来往是必须先打招呼的。见江青来了，服务员马上打电话告诉我：‘10号楼的首长来了。’我立即下了楼。江青问：‘外边怎么有个孩子啊?你知道不知道这里住的都是什么人哪?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我只能带笑说：‘我马上让他们出去。’后来，我要求搬出钓鱼台，我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先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时，我最小，我就听着，不吭声。

最后主持人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我就大声说：‘没意见，’时间长了，老领导就说：‘桂贤哪，你没发言哪!’我说：‘前面老同志的意见都很好。’‘主席的指示我完全同意。’常常就是这样。因为我资历最浅，感到非常拘束。”

“半年以后，我向周总理提出回去。我说：‘我来自工厂，只对织布了解。卫生部、纺织部、一轻、二轻，我都不了解。我下去一年，跟县委书记学习3个月、跟重工业大厂书记学习3个月，在省委学习3个月，下去走走，再回来工作。’总理没有同意，但让我根据主席指示下去搞调查研究，每年可以下去两个月。”

关于李时珍的政治笑话

“文革时，到处传说您在回答外宾问题时，居然点了李时珍的名字，让外宾认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这种关于我的笑话，我听得多了。这些笑话传到国棉一厂，我的姐妹们都急得哭了，谁知道怎么编出来的?有人认为我文化低，其实，我看过很多古今中外的历史资料。李时珍这样的知识小学生都知道，我怎会出笑话呢!每次接见外宾前，我都要看很多的文件和资料，我文化低，但好学好想。外国人的名字我都要记下来，怎可能出这样的笑话呢?”

粉碎“四人帮”以后，吴桂贤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西北国棉一厂，她的职务是：厂党委副书记。

应聘打入企业界成了董事长

1988年，深圳外贸集团、陕西省保安县物资局和香港投资商姚逸鸿先生决定合办一家纺织、印染、服装联合工厂。当时深圳市的一位领导干部带队到陕西考察人选，去了许多地方，当听说吴桂贤在西北国棉一厂时，领导问：“能不能见见?”

考察小组如愿以偿。当他们边参观边听这位当年的劳模、如今的企业管理者滔滔不绝地介绍情况的时候，心中的人选不约而同地确定了。他们请吴桂贤来深圳工作。吴桂贤说：“我5O岁了，又不是大学生，恐怕干不了。”他们说：“你有经验，我们要的就是你。”

当时，吴桂贤的爱人刚从国外考察回来，他说：“改革开放的前沿发展起来一定好过内地，你可以去考察一下。”

6月，厂里派两个人陪吴桂贤来考察。一看，有厂房、有设备，是一个很好的实体。的确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吴桂贤同意了。

1988年8月，吴桂贤只身来到了天天都在发生变化的深圳。她说：“虽然50岁了，但千万不能落伍，我一辈子好强，绝不能在特区落伍，我要在特区检验一下自己的人生价值。”

吴桂贤当了鸿华印染厂的副总经理，负责生产。总经理叫她到全国各地招兵买马。她说只到陕西就够了。于是她很快回到陕西，找到了几家熟悉的印染厂的厂长。她说：“太强的我不能挖走，差的我也不要。思想好、守纪律、技术熟练的，我要，刚退下来的我也要。本人愿意、家属同意，都可以报名。”仅半个月，她就带回了110人。

紧接着的事是买布。吴桂贤带业务员到全国各地把关系接上，很快，印染厂就开张了。像年轻时当劳模一样，吴桂贤依然精力充沛。有了任务，她还像过去一样不顾一切地拼命干。为了联系工作，她可以在陕西深圳之间3天打个来回。在她的努力下，鸿华印染厂旗开得胜，产品产量、质量一举达标率98%。半年后，吴桂贤出任了董事长。

1993年7月，深圳外贸集团和进出口公司要一起组建工会，她被派来做组织工作。这两个单位共一万两千多职工，工作量很大。工会工作对她来说虽是轻车熟路，难得的是她依然干得拼命。立即召开各种座谈会，组织人写报告、审查代表资格、安排会务。2O天后，就召开了工会成立大会;半年后，63%的基层工会宣告成立。在工会主席这个岗位上，吴桂贤又干了两年，直到1995年退休。

恩爱夫妻温馨家庭

吴桂贤的老伴王振涛高高的个子，透着一股英武之气，他操着一口山东话，不时提醒吴桂贤：“过去的事，少说点儿吧!”言语里听得出对老伴深切的关爱。

王振涛是1963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西安上学，以后分配在部队的一个研究院，搞激光研究。经朋友介绍，1965年他们初识。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吴桂贤，忙得几乎忘记了一切，包括谈恋爱。“我们谈了6年恋爱，实际上，是他给我写了6年信。6年来，我只回过一封信。我们没一起看过一次电影，没压过一次马路，我也没给他买过一次饭。他从部队来看我，我总是那么忙。开饭的时间到了，我顾不上吃，只好给他一张饭票，让他自己去吃。有时，他给我洗衣服;有时，他边看书边等我，看我忙，时间到了，背起那个部队发的黄包包就走了。我很过意不去，他却说，我反正是认定你了，铁杵磨成绣花针，我也要等你。”

跟劳模谈恋爱的人，的确不容易，更何况吴桂贤还是兼职省委书记，她顾不上结婚。吴桂贤直到31岁才结婚。当时只有3天婚假，吴桂贤都没休，他们只在招待所住了一夜。厂里没房，劳模也同样没房。她记得，每次王振涛来了，姐妹们就让出房子让他们祝

吴桂贤当副总理时，他们是两地生活。两个孩子都小，王振涛在部队也很忙，老大是吴桂贤的姨母带大的，老二是她的母亲带大的。老二出生两个月就断了奶，当时正是夏天，老母亲直抱怨她：“哪见过这么热天给孩子断奶的?”但是，当劳模就是要奉献，老母亲还是把外孙女带走了。

儿子5岁时，老王把他接到了身边。他又当爸又当妈，白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晚上接回来照顾。老王教会了6岁的儿子煮鸡蛋、炒鸡蛋。他出差了，就让儿子自己做鸡蛋炒饭吃，再请合住的邻居早上叫醒他去上学。吴桂贤说：“两个孩子小时候我都不能好好带，过去我很担心，将来孩子会不会对我不好。可事实说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如今，他的一儿一女都毕业于深圳大学，都在银行工作，他们都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而且对父母十分关心。

10年前，王振涛带两个孩子到深圳落户，他曾任深圳中日合资赛格日立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去年刚刚退休。老王最大的乐趣是看书，偶尔也像大多数深圳人一样玩玩股票。吴桂贤呢?她还是很忙。深圳有16万陕西人，他们成立了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吴桂贤被推举为会长。为陕西招商引资，为陕西搞画展……再加上其他各种社会活动，她依然是闲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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